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混血儿

　　并购的喧嚣过后，要推出一款真正全球化的产品到底有多难

　　文·本刊记者 汪若菡

　　2005年5月，贺志强遇到了他加入联想20年来最大的一个难题——在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后，作为集团首席技术官，他需要将后者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研发中心和日本大和实验室，与联想自身在北京和上海的研发中心整合起来。

　　这并非有章可循的工作，尽管三者之间看起来互相重叠之处并不多，如笔记本电脑和高端商用技术方面，大和实验室与罗利研发中心实力最强，而在台式机这类大众消费类产品，联想在控制成本和设计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但由于三地的文化、研发风格、人员处事方式迥然不同，贺志强要将他们形成统一的整体并非易事。

　　而且虽然新联想拥有IBM的技术，未来5年内他们可以与IBM交叉授权使用专利，但实际随着时间的流逝，专利会变得不再有价值，学会留住罗利、大和的技术精英才是真正的关键。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重新开始”，贺志强说。

　　很快这个切入点找到了。由于当时联想需要一款新品作为自己全球化的开端，另一方面，原本IBM的产品都是针对高端商业用户，他们一直想为中小企业设计一款产品来填补产品线的空白。因此，2005年5月，当中、美、日3国的研发人员在北京坐在一起讨论重要研究项目清单时，Lenovo3000被首先端上桌面，这将是包括9款台式机和5款

笔记本电脑的系列产品。联想认为，新产品的开发过程将会成为三方磨合彼此文化、风格和诚意的试金石。

　　九个月后，这一系列产品终于诞生，并在都灵冬奥会后亮相。尽管事后联想也承认有些产品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好，但是却达到了三地人员互相了解和融合的目的，而且关于三地之间新的分工也已经明确——美国罗利的研发中心负责前瞻性技术的开发和产品定义、质量测试等工作；日本大和实验室现有的约3000名工作人员里，只有诸如硬盘、TFT

液晶、电路板等方面共约300名研发人员从中分离出来，基本精力还是专门集中在ThinkPad笔记本电脑方面；台式电脑的研发则被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全部集中到了中国。各个事业部自己的产品开发部门则属于二级研发体系，这些部门通过事业部曲线向贺志强汇报。

　　“成功全球化的公司通常都能够很快建立全球化组织架构”，麦肯锡亚太区董事长鲍达民说。

　　【“拆机器”】

　　和罗利研发中心的交流实际早在2005年初就已经开始。联想全球产品开发总裁彼特·豪顿修斯(Peter Hortensius)算了一下，自己跟贺志强每个礼拜至少要花费六七个小时在电话上，差不多每个月都能见面，“反正不是他来美国就是我去中国。”豪顿修斯和贺见面谈完工作，偶尔还会一起去喝啤酒消磨业余时间。

　　私下里，豪顿修斯表示他很喜欢对方爽快的性格。研发部门定期召开包括美、日中三方研究人员参与的会议，以具体决定要开展哪方面的研究及项目分配。三个研发部门相同级别的经理和工程师每天使用邮件、电话会议交流，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是罗利和日本大和实验室的常客。频繁的交流和轮岗可以帮助管理人员了解其它市场的文化，从而形成开阔的视野。中国设计人员和美国团队的彼此理解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起初，中国人一直很为自己在台式机的外观设计自负，因为联想的台式机设计从1999年的天禧电脑开始，在各类国内外的设计比赛中经常得奖。仅2005年，联想就把国际最著名的IDEA、RED DOT及IF三大设计奖项收入囊中。但是他们发现就是在Lenovo3000的外观问题上他们与美国同事的分歧最大。当时联想希望，Lenovo3000第一眼给人留下一个与任何联想和IBM产品都不一样的印象。中国团队认为这样的设计应该“炫”一点，以抓住人的眼球。

　　而美国认为这样的设计无须太特别，只要在简洁中流露出一种与众不同即可。这种审美上的差异实际上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底蕴。一位中国的设计师评价说，美国人非常崇尚简约，而中国人设计的简约更“中国”一点——因为文化差异，大家都意识到，彼此甚至对于“简约”这个词汇本身的认识也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更好的了解对方，“拆机器”的工作也开始了。从2005年5月乃至之前，美国人忙于把很多联想的产品拆拆装装，以求从中了解对方的设计和新思维。同样，联想的设计人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正是通过“拆机器”，双方才互相了解了设计理念，豪顿修斯称这让他和同事“得益不少”。其实早在2005年2月25日，联想中国的台式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IBM PC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已经出过一次风头了。据参加展会的联想人回忆，当时会场里仅有的两台联想“天骄”电脑边一直围满观众。对这两台电脑，来自世界各地的IBM PC销售商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卖？”

　　最后，豪顿修斯与同事看中的不是“天骄”，而是在中国市场颇成功的台式机“扬天”J系列中的一款机箱。该机箱横放，容积13升，里面的主板和元器件是通用型，并不像其它一些产品那样需要特别定制，正好符合中小企业对产品低成本和稳定性的需求。

