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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开始的中国“鞋事件”调查，最终以欧盟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而告终。“鞋事件”只是中欧贸易争端的冰山一角，从未来发展看，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甚至要超过中美之间贸易争端的激烈和频繁程度。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根源于欧洲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就业状况以及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尴尬位置。
欧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决定了政策目标的多元化特征。随着欧盟成员
国从15家扩展到25家，新增的中欧和东欧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制造业占有更大比重。排名靠后的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和拉脱维亚的人均GDP大约为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欧盟核心国15%左右的水平，特别是制造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而非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不仅在欧盟以外的国际市场上和中国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对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高度敏感。一旦触及这些国家的利益，必然要求欧盟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制裁中国。
欧洲的失业率很高，劳动力市场僵化，而且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10年前，欧盟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10%左右，高于美国同时期的失业率。10年后的今天，欧洲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仍然维持在9%左右的较高水平。一些国家比如英国、丹麦、荷兰和芬兰的失业率得到了显著改善，下降到比美国更低的水平。另外一些国家，甚至是欧盟大国中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仍然保持了10%左右的高失业率。一方面失业人员和空缺职位难以匹配，结构性失业严重。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工资弹性很小，劳动力的流动性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高失业压力之下，欧盟不得不反复拾起贸易保护的大旗。
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起源于中欧之间的贸易格局，中欧之间的贸易格局决定于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非常尴尬的地位，中国从两方面扮演了国际生产网络“中转站”的角色。一方面中国从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原材料生产国进口初级产品，在中国生产制造品，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的终极消费市场。实质上是其他国家的出口能力通过中国作为中介，最终反映在了欧盟市场上。近年来，中国一方面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对其他原材料生产国的贸易逆差却越来越大正好印证了这种分工格局。原材料生产国不断批评中国掠夺他们的资源，欧盟消费国则指责中国倾销商品，中国成为两面不讨好的冤大头。
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扮演了发达国家“中转站”角色。美国和欧盟的制造商在中国投资建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返回到本国进行售卖。这一过程实质上和发达国家本国生产、本国消费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却把他们自己的生产能力算在中国的出口能力之上。如果按照企业“原产地”来溯源，剔除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净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大幅缩水甚至可能是贸易逆差。
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是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根源所在，双顺差条件下的外汇储备积累不断成为外方抨击中国汇率操纵以至实施贸易制裁的借口。事实却是，双顺差条件下，中国和外国进行了两种置换：经常项目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用贸易商品和外国的债权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相交换，资本项目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用股权资产同外国的债权资产相交换。尤其是后一种资产置换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福利损失却让我们有口难言。
这样看来，中国背负了各方的骂名，却并未享受到应得的收益。为了解开中国面临的死结，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跳出国际生产网络“中转站”的角色。只有实现了投资和贸易的双向平衡流动，才能真正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现实的政策举措包括两方面，一是要取消资本管制上“奖入限出”的不对称性，二是要取消贸易流动上“奖出限入”的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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