钢材赌经

　　本报记者 张凤安 特约记者 赵飞飞

　　已经一个多月了，陈志健一笔400万的应收款还没到账。而此时，向上爬行的钢材价格直撩人心：2007年刚过半个月，价格已经比三个月前高出200元，这是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久违的好行情。

　　不能再等！

　　陈志健决定用银行支票抵押向所在钢材市场老板融资，并在半个小时敲定。在上海滩，福建周宁上海商帮与上海钢材市场几乎是同义词，陈志健属于这个群体的一员。

　　钢材这种大宗商品交易，巨额资金融通至关重要。而作为商业移民，重复担保、高利贷助周宁上海帮渡过一次次难关。

　　周宁，这个面积仅为1000多平方公里的

福建东北部山区小县，人口不过19.6万，但却有5万人在上海从事钢材生意，把持了其中最大的十几个钢市，控制了近600亿的钢材交易，占市场份额约60%。

　　而在另一面，周宁县所在宁德市人大常委的调研结果令人忧心：周宁资金大量外流，经济发展缺乏金融支持。

　　现在，上海周宁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赖以起家和度过困境的种种“乡土文化”亦可能令其财富成为脆弱的流沙城堡。

　　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移民群体的症候。

　　家族为纽带的商业模式

　　陈志健不是最早来上海的淘金者，但命运却由早期淘金者所决定了。“第一波周宁人做什么成功了，尾随而来的就做什么，就像当年先辈走村串户补锅一样。”陈志健说。

　　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到处都是工地，钢材生意好做。但当时钢材属于重要建设物资，由政府统一调配。周宁人只好先从卖铸铁管(下水道和自来水管用材)开始。而生产这种铸铁管的是浙江温州、台州人，竞争开始了。1993年，温州人决定，将批发给周宁人的铸铁管全面上涨20%。到了年底，再涨价20%。

　　“我跟温州人关系很好，但对方告诉我，如果给你降一分钱，他们就封杀我。”早期来上海淘金的肖志成回忆说。

　　面对此种窘况，肖志成们决定行动起来，上海周宁人互助会正式组建，并制定对策：一是不再向山西等地进货；其次是转向钢材市场，卖钢材附属品。

　　其时周宁人在上海滩还是打游击式的经营。资金周转困难。互助会成员每人交一万元会费，千里之外的周宁县政府则特拨50万元财政周转金支持互助会。

　　互助会还制定了一个特殊日程：每周轮流在会员家里聚会一次，重头戏或是请企业家做市场经营报告，或是律师做法律讲座，或是税务、工商部门的人来讲解政策。

　　上海周宁人互助会草创时期有52个成员，许多人日后成为上海钢材市场呼风唤雨的老板。这其中包括逸仙钢材市场老板周华瑞、上海周宁商会会长周培建等人。

　　从1996年到2001年，周宁人开始大胆向钢材市场进军。而其中关键的一个人物是周华瑞。他的一次大胆创举，奠定了周宁商帮如今在上海滩的地位。

　　1996年，上海周宁人互助会的骨干周华瑞，投资建立了上海第一家“前店后库”式的钢材现货交易市场，即现在位于上海杨浦区的逸仙钢材现货交易市场，这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钢材现货交易市场之一。

　　陈志健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周宁人做现货经历了几个井喷期：起步时候一般是挂靠国企的营业部，资金量达10万元左右的就是个大户，1995、1996年有三五十万了不得，1997、1998年是100万，2000年左右是两三百万左右。2000年之后就成批批发，开始五千吨、一万吨发货。

　　但周宁人如此迅速扩张，除了资本因素外，另一个就是周宁人的家族因素。在上海大型钢材市场做钢材现货的周宁门店老板，一定是有几个亲戚负责其业务、财务等关键职位。

　　危险的游戏

　　尾随而来的周宁人并非个个能卖铁补锅，周宁人的另一个“老本行”——赌博，也在上海周宁人中兴行起来。

　　周宁人抓住了2002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在上海的各个区分别成立了周宁人开的钢材市场。

