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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最终严重扭曲中国银行机构体系的生态环境,窒息最具活力的股份制银行,并刺激地下金融繁荣
特约作者 张慧/文
财政扩张拉高第三产业税负
“十一五规划”表明，我国政府未来5年经济工作的重心是，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致力于新农村建设。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得以持续，并将继续保持税收增长。从产业部门来看，农业将成为扩张性财政支出的重点，同时，农业或农村方面的税费减免将扩大，扩大税式支出的范围与幅度；由于交通、能源与原材料等的价格上涨，工业企业的下游利润出现下滑，以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将持续上调，工业企业的出口会受到一定影响，企业税负难有大的变化；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增长极为迅猛，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各地方GDP来源的构成，其结果也必然促使各级政府税收向第三产业倾斜，故强化税收征管，乃至提高税负都是有可能的。最近，提高汽车消费税表明，政府将更为积极地运用税收手段来调整经济社会中的问题，之前，在有关房地产业的一系列的税收调整中，这一点已见端倪。
银行业高税收状况难以解冻应当看到，在整个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对于国家税收的贡献是很低的，事实上，还是大量依靠政府财政的注资，缓解资本约束的压力。由此，降低第三产业中金融服务业的税负似乎并不符合“大潮流”。
我国银行资产占金融资产总规模的80%左右，以流转税为主导的银行业税收负担较大多数国家为重。在资金成本上升、银行资产规模放大、同业竞争加剧、金融开放扩大、居民储蓄持续攀高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银行业税负过重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2005年9月，标准普尔指出，中国主要银行的盈利能力正在改善，改善中的资产质量和效益有助于提升银行的税前利润，但是，提升的利润有很大部分因高水平的税务负担而被侵蚀。
我国银行机构的实际税负不仅包括5%的营业税,还包括33%的所得税，实际税负达到60%。沉重的税负事实上消耗了银行机构的资本积累能力，削弱了银行机构竞争与发展的能力。根据历史经验数据推断，经济增长保持7%-8%的增长速度，至少需要金融机构贷款16%-18%速度的增长。银行业在实际税负60%的情况下，何以实现这一目标呢？如果不能够快速地增进资本金，就需要减轻税负。
不同所有制银行机构税负差距拉大
国家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的80%左右，但其减轻税负的愿望远不如股份制商业银行强烈。原因在于，国有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在发行2700亿特别公债和剥离数千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之后，国家财政再先后共计注入600亿美元的资本金，支持建行(939.HK)、工行和中行海外上市募集资金，这些政策措施大大缓解了资本约束，全面稳固了资产规模，自然也冲淡了税收负担过重问题的困扰。不仅如此，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对国有商业银行赋予特别税收优惠，经过财政部和国税局批准，可以用税前利润核销不良贷款。而其他的非信贷类损失，如房改损失也可以在税前列支，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缴纳所得税。
着眼于银行产业组织结构等基本状况，税负过重的问题便突出地反映在诸如民生银行(600016)等股份制商业银行方面。事实上，单纯依靠中小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力量尚难在有关税收博弈的大格局中取得优势或实绩。
应当说，一系列的重大银行改革措施事实上拉大了国内银行机构之间的税负差距。
金融开放激化中外金融机构税负矛盾
2006年底，中国将进入全面的金融开放时代。但是，在经济有限开放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是否保留存在许多疑问。
以产业为例，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存在“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土地使用优惠，但是，中资企业则不具备。就家用电子工业为例，外资企业具有品牌优势，还有税收优惠，这样，中外资企业同时进行生产线上的加工竞争和营销竞争，中资企业何以战胜外资呢？依靠的就是实际关税水平的锐减(因为要大量进口器部件来在生产线上安装组装)。就是说，名义上中外资企业的关税税负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中资企业而言，仅是名义关税水平而已。由此，中外资企业才能够进行积极的成本竞争和市场竞争。
为什么不直接依靠公平税负来调整产业竞争呢？
首先，鼓励外资进入目标在于迅速地提高国内相关产品的产能。当有关产品的产能有了大幅度提高后，鼓励中资积极进入、有效竞争，才成为目标，所以，中外资企业的税负差距是一种激励措施，也就是说，超国民待遇有其积极的一面；其次，当外资进入的产业产能逐一饱和后，有关当局只能逐个行业地调低中资的实际税负水平(特别是关税水平)，而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外资企业的税负差距。因此，中外资企业的税负差距是一个企业口径，而不是一个产业口径。
就金融产业而言，中外资金融机构的税负差距将会格外突出，难以克服。与任何其他产业所不同的是，金融服务产业几乎完全在国内市场完成，不需要像其他产业那样进口原材料或器部件，不可能通过调节进口关税来弥平税负差距。简言之，中外资金融企业的税负差距是“刚性的”。
银行税负过高事实上是税负不公
严重的税负差距不仅存在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还存在于中外资银行机构之间。中国银行体系不仅浸泡在高税负的压力中，还面临更为激烈的税负不公的问题。高税负、高税差，优先解决谁呢？
相较其他产业而言,中国银行产业事实上也同样存在两种税负体系：名义上的高税负和实际上的低税负。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虽为名义税负的承担者，实际上享受着较低水平的实际税负；股份制银行实际上承担着高水平的名义税负；即将进入的外资金融机构则实际上享受着低水平的税负。
银行改革形成了国内银行机构事实上的税负差距;金融开放将促成中外银行机构的税负落差。这一税负格局一旦形成，将最终严重扭曲中国银行机构体系的生态环境,窒息最具活力的股份制银行机构,并在事实上刺激地下金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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