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沿线文艺演出聚集区 高雅艺术殿堂

　　长安街沿线诸多的文艺演出场馆在市场化运作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传播高雅艺术的社会责任

　　本刊记者 孙瑞华

　　话剧、音乐会、京剧等各种顶级的高雅的文艺演出可以说是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为这些演出搭建平台的演出场馆大都聚集在长安街两侧，东起长安大戏院，然后依次为中山音乐堂、人民大会堂、北京音乐厅、民族宫，以及即将完工的国家大剧院。再加上建国门向北到东四十条的保利剧院，王府井以北的北京人艺。这些一起构成了北京高雅艺术的殿堂，同时也承担着传播高雅艺术的社会责任。

　　要市场也要社会责任

　　北京人艺被誉为“中国话剧的典范”，也可以说是长安街沿线文艺演出聚集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北京人艺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其许多经典保留剧目，久演不衰，像“茶馆”、“雷雨”、“骆驼祥子“、“蔡文姬”等。作为一家拥有54年历史的话剧剧团，人艺目前直属北京市宣传部领导，其特殊地位，可见一斑。人艺现有400多人，一半在职，一半为离退休人员，其中演员70人，包括濮存昕、宋丹丹、陈小艺等。

　　近几年，除了每年财政拨款1800万(财政拨款是逐年提高的，从1999年的800万到现在的1800万)。人艺自己每年的票房收入也在1200万，加上出租收入200万，一年下来，整个盘子约在3200万左右。

　　在谈到财政拨款如此高的递增率时，人艺主管副院长崔宁分析道，一方面演出成本加大，以前成本很低，像在50年代，那时每场演出演员才3角钱的补贴，演出完毕，大家一块到对面吃一顿“馄饨侯”了事；而现在演员每场补贴近400元，即使这样，与其他包括电影电视剧相比，对于演员的吸引力也远远不够，通常电视剧演员每集的收入在三四万元；除此之外，剧目制作成本、宣传成本、各类运营成本，包括房屋、水电等各类消耗都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拨款额的提高也体现出国家及北京市对于严肃艺术的支持力度的加大。除了人艺，像北京

　　具体到日常的运营，人艺目前有三个演出场馆：首都剧场、人艺小剧场、实验剧场。通常，首都剧场每年演出180场，两个小剧场加起来每年是200场，这样才创造出1200万元的票房收入。

　　关于票价，人艺通常分为8挡。最高280元，最低40元(学生票)。学生专场通常要赔本，因为基本的演出成本是6万，一场收入是2万，则每场赔4万。即使这样，也要保证演出，因为人艺要承担更多的社会效益。崔宁解释道。

　　50多年来，人艺一直享有很高的荣誉，也正因为这样，其自身的压力也很大，如何保持基业常青，传承并发展下去，是人艺管理层面临的重大挑战。

　　崔宁说，人艺未来依然是话剧为主，方向不变，但也会根据社会时代的发展，开拓一些新的业务模式。比如，正在建立的话剧博物馆，一方面可以把50多年的历史做一保存，另一方面也弥补了戏剧在博物馆方面的缺失。建博物馆的目的关键还是宣传戏剧理念，培养更多的爱好者，预计在明年话剧百周年纪念时会择期开馆。另一大规划是在紧邻人艺东南方向的一万平米土地上，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包括一个600人的专业话剧场、戏剧沙龙、排练厅，以及320个位子的地下停车场。

　　最终人艺将借鉴国际经验，形成大中小并立的三大演出场馆： 930人的首都剧场、250人的实验剧场以及600人的专业剧场(届时，将拆除人艺小剧场)，成为北京话剧创作、演出、展示、教育的集中地。目前北京发改委已经立项，属于“

　　“目前的这种运作机制，也是最适合人艺的机制。”虽然话剧不能完全走商业化的路子，有政府的强大支持，但也有一定的经营职能，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其自身已经可以完成一个产业链的循环，因为它既是演出的生产者，还拥有三大演出场地，同时也拥有自己的票务公司。

　　票务激活演出市场

　　相对于人艺，同样拥有体内循环资源的是保利剧院。无论从场馆、组织演出还是票务公司，保利也都自成体系。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人艺更多地来自政府扶持，而保利则完全地企业化运作。目前保利剧院已成为大型歌剧、交响乐、芭蕾舞、音乐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重要演出地。

　　但社会上更多的机构或组织不具备以上两家的实力，单独形成体内循环，更多的还是寻求社会外部的一个大循环。而参与其中的组织也多为民间机构。作为后起之秀的票务公司也是重要的一块。

　　随着产业链结构的不断变化，期间各环节的力量也在此消彼涨。红极一时的票务公司无疑在演出产业链重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票务在线就是这样一家票务公司。成立于2003年，2005年销售额就达到五六千万元，董事长曹杰曾是一位互联网先锋人物。

　　“就目前看，长安街周边大部分还是单纯提供场馆，像人艺或保利这样的综合机构并不多。”

　　为什么近两年演出如此盛行？曹杰认为，一个关键点是 2003年。其一， 非典以后，久受压抑的人们一下子释放出来，对演出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中国的演出体制改革也开始于2003年，那时演出行业正式放开，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团体，都纷纷出击，举办各类演出，可以说是粉墨登场。从被控制到放开，于是有了一个报复性增长， 导致2004年成为最火爆的一年。 但整个演出市场从2005年开始缩水，2006年基本熄火，预计2007年下半年会恢复。

　　曹杰在画版上画了一圈，代表一个演出循环。一次演出通常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生产者(演出机构及经纪公司)、演出主办方、票务公司与场地，最后是消费者。在整个环节中，主办方即组织者是最核心的环节。所谓的主办方就是发起者，由它决定该什么艺人公司(机构)演出，并组织票务公司征求意见，做先期的宣传营销，包括具体的定价。

　　至于票务公司的地位，他认为很重要，作为离消费者最近的环节，如果没有票务公司的出现，目前的演出规模依然会很小。相关调查数据显示，70%的消费者是选择上门送票的 ，大部分通过互联网购票。这对于那些犹疑的观众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大大促进了演出规模。很多重大演出，票务公司从一开始就介入，包括前期推广、票价定价、票区图选座等。

　　政府支持

　　对于政府即将对长安街沿线演出聚集区的支持，崔宁和曹杰分别表达出不同的期待。

　　崔宁表示，政府要针对不同的机构定位来决定支持的方式。比如对于公益性单位，首先要在资金上给予支持，保证基本的需求；而对市场化的演出机构，也不能像泼出去的水，不管不问，任由它去，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今后要特别关注民营演出公司，它们将是未来最具活力的。”

　　曹杰则表示，政府首先应该在一些公共数据方面提供支持，比如相关的市场容量，到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而这些能为广大的从业者给予行业指导。他对长安街沿线演出聚集区的粗略估计是，比较稳定的是人艺、音乐厅、中山堂，人民大会堂今年的演出则不具备代表性，是不稳定的 ，长安大戏院与民族宫也相对稳定。至于2007年之后，

　　曹杰特别提到保利、北展和世纪剧院，它们虽然没有在长安街沿线，但演出情况非常不错。

　　对于政府的支持，他的观点是，聚集区要自然产生，不能说政府在这里画一个圈，给予优惠政策，而没在这圈内的就享受不到；对于自然生成而又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区域，政府再给予一个系统内的配套优惠，他觉得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