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的尚德模式

　　首富,政府造

　　——自主创新的“尚德模式”

　　文/本刊见习记者 何伊凡

　　2000年，施正荣初到无锡时，除了一台笔记本，几页商业计划书外，就只剩下对资本的渴求。6年之后，一位所谓的“中国首富”伴随着尚德电力(NYSE:STP)市值达到40亿美元而诞生了。除了施正荣本人的创业精神、新能源概念，在这个耀眼的财富故事背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无锡市政府。

　　无锡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在尚德获得了成功。在施正荣创业之初，政府出资600万美元，成为大股东，施依靠技术和一些积蓄入股。难能可贵的是，政府资金在尚德上市之前选择了退出。

　　在无锡，政府这样的创业扶持并非仅对尚德一家。当整个中国，从政府到企业都在为自主创新的具体路径寻寻觅觅、上下求索之时，尚德明星般的崛起让我们注意到在无锡这个江苏中等城市，一种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支持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式已然浮现——不妨为它简单命名为“无锡模式”。对“无锡模式”的简单理解是：一个开明的政府，找到具有资本和商业管理意识、且有名望的人或组织来代表“政府”，把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整合在一起，支持企业，然后功成身退。

　　这让我们想起中星微公司董事长邓中翰，中星微

自主研发的“星光一号”数字多媒体芯片，成为第一枚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世界第一的市场份额。在中星微成功上市背后，

信息产业部最早的1000万风险投资同样功不可没。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正在重新寻找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和定位。如果说中星微是中央部委支持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一个标本，尚德所承载的“无锡模式”则是地方政府对如何培育中国自主创新土壤的一次探索。

　　对于一个地方政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按照斯坦福大学研究硅谷创业精神的专家亨利·罗文(Henry Rowen)的理论，它必须克服GDP数量崇拜，把500强和一个归国创业的留学生同时视为座上宾；它必须建立引导型的“种子基金”、孵化基金，不能被短期盈利所诱惑；它必须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营造开放的经营环境；它必须为高科技人才和创业者提供高质量的生活，还要提供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

　　建立一个鼓励创新与创业的小气候，无锡已经做到了；但制造了一个“施正荣”的无锡，是否能够有机会成为培育出一批“施振荣”(宏集团董事长)的“新竹”，还有待考验。

　　当一个人的宽3米高2米的巨幅半身人像被竖立在大街小巷，他是什么感觉？

　　施正荣说，“没感觉，只是原来开车想去哪就去哪儿，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自由，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未必欣赏这种文化，但至少已经学会了配合。

　　澳籍江苏扬中人施正荣，从未想过在无锡会获取如此巨大的成功，更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来展示成功：他是无锡市最新塑造的典型——“无锡创新先锋”，在无锡市的大街小巷，他的头像几乎举目可见。

　　“无锡市委市政府已经号召向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学习”，3月2日，无锡市副市长谈学明告诉《中国企业家》，“前几天省里几乎所有重要的新闻机构全部扑上来，施正荣作为2006年第一位重点宣传的人物，省里面也要放大他的效应。”

　　这位至今还没有正式登上过各种中国富豪排行榜的“新首富”，其创富过程与大家此前熟知的多位“首富”丁磊、陈天桥、黄光裕完全不同。他财富的起跳过程与政府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

　　无锡如何帮助尚德这家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实现资本蜕变，又准备如何让自己成为中小高科技创业投资者的乐园？究竟是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发力的“无锡模式”成就了尚德，还是尚德的成功正在影响无锡？所谓的“无锡模式”是否又具有可复制性与持久的生命力？

　　李延人走了

　　李延人的来与去是解读“尚德模式”的关键环节。李是尚德首任董事长，他代表的国有股东给尚德提供了起飞的资本；而四年后伴随着李的离开，施正荣酝酿的国有股退出计划开始逐步实施，这也是尚德最终“私有化”的开始

