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朔天运河工程涉及的国际政治与环境问题

　　秦晖/文

　　跨流域调水，国际上是有不少成功经验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北水南调，澳大利亚的雪山工程，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的调水工程都是著名案例。但是它们的规模，尤其是难度，都不能与“藏水东调”相比。

　　上世纪世界上还曾有若干更宏伟的调水设想，著名的有前苏联引西伯利亚大河(鄂毕河、叶尼塞河等)水入中亚的计划，以及非洲的引刚果河流域之水入撒哈拉旱区的设想。仅从工程角度看，上述这些计划的可行性都比“朔天运河”要高得多。例如引鄂毕河水入中亚，从鄂毕河水系到中亚都兰平原内流区经过的图尔盖谷地十分平坦，其间最高的分水点(谈不上分水岭)海拔仅120米。从刚果河大支流乌班吉河到撒哈拉地区乍得湖水系经过的瓦姆分水岭海拔也仅500余米。这两处与各该计划调水线路的相对高差都只有几十米上下，无论隧道穿越、明渠穿越还是提水翻越，其难度与穿越藏东崇山峻岭相比都可以说是小菜一碟。而刚果河和西伯利亚诸大河的可调水量比雅鲁藏布江大得多，不存在起点调蓄问题。同时中亚和撒哈拉地区也是世界著名的干旱之地，其缺水和对调水的需要也甚于黄河流域。

　　但是尽管如此，这两项设想还是被搁置了。刚果河向撒哈拉调水可以说是缺乏政治经济条件，鄂毕河向中亚调水在苏联解体后自然不再被提起。但这个设想并不是因苏联解体而受阻的。因为早在此前很久、在苏联国势正盛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一设想就经过讨论而被无限期搁置了。除了其工程规模仍然很大(尽管不能与“大西线”相比)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对这种特大型跨流域调水所可能带来的环境生态后果没有把握。

　　因此，对于战略性的大规模调水而言，工程上的可行性只是它能够上马的必要条件，远非充分条件。工程上不可行自然不能上马；工程上可行，它应该不应该上马也要考虑其他条件。

　　有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关于西线调水的其他方案

　　无疑，评价“朔天运河”的可行性首先应当把它当作工程问题。如果从工程角度它被证明不可行，那么再怎么强调它的“伟大意义”也无用。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能讨论其他的调水计划。应当说，朔天运河的设想太过离奇。从西藏自流调水2000千亿方/年基本不可能。但是200亿方呢？“我们头顶上的水”这个量应该还是有的。

　　在朔马滩如果不考虑起点调蓄，按郭开设想的高程调水300亿方是不可能的，但根据小于雅江枯水期流量的原则引水几十亿或有可能，加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在无调蓄状态下总共引水200-300亿方进黄河，渠道、隧道断面也因而缩小到技术上允许的程度，这在工程上还是可能的。至于如此长距离高难度引水这个数量是否经济，也要看情况。两三百亿方水相当于多半条黄河，也不算很少，事实上，如果北方水荒的程度一直持续恶化，即便今天看来不经济的事将来恐怕也要被逼得不能不干。

　　我们也可以考虑别的方案。例如前面提到的在雅江大拐弯峡谷建特大水电站再用电力提水翻山的设想。从米林县派镇崩嘎村到墨脱县背崩乡西让村，直线距离仅35公里而高差达2500米以上，打20余公里的隧洞即可集中水头建立装机容量高达3000-4000万千瓦(即两倍于三峡)的世界最大水电站。其工程难度虽大，但在该地质复杂地区打隧道的风险要远比高坝大库或山腰天河为小，这种高水头大流速隧道的洞径也不会很大，比“朔天运河”设想的超大断面缓流调水隧道(而且是一大批)要小得多，现有掘进技术就可以对付。而这个巨型电站第一个可能的用途就是提水。如果通过提水来引水就不必受坝高的限制，渠线的安排也可以灵活许多。还可以不限于“我们头顶上”的水，而从海拔较低的丰水河段抽提，水量有保证，也避免了调蓄问题。

　　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性质的调水远不仅仅是一个工程问题，即便它在工程学的意义上被证明可行，也还要考虑它涉及的其他层面上的问题，如环境、国际政治等等。

　　“引雅入黄”与“引黑入黄”之比较

　　其实在笔者看来，如果不考虑政治、生态因素而仅就工程本身的可行性而言，调水到我国北方的希望与其说是在西南，不如说是在东北，与其说是

南水北调，不如说是“北水南调”。我国真正丰水并且长远地具备可调潜力的大河，不是崇山峻岭之外的雅鲁藏布江，也不是本身余水有限、远景可能无水可调、而且现在就有严重污染问题、水质不良的长江，而是东北边陲的黑龙江。它水量之大仅次于长江，沿岸的中俄边陲地广人稀有似雅鲁藏布江，除下游有来自松花江的污染外，中上游的水质都不亚于“藏水”，而它与华北距离虽不近，却无高山深峡之隔。

