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和

　　这次，中印两家制药公司的合作有可能改写世界抗艾滋病药物市场格局

　　文·本刊记者 张晶

　　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来自印度的仿制药大王西普拉(Cipla)公司和它的董事长约瑟夫·哈米尔德(Yusuf Hamied)已经成了为抗艾滋病事业而不计成本的斗士。在过去的十年间，他成功地将印度抗艾滋病药物价格降低了一半，并持续不断地四处游说政府放宽对抗艾滋病、疟疾等疾病的药的专利限制，好让更多的贫穷人群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昂贵的药物。

　　现在，这家印度顶尖的医药公司又有了新想法——和中国最大的原料药供应商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结盟，利用后者提供的抗艾滋病药物原料药，结合自身的生产工艺和标准流程，为全球抗HIV药物市场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今年下半年，两家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好消息是，哈米尔德面对的市场足够庞大，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球约有6000万人正遭受着艾滋病的侵袭，艾滋病药物的年销量增长率约在15%左右。仅仅在南非、印度、巴西和泰国，到2010年抗HIV药物的市场需求总量将超过100亿美元。

　　而两家结盟的最大优势是，能够一方面利用来自中国的低成本原材料来降低成品价格，一方面又能通过中印两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之间的合作，让产品迅速进入全球采购体系。甚至通过一些“强制许可制度”(由国家签署强制许可，在没有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其他人实施相关专利，目前西普拉已经成功地游说印度政府实施这一方案)，让自己的新产品进入更多的市场。

　　但大麻烦依然存在，作为挑战者，他和他的中国同伴要面对葛兰素史克、默克、雅培这些已经将抗艾滋病制剂专利权和生产权利牢牢锁在手中的西方药业巨头。后者虽然常被一些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指责为导致药价高昂的源头，但由于几近垄断的现实，在非洲、东南亚等国，它们的产品在短期内依然是市场的主流。

　　“中印两国应该联合起来，在没有强制许可制度的市场，我们最多支付4%的酬金取得西方人的授权，但决不允许他们垄断。”哈米尔德对《环球企业家》说。

　　【不完美的“民族英雄”】

　　“就世界范围而言，印度制药业的成功意义在于，它以相对低的价格提供了高质量的药品。”印度药物制造商协会(Drug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主席Nihchal H Israni说。而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70年印度专利法的独立，新法的核心是专利不再保护产品本身，而只是保护生产过程，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强制许可制度的诞生。自此之后，印度的仿制药企业大兴。

　　西普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壮大，尤其是1989年拥有剑桥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的哈米尔德成为公司的常务董事兼主席后，西普拉不断向政府推销的哲学就是，应该依靠自己的民族力量来解决艾滋病问题，到了1990年，西普拉就开始将抗艾滋病制剂齐多夫定本地化生产。

　　尽管不高兴的跨国公司名单有长长一串：葛兰素史克、罗氏、雅培、默克……，但是西普拉还是赢得了印度市场的胜利。从2000年至今，它一直占据了印度抗艾滋病药品80%的市场份额，并成功迫使跨国制药巨头降价，西普拉也被当地舆论称为“民族英雄”。

　　然而问题还是接踵而来，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印度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最多的国家，但是印度一直拒绝承认国内感染艾滋病情况的严重性，不认为这将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疫情，这种对待艾滋病隐讳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印度的抗艾滋病药品市场规模实际并不大，整体规模长期徘徊在100万美元左右——这只相当于西普拉2000年营收的1%。

　　再加上印度政府将大量的钱花在了预防而非治疗艾滋病上，比如几年前世界银行借给印度政府用于艾滋病防治的贷款中，西普拉虽然成为了其治疗艾滋病预算药物价格标准提供者，但这笔贷款只有15%用到了艾滋病治疗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仿制药企业开始争夺这个规模很小的市场。

　　而且印度整个医药市场实际并不大，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数据表明，10亿印度人在药物上的花费和7百万瑞士人的花费相当，这意味西普拉要想在商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就必须寻求海外市场的增长。

　　哈米尔德的目光首先放在巴西。由于这里已经启动了强制许可制度，西普拉并不担心西方药业巨头的竞争，最近几年一直将自己的原料药出口到巴西。而在艾滋病的重灾区南非，西普拉和当地一家制药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Cipla-Medpro，主要提供价格相较低廉的药品。

　　但要保持长期出口的优势，西普拉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寻求更低的成本和跨越自由贸易的屏障——国际和国家专利规则。正是利用专利，葛兰素史克曾阻杀了无数希望将齐多夫定进口到其占领的市场的对手。因此西普拉需要这样一个伙伴，能够在为它降低成本的同时，在打破专利规则领域发出更多的声音。

　　【降价，再降价】

　　中国的大多数制药企业总是被讥笑缺乏宏图大志，不会有大作为，因为它们既不愿意花钱也不愿意花时间投入到新药研发上，而蜗居在这个产业链条的最低端，要么提供原料药，充当跨国公司和印度企业的原料供应商，或者做做别人专利已经到期的仿制药挣挣快钱。

　　但迪赛诺并不想这么做。虽然其核心能力还是在于原材料提供，但是其董事长徐胜平在和西普拉多次接触后，终于意识到，如果自己从一家原料药贸易公司到成为西普拉的抗艾滋病药物原料药供应商，再到成为拥有三种能够组成鸡尾酒疗法的艾滋病药物制剂供应商，正好可以完成一个企业为生存最自然的转型，走到产业链的中上游。“我们完全可以变成是一个大家庭”，他对《环球企业家》说。

　　迪赛诺凭什么获得这个合作机会？首先当然得益于印度仿制药企业和中国仿制药企业从竞争到合作的大背景，此外就是它能够提供西普拉所需要的超低成本，并能在抗疟疾和抗艾滋病药物领域，帮助西普拉共同发出它所需要的声音。

　　这种原料药企业和制剂企业的联合，已经直接或者间接使得众多的跨国公司不断降低它们药物的价格。今年7月，艾滋病药物的主要提供商之一葛兰素史克在其非盈利性报价单上新加入了两种抗艾滋病药物Ziagen和Trizivir的价格，降幅为30%。其中Ziagen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二线药物。二线药物是为了解决艾滋病人对1995年美国研发的一线药物产生抗药性而研发的更新的抗艾滋病药物，且和一线药物一起使用。紧接着8月份雅培宣布降低另一种二线药物Kaletra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价格，降幅为63%。

　　超低成本换来了迪赛诺最需要的、和国际标准接轨的制剂生产工艺和标准。西普拉为迪赛诺提供人员培训、监控制剂制造流程，并帮助迪赛诺将原料药卖到抗艾滋病原料药主要市场——巴西、印度和泰国。即使是这样的市场也竞争激烈，除去印度企业，另外一家中国企业厦门迈克公司已经在去年9月通过了巴西

　　于是迪赛诺希望获得新的市场机会，即世界卫生组织用于援助贫困国家而进行的国际政府采购。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就是欧盟的标准，它们采购制剂成品而目前国内没有一家企业的制剂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但是西普拉可以。

　　另一个机会则是关于强制许可制度，迪赛诺想要生产更多的抗艾滋病药物，目前只能在众多抗艾滋病药物中挑选没有受到专利保护的五种，这显然还远远不能满足其生产需求，但如果中国市场能效法印度通过强制许可制度，那么迪塞诺将会获得更多机会，“这点西普拉同样可以提供经验支持”， 总经理李竟鹏说。(8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