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善广：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问题探讨

　　孔善广，1966年出生，广东佛山南海人，独立学者，《新青年·权衡》杂志特约撰稿人。曾任业务员、副厂长、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厂长、公司总经理。 1998年获“广东省优秀乡镇企业家”称号。2000年起辞去公职自办企业，并自由研究学习，研究兴趣为公共经济和农村问题。曾发表论文于《远东中文经贸评论》、《中国城市化》、“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中国三农问题报告》、《政府转型与社会再分配》、《中国农民问题(新农村建设与农民问题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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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问题探讨     11月23日 星期四

　　文/孔善广

　　【摘 要】：我们既重视粮食安全也重视提高农民收入，但一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确保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存在矛盾。我国相对稀缺土地耕地资源不能体现其真正价值，粮价一直被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农民在承担粮食安全的压力。如果在粮食不能完全市场化下确保粮食安全，就必须加大粮食补贴，能提高农民收入特别对提高主要产粮区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能起到积极作用，在目前的小农经济下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甚至将耕地抛荒的现状下，加大粮食补贴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确保粮食安全并行不悖。

　　【关键词】：粮食安全 农民收入 粮食补贴

　　三农问题，其实最终是农民的收入问题，简单地说，如果农民的收入接近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何来三农问题呢？必须承认，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们都希望提高农民收入，而且是千方百计想提高农民的收入。

　　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也牵涉到农民收入问题，因此就有“既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气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之说。

　　一、保证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的矛盾？

　　国家的对于粮食安全的确很重视，“我们既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气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最为根本并需要着力解决的是，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不高；最为关键并需要研究探索的是，有利于粮食生产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如果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加上目前粮食市场信号的放大效应，各地各方面粮食购销的同步效应，以及粮食生产的滞后效应的影响，就会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既然“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那么推理下去，粮食价格上涨种粮收益就大，肯定能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也就可以保证粮食安全了。

　　但是，实际上又如何呢？“粮价适度上涨对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促进作用。但必须看到，粮食是生活必需品，粮价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市民，粮价的涨跌应该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粮价一价带百价。如果粮价上涨过快过多，就可能带动整个物价的上涨，甚至引发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

　　这样的确充满辩证关系，但最终粮价就“应该”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了，那么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的压力还是要由农民承担。因粮食安全原因粮价被调控不能上涨，农民的种粮收入难以提高，保证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的矛盾就一直“存在”。

　　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下，中国实现了(过)粮食自给，用占全世界约7%的耕地养活占全世界约22%的人口，我们以往一直深感自豪。但是，农民的收入呢？根据《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的数据，2003年，全国的小麦种植平均每亩亏本36.4元，平均每百市斤亏6.6元。 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多2499元，到了2005年扩大到7238元，差距越拉越大，对比倍数由1995年的2.46倍加大到2005年的3.22倍(表1)。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达到6：1，这与我们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指导思想充满了矛盾。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包括非农收入，如果农民不是有非农收入的话，这个差距就更大。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非农收入，中国的小农经济早就破产了。资料显示，2000年至2001年，湖南省农民每生产100斤早稻，平均亏损达6.77元；2002年费改税后，每100斤早稻含税成本高达58.54元，农民每生产100斤早稻亏损12.77元。

　　《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5》 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的小麦种植平均收益是亏本，在2003和2004年的农村经济数据，纯粹农业收入(这包括粮食及经济作物等的种植业)占总收入11%，就可以知道种粮食的收入是多少了。就算加上林牧渔业的收入，2003年占总收入不到19%(2004年为18%)。如按家庭人年纯收入中的生产性纯收入(林牧渔业的收入)计，2004年人均为1398.1元，占全年纯收入2936.4元的47.6%，不到一半。

　　三、粮食安全与石油安全的关系

　　的确，粮食具有刚性需求，人的生存第一位是要吃饱穿，这需要具基础性的农业提供。吃饱后需要什么呢？需要工商业和服务业。现代工商和服务业的基本“血液”是石油。中国目前是世界排行第二的石油进口大国，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40%，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外进口需求将不断增加，如果与粮食对比，石油安全更为严峻。