　　黑龙江多年平均入海径流量达3530亿立方米，在乌苏里江口处的出境流量也有2800亿方，是雅鲁藏布江“出境流量”的两倍。而黑龙江在布列亚河口处的年流量为1300亿方，为雅江在朔马滩流量的四倍多。布列亚河口以下的嘉荫-萝北间为峡谷河段，适于建坝，而且1950年代中苏同盟时期就有过两国合作开发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的设想，也是要在此建坝。虽然当时主要是考虑发电，但把水位壅高至黑河-海兰泡城下后从这里稍加提水(扬程远小于川藏那些大山区的提水需要)或打隧道(长度与埋深也远小于郭开设想的那些穿山长隧)便可翻过沾河至讷莫尔河之间的分水岭——小兴安岭在此处山坳的海拔仅300米左右。或者，考虑到嘉荫筑坝可能会淹没黑河和海兰泡(即今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可以改在黑河上游附近的黑龙江干流与海兰泡上游附近的结雅河上分别筑坝，壅水连成一库，这样水位可以更高，能够以明渠自流穿过分水岭进入南下干渠而无需提水或打隧道，甚至使干渠成为可通航的运河也是可能的。由于黑河以上江段的中俄两岸都人烟稀少，没有大城镇，淹没损失也很小。其缺点是比在嘉荫峡谷筑坝的工程量略大，而且布列亚河水无法利用。但是黑河处的黑龙江与结雅河合计年来水仍有近千亿方，调水500亿(这个调水率比郭开对雅、怒、澜诸江设想的要留有余地得多)应无问题。

　　以上无论哪一个方案，需要翻越的分水岭都只有300来米海拔，比川藏地区那些几千米的高山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过了这条分水岭就再无阻隔，可以沿大兴安岭东麓300米起始缓降渠线一路南下，从高处绕过松辽盆地中海拔仅百余米的松辽分水岭，经黑吉两省西部干旱内流区和内蒙东缘的科尔沁沙地，穿辽西走廊进入河北，再沿燕山、太行山东麓南下，可以一直自流到黄河。其水量之大、水质之好、远景之稳定是今天现有的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方案望尘莫及的。而其工程难度不会比中线南水北调大,更不用说那不切实际的“大西线”了。这个方案若能实现，不仅华北、中原可无水荒之虞，东北西部内蒙东部的大片干旱地区，包括吉西内流区与科尔沁沙地也将完全改观，而这是现有南水北调方案包括“大西线”在内都未考虑的。

　　当然这个方案不能直接解决西北用水，但“北水”入黄后可以完全取代如今下游使用的黄河水(清水冲沙还能逐渐降低“悬河”)，使黄河水可以几乎完全留为西北所用，如果加上可能的“小西线”，则西北水荒也可以解决。

　　影响调水的国际政治因素

　　当然，即便如此，这个方案实现的可能性还是较小：惟一的原因就是由于晚清专制帝王的无能和丧失国土，使今天的黑龙江作为国际河流其主权并不仅仅属于我们。尽管地广人稀的俄罗斯远东用不了那么多水，在布列亚河口以下调水500亿方也不过是来水的三分之一，远没有竭泽而渔的“雅黄工程”那么可虑。但是以现今的情势，人家合作的可能性还是不大。所以像这种特大型水利项目，尤其是涉及国际河流的，工程问题往往不如政治问题难处理，政治问题又不如生态问题难处理。

　　不过，“大西线”拟调水的雅、怒、澜三江都同样是国际河流，虽然不如黑龙江这种界河那么敏感，但国际反应也是必须考虑的。然而，“大西线”的宣传者如同大力缩小工程问题一样，也把其国际政治问题说成几乎没有。例如有人说：恒河是国际河流，而布拉马普特拉河是恒河的支流，而鲁西特河又是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支流，雅鲁藏布江则是鲁西特河的支流，因此便是恒河的“三级支流”，犹如松花江是黑龙江支流一样。黑龙江是国际河流而松花江不是，因此恒河是国际河流而雅鲁藏布江也不是。这种说法实在是匪夷所思到了不顾常识的地步。打开地图就知道雅鲁藏布江是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而不是什么支流，犹如澜沧江是湄公河的上游、怒江是萨尔温江的上游一样。谁能否认澜沧江、怒江是国际河流？至于鲁西特河只是印度境内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一条短支流，尽管其汇入布河后的一段干流也被当地人称为鲁西特河，但从地理上讲无论按水量还是按“河源唯远”原则都不能把雅鲁藏布江说成是鲁西特河的“支流”，一般地图，包括我国的地图也从来没把鲁西特河标注在干流位置。

