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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即生产能力过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但在行业供给普遍过剩状况下，企业仍然不断投资进入，以致国家不断出台抑制政策，仍属于特殊现象。
产能的变动幅度与生产要素投入中的固定资本所占比重有关。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当市场需求减少时，企业可以通过辞退工人调节生产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但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本投入的专用性及其庞大的折旧使企业固定成本处于很高的水平，
市场需求的减少带来企业产品成本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成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下降的双重压制下，企业经营普遍处于亏损状态。
相对于消费品领域生产过剩、企业退出并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危害，重工业企业的退出则要相对困难得多。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设备投资巨大而且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多具有专用性的特征，企业退出必然导致巨大的处置损失；由于重工业的产业链普遍较长，企业在上下游普遍签有大量的长期合同，企业退出需要支付高昂的解约成本；重工业企业退出对于银行、税收、就业、社会稳定等可能造成较大冲击，因而存在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退出障碍。
当前我国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两个特征：一是多出现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如钢铁、电力、石化、汽车、建筑材料等国民经济重化工业领域；二是政府投资或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占有相当比重，多数产能过剩行业相当部分是中央企业在投资中居于主导地位，一些项目甚至属于“有保有压”政策下的鼓励项目。计划同样不能避免生产过剩，特别是当政府决策和政府参与的投资与市场需求发生错位时，同样会发生计划不能控制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一些行业已经出现了严重过剩，为什么还有众多企业飞蛾扑火，而政府不断发出声音限制过剩行业项目的审批？这实在值得玩味。
一是“中国因素”带来的低制造成本，主要体现在低劳动力成本，超低地价的土地供给，对劳动安全和环境保护职能的缺失以及远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超低汇率，决定了只要是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的产品，不管其技术含量和品牌如何，由于其折算成外币的价格超低，必将会获得世界市场。
二是大量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存在，由于其核心能力的体制性根本缺失，国有企业不负责任的投资冲动以及较少受到政策限制的体制环境，注定会不断扩大产能。
三是由于各级政府目前收入还是主要来自增值税、营业税等，只要上投资项目，尤其是搞工业项目，只要企业开工投产，不管有没有赢利，按生产规模，都要向地方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因此各地政府会热衷“摊大饼”上项目。
从理论上说，解决的方法一是“消肿”，二是扩大终端的消费需求，双管齐下必然有效。从“消肿”方面看，应采取多方面措施消除过剩生产能力，包括设备淘汰和企业退出两种方式，需要通过确定公平的技术标准、完善的产权市场以及规范企业的兼并、破产机制给予保证。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打破种种投资禁区，向民间充分开放投资机会，特别是打破限制民营企业以并购方式进入汽车、钢铁、电力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的各种政策禁区。扩大需求的根本措施实际上要求我们进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以降低居民的“谨慎型”储蓄，刺激消费，同时，金融、税收体制及汇率形成机制等多方面改革的推进。
此外，在多元投资主体条件下，政府应致力于建立一个高效、公平、可以预见的宏观投资调控体系。这种宏观调控应当摒弃政府直接控制项目投资的做法 , 而将主要精力用于符合市场效率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上来。
曹建海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北京中经财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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