　　但我们从来没有以石油安全严峻为由限制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反而石油产品价格更不断要与国际接轨。在国内需求保持增长的、甚至出现“油荒”的同时，我国国有两大石油巨头却反而减少了进口量，甚至还加大了出口量。据海关统计，中国在2005年“油荒”前6个月共出口了759万吨成品油，同比大幅增长48.6%；而同期成品油进口却从去年上半年的增长34.1%，转变为下降了21.1%；6月份的同比降幅更达到了22.6%。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燃料油的进口上半年同比下降了17.6%，至1347万吨。 国有垄断企业为了赢利就可以置“石油安全”于不顾？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反而得到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弥补中石化炼油项目亏损，而面对粮食安全问题和几亿低收入农民，2005年对粮食的直接补贴才132亿元，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难道就不重要？

　　“面对远为严峻的石油安全角势，即使对各种安全问题忧心忡忡的人，大概也不会以此要求限制工业发展和城市化。真这样做，固然会大大提高中国的石油安全，却会严重损害城市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面对石油自给率的急剧下降，唯有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维护和完善现存的开放型的自由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发展多边能源贸易和对能源开发的投资。”“为什么同理不适用粮食问题？为什么要用粮食战略的名义吓唬收入已经十分微薄的中国农民，要他们继续做这种牺牲？”

　　本来，粮食和石油也是一样，既可以面向国际，又面向国内，采取国内与国际结合的办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让部分耕地生产更具优势的农产品，或发展二三产业，用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工业品在国外换回粮食。而且进口粮食实质上是等于进口我国短缺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适当解决我国存在的土地等资源禀赋问题。

　　很多专家分析目前中国粮食国内与国际供应有缺口，但如果真正有缺口，粮价应该是稳定或者上升的，可是市场实际表现出来的总感觉到是供大于求，粮价在下跌。对国内石油供应现实上明显感觉不足，出现“油荒”现象，油价就不断上涨。那么到底中国粮食是多了还是少了，到底中国每年国内需要多少粮食，这需要科学的、准确的、权威的数字，以便于国家的粮食调控政策的制定。

　　其实，全球的粮食安全只是局部问题，包括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南美等地区仍然有巨大的生产供应潜力，而粮食短缺造成营养不良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部分东南亚主要是气候和战乱造成，以及贫穷原因不能进口造成。《环球时报》( 2006-10-13 第03版 )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曾通过计算说，全球耕地的潜在供应力为360亿人口。最近几年，多数学者认为，按当今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科技水平，粮食供应的极限人口应在110亿左右。以中国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部分进口来解决粮食供应。笔者完全同意一些专家的观点，如果国际上不供应粮食给中国，那肯定是我们的问题。何况，在确保一定的耕地保护面积下，那些精耕细作生产具有竞争力的非粮食农产品的耕地，完全可以转为粮食生产供应国内。

　　四、农民在承担粮食安全的压力

　　国家对“粮食安全”一直高度重视，甚至提高到影响到国家安全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因此就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保证一定规模的粮食播种面积，但最终出现几年来耕地净减少一亿多亩的“悖论”，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种粮收入水平仍然在徘徊，甚至将耕地丢荒的现象。因此，“杂交之父”袁隆平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中国，谁对耕地、对粮食最有感情？是农民，是几千年来将耕地和粮食当成命根子的农民。为什么时至今日，连最珍爱土地的农民都弃粮而去了呢？”

