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横亘三大障碍

　　——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

　　本报记者 贾存斗 曾春光福州报道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农业产业化是一条重要的道路。在我国，这一点无论是学者，还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都明白”。2006年6月16日上午10点，刚刚做完“第四届海峡青 年论坛”主旨演讲的陈章良接受了《中国产经新闻》的专访。陈是全国人大常委、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全球100位青年带头人”之一，也是我国著名的“明星”校长。

　　针对记者“桎梏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哪些因素”的提问”，陈直奔主题，情绪亢奋，语言急促。他说，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政府要鼓励搞。但农业产业化问题很多，要因地制宜，切忌行政强迫。同时他表示，农业部的领导告诉他，“扶持农村产业化发展的法律(注：法律名称不详)草案起草已经完成，将要提交6月23日召开的人大审议”。

　　三大障碍催生扶持政策

　　陈介绍说，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激烈竞争就显示出了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性。

　　前一段时间，统战部组织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最高的山东省、广东省进行调研。陈作为考察团团长视察了山东的济南、德州、东营、潍坊、寿光、莱阳、烟台、青岛等地。考察后得出，山东省的各类农业产业合作企业全国种类最多、企业规模最大。全省农业合作企业达10000多家，有的县90%以上的农民进入了各种农业合作组织之中。看到的景象是农业产业化蓬勃的发展。以花生产业化为例，山东的模式是公司＋基地＋农户，或者是公司＋农户、基地＋农户，这一点与他在美国、欧洲看到的许多农业产业化模式“很接近”。所以他对山东通过农村产业化大规模出口白菜、大葱、大蒜等农产品印象很深。另外，广东蔬菜产业化的效果也令他十分满意。

　　陈说，如果一家两亩地，有的种萝卜，有的种白菜，就无法将这些农产品出口，也形不成农业产业化。比如，外国定单要求订购500吨蔬菜，要求蔬菜的品种、颜色、大小都一样，没有规模经营，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就无法实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无任何争议。

　　但是，农业合作组织遇到了很多困难：第一，农业合作组织没有合法的地位。这些组织没有注册，一旦注册成公司就要交税。很多农业合作组织就是农民一商议就行动了。但是，没有“番号名分”的农民合作组织就不能贷款；第二，农业合作组织的风险很大。假如一万家农民合起来种白菜，就等于将一万家农民绑在了一根绳上。万一市场不好，万一天灾人祸，损失就会是一万家农民。这就涉及到农业保险问题。但由于农业组织无名无分，造成了保险公司不做农业保险。可以说，农业合作组织的优点是规模化的经营，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风险很大；第三，深层次的问题是，剩余的劳动力如何解决？由于规模化经营，就会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形成集优化农业，就会剩余大量的劳动力。庞大的剩余农民劳动力是北京、上海等城市所不能承受的。这是很可怕的。农民收入低有活干可以过，但是长期无工作就会产生社会问题。

　　“我的观点是，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应当鼓励。但是，在鼓励农业产业化的同时，应当有配套的政策。”

　　陈认为，农业产业化要因地制宜，要有配套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地方的支持政策一定要配合上去，否则，“一定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陈在多种场合呼吁、要求给农业合作组织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特殊的，它既不是公司，也不是民间团体，它就是农民合作组织。这个组织有权利向银行贷款，政府要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同时政府要将这个组织的风险承担起来。例如，提供农业保险，提供技术指导，制度监督等。

　　“现在，据我了解，对农民建立合作企业，对农业的产业化政策的起草进展十分快，目的是让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避免出现问题。”

　　应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待遇

　　农村落后，农民收入很低，对社会稳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如何让占总人口70%的农民买得起高档商品，答案是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提高就会刺激市场发展，就会让

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因此，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我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深谙政策背后的背景”。

　　陈认为，新农村建设绝不是为农民修一条路，为农民拆掉老房子盖好新房子。有的地方为农民修了楼房，结果是农民拿着锄头进电梯的笑话。“这不是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必然是让农民收入提高、经济发展，让农民自己有钱修路，像浙江的农村发展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标本。不然，你给农民修了路，盖了房，农民依然贫穷。”

　　至于如何让农民实现经济的发展？他觉得让农民本身致富才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而新农村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有些地方有一些产业优势，政府对这样的农村就应有一定的产业导向，对农民企业应实行免税、补贴，甚至大规模的贷款，以此来推动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

　　有些地方适合养猪，有些地方适合种茶，有些地方适合种植烟草，有些地方适合旅游开发，但是没有钱。“为什么城市开办企业就能获得贷款，农村企业就不可以呢？”他用质问的口吻说。

　　陈给出的建议是，国家一定要有足够的政策、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金融部门，对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2005年全国对农村的贷款只占全国贷款总额的5%。将近70%的人口贷款只占5%怎么能够呢？那么，若国家对农村的贷款提高10%，农村资金不足的瓶颈就解决了。银行部门常常以贷款给农民风险很大拒绝放贷，这就需要政府的担保。给农村贷款风险是很大，但无论政府还是金融部门，农村获得了资金是用来发展经济。

　　“现在的关键是，政府一定要做，要行动。新农村建设没有钱办不成事。要农村发展，就一定要提供资金。另外，农民建立了企业一定要给予全方位的支持。政府对城市的高新企业给予三减两补，为什么农民企业不能给予这些支持呢？甚至应该这样，鼓励农民办企业将企业的风险由政府负担起来。这样农村企业没有理由不发展，农村的产业化没有理由不发展起来。可以这样说，对待农民企业应该给予国内所有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税收支持，像对待高科技一样。”他一口气说完上面的话。

　　依照他的逻辑，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原本计划在

城市建设的企业，会自然转移到农村去办。农村有了企业，就等于获得了投资，获得了就业，获得了技术，思想观念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农民在企业就业，农业的产业化也就发展起来了。农村的经济自然很快会发展起来。

　　现在的企业都往开发区跑，原因是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因此，农村的发展并不在于你给他们多少钱，而在于让农村具备经济发展的政策空间。

　　陈认为，现在对农民不收农业税，只是减轻了农民每人100多元的负担，并不能让农民增加收入。这没有解决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问题。

　　“而对农民好的政策包括，贷款的政策，对农村产业化发展的税收政策，农业保险的政策，这些政策都离不开钱。这些政策如果得到落实，农村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新农村建设也就获得了成果。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因素也会烟消云散”。他最后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