　　在上海创下丰厚产业的周宁商人，开始与属地的税务，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干部往来。

　　对于在上海淘金的周宁商帮来说，赌博或许只是娱乐而已，有更刺激的游戏。钢材是大宗商品，资金量不大，做不成现货交易，周宁人找到了融资秘方：互保。以手上的钢材向银行为对方互相担保。除此之外，由于钢材市场的扩张，为了吸引人流到市场，许多郊区的钢材市场采取了免收或者低收店租，并提供融资的服务。

　　在2002年、2003年，钢材交易的火爆，钢材价格隔一个晚上就可以上涨几百元的年代，这种实物互保使得资金流量被迅速放大，润滑着交易的同时，信用也因急剧膨胀而严重透支。风险悄然相随潜入。

　　2004年新一轮宏观调控趋严，钢材价格出现倒挂，每吨3000元进货第二天却可能跌到2800元，资金链开始紧张。于是有人开始铤而走险。与小型钢厂合谋，降低钢材的成分，如锰的含量；或者干脆降低每根钢材的重量。此外，处于困境的周宁人开始从“地下钱庄”借钱。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在上海至少有周宁人控制的可拆借两三个亿资金的渠道，周宁人俗称高利贷。

　　肖峰荣所在的村里许多人将资金委托上海的亲戚“放高利”，甚至向银行贷款(利息0.9%)，或者同村借钱(一般是1.5%—2%的利息)到上海放高利。利息高的有6%，低的至少是4%。2005年，肖峰荣所在的村庄就赚了200万利息。

　　上海高利贷的利息率一般是6%。借者多为急用：钢材马上会提价，手头没钱进货；银行贷款到期；钢材现货商通过担保公司向银行借钱炒钢材，到期还不了自然是要靠钱庄的高利贷去填补。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我们都是给钱庄打工，资金链有一环断了，泡沫就捅破了。”陈志健说。

　　正是靠这样危险的关系，周宁商帮安然度过了2004、2005、2006连续三年的钢材熊市。

　　浮华与“空巷”

　　周宁上海商帮谁都知道，未来还有三重商业风险：上海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银行对钢材市场资金支持；钢材供给总量过剩局面是否改变。此外，周宁上海商帮还有隐患：他们所控制的是钢材产品中低端产品系列。

　　对于久经“钢铁”考验的周宁人来说，或许这都不足虑，埋在心头的是另一种浮华的苦衷。

　　“做钢材不成文规矩是讲究包装，开

宝马奔驰才会让人相信你有实力。”在大进大出的钢材市场，流动着的名车难以支撑的浮华时代。

　　知情人士说，周宁商帮在上海至少有200部左右的宝马奔驰车，1300部各类车辆。但“名车基本都是贷款买的。”陈志健说。

　　而在千里之外的周宁县城，一条被上海媒体誉为周宁南京路的中兴街，已经人去楼空，他们的主人远在上海滩。只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才会再次光顾。

　　2003年10月，周宁县提出了“劳务强县”这一发展战略，但明确将该县6万多名劳力外出这一优势转化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行动。

　　与四川等我国劳务输出地大为不同的是，这些地方随着劳务输出，每年也顺势收到外出劳务汇兑回来的巨额资金，并带来本地金融的活跃和经济发展。而周宁刚好相反，2005年，周宁县所在的宁德市放到上海来的贷款，就达到三四十个亿。

　　2006年10月，宁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宁德市工业发展战略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其中对周宁县的调研令人忧心：“周宁县受上海商帮的影响，金融和民间资金大量外流，工业经济贷款2005年甚至下降了13%”，为此地方成立了担保公司，“但由于多种原因，无法正式运营”。

　　“这正是周宁上海商帮给出的一个独特的群体移民启示。”长期研究中国移民问题，对当代温州、福建等地的商业移民有着长期的调查和思考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吴松弟教授指出，“他们对我说，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这就是一个移民群体的精神。你甚至都不能轻易下判断，说他们是非理性的。”吴松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