　　本来，我国土地相对稀缺，按经济学的原理，地租(土地价值)应该相应较高。我国人均耕地仅占全世界人人均水平的1/3，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本应体现出耕地产出的巨大价值。但是，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粮价被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实际上就是压抑粮食价格，通过价格管制减少农民收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农产品的价格是由劣等的生产成本决定的，当粮食价格比较低时，产量不高的土地就会撂荒。本来农民耕种没有多大的收益或负收益，将耕地丢荒另某出路是正常反应，但在发达地区耕地非农用途可以比种粮食产出(收入)更大，却又不能作非农用途；在欠发达(边远)地区耕地抛荒却仍然要交那些税费，甚至有地方法规规定，造成承包耕地抛荒的，应依“法”缴纳“荒芜费”，如“荒芜1个作物种植周期的，按亩年产值的1至2倍收取土地荒芜费；荒芜1年以上的，每年按亩年产值的2至3倍收取土地荒芜费”等。对农民收取荒芜费，目的还是要农民继续耕种来维持“粮食安全”。

　　既然农民在种粮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仍需保证粮食播种面积维持粮食安全，那么粮食安全主要是由全国农民特别是产粮区农民来承担，但承担粮食安全的压力、保障粮食安全的付出谁作补偿？虽然现在免农业税和实行粮食“直补”，但平均每亩20-30元根本抵不上农资的涨价。因此，农民仍在承担粮食安全的压力，农民仍在对保障粮食安全付出。

　　因此，如果粮食不能完全市场化，继续维持小农经济，就不能将粮食安全的压力置于农民身上，既然要提高到影响到国家安全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就需要加大对小农经济的补贴，间接提高种粮收益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五、历年粮食进出口状况分析

　　根据历年的数据反映，从1993年到2004年，按主要粮食分类的进出口量算，大米出口量大于进口量，小麦的进口量大于出口量，玉米的出口量大于进口量，大豆的进口量大于出口量。几类合计进口14803.5万吨，出口11535.2万吨，进口大于出口3268.3万吨，但平均每年为272万吨，而且主要是作油料用途的大豆进口大于出口8484多万吨所致。从1983年到2004年，我国平均每年的粮食生产量是44334.68万吨，粮食进口量是1190.4万吨，出口量是1265.1万吨，人均占有量维持在370公斤(表2、表3)。

　　从表2的数据可反映出，历年我国的粮食进口与出口、人均占有量相对平衡，各年的平均出口量还稍大于进口量。表3的数据反映出大米出口远大于进口，而小麦的进口又远大于出口；玉米与大豆情况一样。因此，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其实并非是国内供应的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前我国的粮食供给还基本可以在国内解决，并不存在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但是，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也正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必然要占用大量土地耕地，而且在中国维持现有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耕种收益甚微甚至是负收益，就会将耕地丢荒另某出路，必然影响到国内粮食供应，进口量加大也将成为必然。因此，无论今后进口量是否加大，只要我们继续维持小农经济并不受国外市场冲击，就必须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需要加大对小农经济的补贴，间接提高农业收益保证农民的收入。

　　六、提高粮食补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在表4中的2004年为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2936元，其中包括工资性收入999元，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192元，家庭经营纯收入1746元，三项合计为人均纯收入。而在家庭经营纯收入1746元中，有1040元是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即农业收入只占人均纯收入2936元的35.4%。

　　从以上数据可以分析到，中西部地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占全国的68%，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的70.3%，农作物产量占全国的67.2%，我国的产粮区以中西部地区为主。而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收入占人均纯收入近一半，乡村人口占全国总数的59%，那么，以2004年全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金额仅116亿元，按中西部地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产量占全国的70%计算，这116亿元中有81.2亿元补贴到中西部55813万人，人均约为15元，中西部地区人均农业纯收入分别提高1.2%和1.7%，而东部地区仅为 0.85%，所以，加大粮食(农业)补贴对提高这些地区的农民收入作用更大。