　　其实即便把雅鲁藏布江说成是“三级支流”乃至十级支流，与它是否国际河流也无关。一条河流是否国际河流不在于它是干还是支，而在于它是否流经多国领土。一条支流如果在其汇入干流前经过了他国领土，它也就是国际河流。松花江直到汇入黑龙江为止都在中国领土上流过，当然它就不是“国际河流”。如果不幸外国占有了松花江入黑前的某江段(比如佳木斯如果落入外人之手)，就不能这样说了。不幸雅鲁藏布江就是如此，即便“雅鲁藏布江是鲁西特河支流”之说成立，在“汇入”鲁西特河前的一段雅江(按照我们如今的地图它已属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已经在印度领土上——还不是我们并未承认的印控“阿鲁纳恰尔邦”而是无争议的印度阿萨姆邦。所以不管雅鲁藏布江是支流还是干流，它是国际河流应当毫无疑问。

　　这样的论辩只是凸显了一些人说话太随意。实际上，是否国际河流本来也并非问题的关键。不是国际河流，如果对境外造成直接影响照样会引发纠纷。松花江并非国际河流，可是去年松花江水污染流到俄罗斯不照样导致了人家的抗议和我们的赔偿吗？像郭开设想的无调蓄高坝壅水、常年恒高水位运行必然导致“旱蓄洪泄”的反向调节，其对雅怒澜三江下游境外的有害影响是如此明显，这怎能不引起国际纠纷？

　　从另一方面讲，目前对国际河流的开发协调尚未形成完备而得到公认的国际法规则体系，一些“国际习惯法”凭实力可以有较大的解释空间。不要说非界河的国际河流流经国凭实力自行其是的现象并非罕见，就是界河，实力加互利也还是可以达成合作开发的。如果中俄关系能够达到现今美国-加拿大关系那样的密切，前述的“北水南调”、引黑入黄设想并非没有可能，但按目前我国的软硬实力和现行“大西线”方案的国际利害关系，如果把上述有些人的随意解释变成国家的外交语言，的确很难避免严重的纷争。

　　温室效应是调水福音吗？

　　——大西线调水的环境生态前景

　　大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是今天一些“反坝”组织最喜欢举的理由。平心而论，对这种大尺度长时段的影响我们至今还了解不够，无论是“敬畏自然”还是“人定胜天”如果意识形态化，特别是用这种意识形态去套用于一切具体问题，那都是很糟糕的。但是应该说，对于我们已经了解的某些环境问题而言，“大西线”的宣传者显然是太漫不经心了。

　　例如郭开提到：近年来西藏诸水流量有增加的趋势。他认为这是调水的利好消息。有人更宣称：“由于地球的温室效应，青藏高原冰山雪域的融化速度在逐年加快，这一总体趋势又为朔天运河的调水总量增添了一份安全系数。”的确，不仅西藏，近十年来由于气温升高，高山雪帽加速融化，新疆等地也出现融雪补给型河流如塔里木河等流量增加的现象。但是识者大都对此忧心忡忡，认为这种暂时的“水多”不是好事。因为高山积雪不可能是石头里冒出来，它终究还是来自降水。而近年来的气温升高不管是否因为温室效应，其表现都是降水减少，蒸发增加，雪线上移，冰川后退，雪帽变小，乃至在一些海拔、纬度较低地区(如祁连山)雪帽近乎消失。虽然现在融雪增加一时会带来较多的来水，但是这种降水-融雪平衡被打破的长远后果是什么，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而且这一“后果”可能并不要很久就会显现。建设周期如此之长(郭开声称只需五年，怎么可能？)而耗费如此之大的“朔天运河”如果好不容易竣工后，雅鲁藏布江却因高山积雪这个“固体水库”的萎缩而减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供水能力，怎么办？

　　而黑龙江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它与一般温带低海拔河流一样主要靠直接降雨补给，并非融雪型河流，近年来其流域也未出现长期性气候恶化与流量变化。同时它的流量与上述设想的调水量之比要远远超过“引雅”设想，即便出现某种程度的减流，其调水的保证余地仍然足够的大，不会影响调水的可行性。

　　以上所说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调水涉及的环境问题并不仅仅这些。不管怎样，战略性调水除了工程问题之外，还涉及许多别的方面。任何单一专业领域的“专家”恐怕都无法掌握所有这些问题。显然，这种时空跨度如此大的调水若要成功，除了需具备多方面的科技条件，关键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国土整治与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这还不仅仅关系到调水。实际上，从这些年来水利问题的许多论争，当年的三门峡、三峡，直到最近的怒江、金沙江水电开发，这方面的教训都不少，有必要对此做一番总结。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