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陶嘉呈

　　光明与黑暗

　　据悉，中宣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就规范合作出版进行调研，探讨对民营图书工作室进行定位、规范和引导。在国有出版社改制的政策背景下，在平衡政策和利益的过程中，民营出版商和出版社的合作空间，正在原有的书号合作向项目合作、股份合作演进。众多民营出版商预测，决策和管理部门的调研，极可能出台政策或者进行政策调整，以规范民间出版商。

　　对于原先处于“灰色地带”的民营出版商来说，这一消息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困扰民营出版商十几年的“身份”问题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从原先的“黑户”变成“正式户口”，至少是先办个暂住证解决燃眉之急，如长江出版集团收购湖北海豚卡通，使该公司成为出版集团的二级公司，由此解决了“身份问题”。而令民营出版商头痛万分，乃至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回款”问题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另一方面，规范化的管理将会迅速增加民营出版商的两极分化，原先“二渠道”擅长的伪书、跟风、盗版以及与印刷厂串通偷印加印的伎俩恐怕行不通了，一大批的民营出版商很可能因此彻底关门。

　　无论最后会出台什么政策，有一点都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决策者和管理层对民营出版商的态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明确，一是正视其存在，二是决不会再放任自流。

　　至少，遭遇发展瓶颈的民营出版渠道终于等到了久违的一缕光明。

　　相比之下，处于出版界最低层的图书工作室，却仍然在黑暗中苦苦的摸索。

　　图书工作室双重挤压下的生活

　　先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图书工作室与民营出版商并不是一回事。民营出版商大多是以“文化公司”或者是“图书发行公司”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就是一个民营的出版社。虽然有的出版公司也叫“工作室”，但是和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工作室”并不是一回事。工作室的主要工作是为出版社提供选题策划和内容编辑服务，他们的角色在某种程度类似于国外的书稿代理公司(文学经纪人)。形象一点说，如果“文化公司”是出版社的话，“工作室”就相当于是一个“编辑部”。

　　目前国内图书工作室大约有三千家左右，已形成了一股不可轻视的编辑策划力量，成为许多出版商的“外脑”。承担着出版商67%的选题策划和组稿编辑任务。

　　但是，这样重要的一股编辑力量却常年遭到出版商和出版社的双重积压，生存环境相当的恶劣。

　　对此，北京博客世纪工作室的负责人纪凯感慨良多，他对记者表示：工作室其实就是由作者自发组成的一个小团队，自己策划选题，或者是帮助别的作者联系出版事宜，它规模很小，少则三五人，多的也就十几个人。它不是企业，90%以上的工作室都是“自然人”。

　　在出版社和作者之间，作者一直扮演着弱势群体的角色，作者的合法权益在强者——出版社面前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和应有的伸张。

　　在出版社和作者之间，作者欺负出版社是很难的，出版社欺负作者则很容易发生。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撇开其他一切不谈，至少是钱在它手里，版权在它手里，发行网络在它手里，你作者有吗？所以作者总是有求于出版社。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有没有机会来占出版社的便宜呢？似乎不大可能。

　　一般作者特别是学者在保护自身权益方面往往处于软弱无力或者无能为力的境地，因此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也是做得最差的。

　　比如印数问题，目前，作者和出版社稿件交易一般是版税和买断两种方式(合作出版除外)。作者了解自己的书销量如何或出版册数只能看版权页的印数。这恐怕是作者了解这一信息的惟一渠道。

　　然而，就版税这一现象来而言，作者在领取和结算稿酬时，要求出版社出具委印单(书)复印件和承印厂等相关信息时，几乎是不可能，甚至根本就是“无此一说”。所有的依据和判断标准就是出版社打在版权页上印数，这严重剥夺了作者了解实情的应有权利。作者知情权的被忽视和践踏似乎司空见惯。

　　事实上，出版社嫌麻烦不愿出具正规委印单和隐瞒实际印刷册数的现象由来已久，甚至已经成了出版行业公开的秘密。

　　出版业的暴利掩盖着这样一个事实：出版社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大量隐瞒印数。以一本单价20元的书为例，若该书印了50000册，作者该得稿酬为8%×20元×50000=80000元。现在许多卖得好的书都远远超过这个印数(还不包括盗版)，但出版社为了自身利益，一般只给作者一两万册的版税，即2万元左右。腰杆硬一点的作者敢向出版社理论，大多数作者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呼唤游戏规则

　　其它的如拖欠稿费，剽窃选题，甚至直接剽窃作品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而作为工作室“上级机构”的出版商同样对工作室不屑一顾，认为工作室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对工作室的恶意欺诈行为屡见不鲜。

　　为此，在去年十月，纪凯、宋犀堃、王宇等一批图书工作室的负责人联合发起了中国第一家工作室联盟，意图能够以集体的形象出现，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合理的待遇。但是，一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中国图书交易网的负责人李连军对记者说：“工作室属于专营选题策划和作者代理商的角色，在整个出版市场当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至今为止，也没有相应的商业规则的确立。以致于图书工作室在国家政策和商业上的游戏规则中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工作室现在的发展非常艰难，这是主要原因。”

　　自从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图书工作室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这支结构松散但是对于出版界举足轻重的群体一直在“食物链”的底层徘徊。如果说出版社可以依靠自己掌握的发行网络和印刷厂和出版社打太极拳的话，作为出版界的基层组织图书工作室则完全处于“哀告无门”的弱势地位。因此，在中国出版界即将从无序走向有序的今天，图书工作室迫切需要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