　　对于真实人口状况又如何呢？根据5月份出版的《2006中国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2005年末全国城市人口总计56212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929万人，增长率为3.55%。与此同时，全国乡村人口总计74544万人，比上年减少1161万人，增长率为-1.53%。而乡村人口的减少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依据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四川、湖南、安徽、河南、重庆、湖北、广西、贵州八个人口大省(市)总人口出现大幅减少，合计人口减少2596万人。因此，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人口占全国乡村人口比例还会减少。加大粮食(农业)补贴对提高这些地区的农民收入作用将进一步加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才能进一步提高，才能保证粮食安全。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最新研究，2005年，该组织各成员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费用高达2250亿欧元，占各成员政府产业支持总支出的59%，占各成员农业总产出的29%。美国新农业法即《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规定， 2002—2007年各项农业补贴达1185亿美元。日本农产品根本谈不上出口，2005年，日本的国内支持占农业总产出的56%。 目前，美国政府对农用土地每公顷高达100至150美元的补贴，我国加入WTO后，争取的可补贴比例为8.5%，而目前补贴只有2%，每公顷补贴合25美元，还有很大的余地。

　　2004年全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金额仅116亿元，对于15亿亩的粮食播种面积来说，平均每亩不到10元，也只占26396.47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的0.44%。国家加大粮食的直补力度，既有利于保证一定规模的粮食播种面积，也就有利于粮食安全，也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中的“一方”和“一计”。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周期研究报告》的研究显示，人口大量流出对上述8省市经济发展总体上是积极的，不仅没有造成经济减速，反而促进人均生产总值大幅提高。以安徽省为例，2005年该省总人口净流出379万人，但当年全省生产总值按年增长幅度仍达到12.95%，由上年4759.3亿元增长到5375.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上年的7681元提高到8810元，按年增长14.7%。作为当年总人口减少数量最多的省份，四川省2005年净流出人口564万人，但当年全省生产总值按年增长幅度高达15.76%，由上年6379.6亿元增长到7385.1亿元。与从事农林牧渔业人口日益减少所不同的是，相对应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在急剧上升，2005年总产值达到39450.9亿元，比1995年的20340.9亿元几乎翻了一番。因此，即使属于乡村非剩余劳动力的外流，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也并没有阻碍农业发展。这似乎表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不仅弥补了劳动力外流形成的农业生产增长缺口，还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也大大提高农村人均土地占有率，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同时，国家用于扶持农村的钱分配在较少的农民身上增加了人均补贴收入，这也能够提高农民的人均劳动收益。 这样，加大对农业补贴提高农民收入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七、结束语

　　本来确保粮食安全和保证农民收入上是统一的，但一直以来，我们却人为制造出粮食安全问题，使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形成矛盾，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过于重视确保粮食安全而忽视了保证农民收入，反过来导致农民种粮负收益或低收益出现抛荒、粮食种植面积减少而影响到粮食安全。

　　确保粮食安全，我们完全可以用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办法解决，一是用丰富的劳动力进行精耕细作生产具有竞争力的非粮食农产品在国际上换取粮食；二是通过耕地集中进行规模经营、以用规模化降低平均生产成本、提高效率和人均耕种收入，并用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工业品在国外换回粮食，以此减轻就业压力。就算让部分耕地生产更具优势的农产品会造成粮食国内供应不足，并且国际粮食供应出现问题，但在保证农业(包括非粮食农业)耕种面积的前提下，也随时可以转为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国内供给。

　　对于一些观点认为增加粮食进口会使国际粮食价格上涨，造成我国的损失。如果真的是这样，价格上涨也就会刺激国内的生产，同样也就增加农民的收入。另外一些观点认为加大粮食直补后会出现粮食供大于求的问题，造成市场上粮食价格下跌，如果真的这样，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事实上，粮食具有刚性需求，粮食增产与减收在宏观上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少，我们应该需要科学的、准确的、权威的粮食需求数据，以此制定出严格的区域性的粮食种植保护(面积)区，不能用于其它用途，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确保粮食耕种面积，并通过政府补贴的办法保证保护区内耕种的居民收入。

　　本来，加大粮食补贴有违笔者自对由市场制度的一向支持，但是，在现有土地制度和目前小农经济种植粮食的比较效益低下及农村大量的隐性失业情况的现状下，在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前景下，确保粮食安全就必须让国内的粮食生产有利可图，必须加大粮食的补贴来确保农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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