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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赵燕凌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助理高海鹏：尽管政府投入不足，但并不意味在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上医院就不能有所作为
在这次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中，医院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证券市场周刊》
记者走访了北京几家三甲医院，多数医院认为，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让医院承担太多政府职能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财政对医院的拨款不足8%，这其中还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工资，如果剔除这些，财政对医院的实际投入则不到5%。在95%的资金需要医院自筹的情况下，医院要生存，自然盈利动机强，承担解决老百姓看病贵、减轻民众焦虑的政府职能的能力就不足。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助理高海鹏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却表示，尽管政府投入不足，但并不意味在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上医院就不能有所作为。
医院要自律
高海鹏说，老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在经济学角度上是不可能并存的，因为如果医疗服务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贵、贱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看病难、看病贵并存是一种悖论。但这个矛盾却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现状，因此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并且应该将这个问题放在转型背景下历史地看待。
俗话说，大医精诚、悬壶济世，卫生行风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休戚相关。但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及对医院监管乏力，一些医院的公益性质逐渐淡泊，利益驱动使得超范围检查、不合理用药等问题日渐成为影响卫生行风建设的主要因素。
据了解，1990年代，政府为了弥补投入不足，曾给医疗行业政策：医院购买、销售药品允许一个适当的价差，比例大约是10%—15%。但这并没有使医院的财政状况得到根本改观，医院在生存压力下，盈利冲动增强。
“大家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因为医生收取‘回扣’导致药品价格的提高。我认为，导致看病贵的因素主要不是医生‘回扣’，而是我们的公共卫生政策存在问题。但即使如此，作为医院管理者，我们也有责任反思：在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中，医院自身能够做些什么，医院是否自律了。”高海鹏说。
他认为，既然大部分医院都是政府而非个人或赢利团体投资的，那么医院就有责任来承担部分政府职能。明确了这一点后，接下来就是从医院的自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
想法降低医疗费用
高海鹏说，降低医疗费用，医院要想法子，在财政投入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医院应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据了解，北京市几年前为降低患者的就医费用，对急性阑尾炎、结节性甲状腺肿、卵巢良性肿瘤、子宫平滑肌瘤、异位妊娠、剖宫产6个单病种的费用等核心医疗指标进行社会公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日友好医院表现突出。以2005年三季度为例，该医院在结节性甲状腺肿、剖宫产等平均收费，创全市最低。卵巢良性肿瘤最低费用也在第四季度由中日友好医院改写为5318元。
“医疗指标的社会公示给医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强化了医院降低医疗费用的自律性。为了在医疗指标的公示中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医院加大了对单病种的管理力度，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2004年我们开始推行的时候困难也很大，因为这些公示的单病种的手术费用是综合计算的，涉及多个科室，要降低费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另外，一般来中日友好医院就诊的，很多已经在其他医院就诊过了，对这些病人就需要用更为有效的药品，所以，费用的降低比较困难。于是，我们把这些单病种治疗、收费等流程上各个科室相关人员召集一起，进行现场办公，严格按照诊疗常规，统一算账，把价格降下来了。现在，我们的门诊量已经比过去有大幅增长，这说明降低医疗费用并不是医院单方面受到损失，而是实现了医患双赢。”高海鹏表示。
此外，高海鹏谈道，目前正在开始推行的对医保患者按病种付费也是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可操作性方法之一。按病种付费是指看病“包干收费”，在不伴有其他并发症的情况下，一种疾病从诊断、治疗到出院，费用不能超过限价，超额部分由医院承担。在北京、河南、银川等地，单病种限价已进入政策层面，与医保费用结算挂钩。
治理“回扣”靠制度
众所周知，药品“回扣”是导致目前不合理用药，老百姓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不久前，在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务部等部门召开的治理商业贿赂座谈会上谈到的数字：药品推销人员一般按药价5%到15%甚至更高的比例给医生以处方回扣，让医生多开药。
