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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国不断将自己在上海逾亿的产业转移到重庆，不是一种简单的“投资洼地”效应。虽然，他在上海的企业吸纳了大量的下岗工人，无偿担负了不少残疾人的生活费，仍然在浦东的城市扩张中遭遇到一些难以言喻的伤害，但他的主要产业——油墨，有一定的轻度污染，因此，他自己也承认，在当地已经很难有更大的规模发展。
这和上海三毛纺织厂千里入渝的道理几近相似。上海的产业结构性调整和重庆的升级
换代，结合得如此紧密。
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转移到它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激活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让企业走向一个新的上升通道的快捷方式。然而，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还刚刚随着“长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在长江“黄金水道”物流、港口的合作带动下开了个头。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年均8%—9%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个奇迹。然而，专家们关注的并不是简单的GDP，而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与中国企业的绩效表现所形成的剧烈反差。不仅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生产率在整体上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之中，而且至今没有造就许多与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率相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企业。
这种不是靠本土企业的增长模式肯定不会真正持久。
于是，不管是宏观决策者，还是微观执行者，都在考虑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不一味依赖政府的投资拉动和外资的强力推动，使两者走向统一？
事实就摆在面前。
刘建国等民间资本拥有者之所以愿意到重庆来，很大程度在于沪渝之间形成了完善的港口服务配套体系，两地集装箱运输也获得绿色通道，物流成本因此降低。
也就是说，沪渝两地因为政府的推动，为民营和国有资本打下了一条快速通道，产业的结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整、升级。
而新投资者在做判断时，往往会以自己在本地区同类公司所看到的情况作为判断依据，这将为重庆的市场带来迥异的视角。
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国有或民营企业通过资本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来推动产业分工，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运用行政手段，从经济合作和发挥相互比较优势来推动宏观一体化。
不容忽视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因为改变了中国现有的市场和资本分配格局，有活力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将因此有了创新的大舞台，有了成长壮大的快车道，他们可容易地“消灭”那些没有效率但有投资价值的现有企业，这是一支对经济可持续性增长有决定性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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