　　罗利的设计师选中它作为Lenovo3000 J系列的一款机箱，联想为此向罗利派驻了机箱工程师等一系列的技术人员协助工作。这种合作一开始就是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国人在成本控制上很有经验，在中国成为台式机研发中心以后，深圳和北京的台式研发部在统一主板设计上做了很多工作，好让下一代产品在元器件批量采购上就能大幅度降低成本。而尽管联想人很为自己在消费类产品上的心得自豪，他们还是意识到了IBM作为PC缔造者的优势。一位参与Lenvov3000项目的工程师说，IBM的台式机尽管是为商用企业客户服务的，但对于为客户服务的体验还是十分特别。他们发现IBM对整个机箱的要求是少使用螺丝钉，尽量多用插槽，并且注重密闭性，其目的是让机箱被打开的时间尽量缩短。这样做，尽管设计和制造成本稍有提高，但是却能在维修过程中给客户和售后服务人员带来方便。

　　“要知道，IBM的设计人员不少是在PC这个领域工作了25年的人，”联想中国台式研发部产品开发总监欧阳峻说：“而联想本身的历史只有20年。”这个时间差足以证明，联想能从IBM处获得很多经验。

　　【绝望与信任】

　　联想的组织架构一旦最终确定，所有不同的团队关于业务的争论就成了好事，文化背景不同，对很多事的理解也都不同，因此需要在沟通和讨论里互相理解一些原则性问题。Lenovo3000的开发，也让联想确认了日本大和实验室的实力，这为后来把笔记本电脑研发中心放在日本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日本人设计上特有的精细态度让ThinkPad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笔记本电脑系列。一起工作后，联想的笔记本电脑研发人员津津乐道于他们对日本风格的赞美：普通笔记本电脑的CPU下有五六百个焊接点，笔记本电脑如果受到震动，一些焊接点断掉，就容易发生故障。日本设计人员的解决方法是做一个小支架撑住CPU，保证其不易因为震动、弯曲而被移动，因此把故障发生的几率减少到了最小。ThinkPad的键盘是笔记本电脑技术中的精髓部分，根据日本团队对人体功能学的研究，他们发现用0.9克的力量接触键盘时人的手指触感最舒服。这个经典的设计现在已经被顺理成章地移植到了Lenovo3000系列笔记本电脑键盘里。

　　但是，作为管理者，中国人很快发现日本风格让他们头痛的另外一面。一位高级研发管理人员回忆说，日本团队在合作的过程中一开始就跟中方管理者争论不休，他们争论最多的不是技术问题——和一般人想象的恰好相反，事实上在机器和程序的量化世界里，研究人员之间的讨论几乎不存在国界障碍。对于这几个国家的研发人员来说，反而是文化和人性上的差异需要彼此努力适应。日本人追求细节的特征发挥在管理问题上，反映为他们认定中方管理人员给他们定的目标描述不够清楚。日本团队光与中方反复确认任务和各种衡量标准，需要的时间就可能超过一个月。期间无数邮件电话和人员往来，过程之复杂，几乎让中方管理人员感到绝望。

　　“当时很多人跟我投诉说，没有办法跟日本团队合作。”贺志强回忆。中方管理人员后来发现，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日本人秉承精细的原则，需要的是上级把目标细化到最小，并且要周到地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值得庆幸的是，一旦确认目标并且接受任务后，日本团队给出的结果肯定会让管理者十分满意。

　　日本研发人员另外一个和民族性有点关系的特点是，一旦认可某个团队后，就会真心实意地信赖对方。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和对中国团队的了解，贺志强一开始就劝说日本团队把主板拿到中国来设计。举例来说，在笔记本电脑研发上，以前IBM设计一块主板要花费60万美金，而在中国只需要10万美金。但是光凭他的介绍是说服不了谨慎的日本人的。从Lenovo3000的设计开始，日本团队才开始了解和逐步认可深圳笔记本电脑设计团队的能力，彼此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

　　这类型的讨论还有很多，比如在选材料和元器件的时候，中方采购人员有人很纳闷，为什么不能把Think Pad独有的元器件变成中国市场上现在通用的元器件。比如，Think Pad的电容是两毛钱，中方采购到的一个电容是1.5毛钱，如果把1.5毛钱的电容放在Think Pad里，难道不是节约吗？

　　讨论的结果，当然是Think Pad不会改变它的配件，因为它是经典的高端产品，因此直到现在也还是联想的产品与Think Pad所用电容不同。 “这类型讨论可以让事情被界定得更加清晰，十分有益。”

　　“我现在鼓励日本团队在手机质量上面多为中国团队把关。”因为Think Pad的经典品牌和日本团队的丰富经验，贺志强接下来希望中国的手机研发团队能够与他们合作，多设计出几款高端手机。(8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