高海鹏说，因为“回扣”的存在，大家都有开高价药的冲动。假定“回扣”率10%的话，医生开100元的药拿10元回扣，当然就不愿意开10元钱的药拿一元钱。国家允许医院的药品销售利润是10%，医院也同样愿意购进价格较高的药品，药厂也是如此。“回扣”使大家都被高价药品所激励着，低价药自然没了市场。这必然增加老百姓看病负担。
他认为，单靠政府降价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用行政强制手段去“堵”也很难奏效。因为国家发改委不可能对所有的药品进行降价，除非我们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且医生开处方是个学术问题，你很难判断他开的处方有没有问题。因为临床医学流派很多，如抗生素的使用，对一个肺部感染，用哪种抗生素？学界有分歧，一种主张使用“阶梯疗法”，即先从青霉素开始，逐步升级，而另一学派则主张“重拳出击”，先用最好的抗生素。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价格手段对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消解医生开高价药的动力，也许是个比较积极的办法。但这需要通过完善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卫生区域规划的制度安排来完成。
如何通过价格手段对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消解医生开高价药的动力？他举例说：若你到三甲医院看专家需要10元钱，到二级医院需要8元钱，你当然会选择到三甲医院，这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也给“回扣”提供了存在的可能。举一个例子：我们医院一位著名教授，每天满负荷工作，只能做两台手术，但现在有20人在等着他做手术，他会采取哪种游戏规则从这些人中选出两名？靠关系？靠红包？所以，目前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国家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合理分流病人，使各级各类医院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如此，资源配置合理了，原来的潜规则没有了市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商业贿赂“14宗罪”(程宝库报告节选)
(1)商业贿赂造成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
(2)造成物价虚高，特别是一些医药企业实行高定价、高回扣，促使药品销售价格上涨，加重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负担，损害了我国的医疗保险体制。
(3)严重败坏了行业风气和职业道德。特别是医生、教师等吃回扣。
(4)假冒伪劣商品通过商业贿赂流入市场，损害消费者。
(5)妨碍了质量、价格、技术、服务等效能竞争手段作用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失灵。
(6)造成国家和地方税收大量流失。
(7)严重破坏了国家廉政制度建设。
(8)使市场和社会信用紊乱。
(9)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10)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困人口增多。
(11)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和犯罪率上升。
(12)妨碍政府职能的转变。
(13)严重削弱政府公共开支的效益。
(14)妨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影响到政治的稳定。
商业贿赂的危害是全局性的，这一特点使得它比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加突出和严重。商业贿赂对市场经济和国家廉政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绝非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业贿赂将使市场经济陷于毁灭，使社会发展堕于迷途。
SFDA严格药品审批注册制度
药品审批注册环节中，因为制度原因，存在诸多漏洞。
首先，在新药证书和药品生产批文的审批和注册流程中，申报资料的保护没有保障，可能出现暗箱操作，造成新药技术的泄漏。其次，原来，有关部门对新药证书转让要求不严，不限制转让次数，造成倒卖批文现象严重。特别是以前对新药界定不严，只要改变剂型、改变一下给药途径、改变药物传递性都可以成为新药，使企业抢注新药冲动强烈，还形成一药多名的混乱局面。而且，企业纷纷抢注新药，形成腐败土壤。
现在，SFDA正在通过多种方法，改进药品审批注册制度，使药品审批注册走向规范。
2006年4月4日，SFDA行政受理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该中心统一受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安全监管的行政许可事项，这是整个药品审批受理机制的变革。
3月15日颁布了新修订的《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同时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名称管理的通知》,目的是提高药品注册技术审评门槛，加强药品现场考核登记措施，遏制低水平重复申报问题，从源头上整顿规范药品申报程序。着力解决扰乱市场秩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药多名”问题。
SFDA将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要求，加大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实施GMP和GSP的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行为，严格药品广告的审批。推进药品分类管理和药品流通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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