　　在尚德的成长史上，有一位无论是无锡市政府还是施正荣都不愿意过多提及的关键人物：尚德第一任董事长，原无锡市经贸委主任李延人。

　　2004年9月，尚德成立的第4年，李延人走了。带着100万人民币，以及一辆奥迪A6轿车，没有1分钱的股票。

　　是尚德董事会决定了他离开无锡尚德公司，理由是他4年任期已满。

　　李是无锡市原经贸委主任，是施正荣来无锡最早接触的政府官员之一，公司成立后，作为国有股东代表出任尚德董事长，是施正荣早期最核心的创业伙伴之一，施正荣当时任总经理。

　　施正荣认同李延人对尚德的贡献：“李总与整个企业的运作以及企业成长息息相关。说实话，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也没有第二条(生产)线、第三条(生产)线”。

　　但是李延人的离开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对于二人最初的矛盾由何而生，双方均表示已经不愿意再谈。李延人模糊地提到，“亏损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而一旦企业开始盈利、上市，涉及到利益分配，矛盾就产生了。”而施正荣则说，“无非是名利二字。”

　　矛盾最终体现在对公司的控制权上。当年施正荣决定留在无锡时，无锡新区领导的一句话让他顿生知音之感，当时这位领导说：“我们就是要吸引你这样的科学家当老板。”但企业做了两三年后，李延人与施正荣，这对拍档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施正荣逐渐感觉到来自公司内部被架空的威胁。

　　施正荣没有明确指出这种威胁来自李延人，但他身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有人想到施总的位置上来。”一种说法是，李延人处理某些事时会越过施正荣，李还曾经向基层的技术人员质疑施正荣的技术能力，甚至因为李在中间沟通不畅，国有股东与施正荣之间也产生了误解。

　　最让施正荣愤怒的是，2004年尚德发生了创业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技术泄漏事件，公司的一个骨干带着核心资料另投他门，而这个骨干的离职他事先毫不知情。“他是被人排挤走的。”施正荣说。

　　这些说法已经无从证实，施正荣最终留在尚德，无锡市政府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尊重企业创始人的价值是初衷，风险投资在实现目标的同时，不能偏离这个方向去获得控制权。”无锡市副市长谈学明说。

　　无锡市政府把自己和自己派出的代表李延人看作是“风险投资商”，但李为尚德初期的发展所倾注的心血，已经超过了这个定义的范围，他深入介入到了企业运营当中。不过，他本人在尚德并没有股份，他感叹，一个没有股权的董事长，关键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2004年初，尚德董事会曾达成共识，准备送给李延人一部分股份，不过，李延人拒绝了，他准备公司上市之前，以一定的价格购买部分公司股份。

　　李延人再也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尚德董事会决定了李延人的离开，并给予了一定的补偿。但这无疑与公司上市后，股东获得的回报和风光难以比拟。

　　重新回想起这段经历，施正荣说多少有些不堪回首，但这恰恰是创业阶段给他留下的最刻骨铭心的印记。他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全新的感悟，“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什么叫水到渠成？什么叫所谓的同甘共苦？进一步说什么叫颠倒黑白，什么叫混淆是非？”再次看到这些成语，他都不会仅是纸面上的理解，而是“绝对有刻骨铭心的体会”。

　　伴随着李的离开，施正荣酝酿的国有股退出计划开始逐步实施，这也是尚德最终“私有化”的开始。

　　施正荣来了

　　从那一刻起，施正荣的命运已经与无锡市探寻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复制“硅谷”、“新竹”模式的试验胶着、连结在了一起

　　2006年3月6日，坐在尚德公司董事长办公室里，身家已超过10亿美元的施正荣面对《中国企业家》记者，已经不愿再触碰当年个人间的恩恩怨怨。他的记忆中，留下最深印记的是从无锡市政府获得启动资金的过程，在那段时间，李延人还是他的最佳拍档。

　　6年前，施正荣初到无锡时，除了一台笔记本，几页商业计划书外，只剩下对创业的渴求。

　　其时，洪汝乾刚刚组建无锡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两个月，他怀里的1亿元启动资金还没有捂热。

　　一个想创办自己的高科技企业，一个开始为政府风险投资的出口探路，两个怀着不同职业梦想的人，机缘巧合地碰在了一起。

　　如果是在“硅谷”，一个拥有具备商业前景的高科技项目的创业者，会成为多家风险投资基金的接洽对象，但在当时的无锡，并不拥有资本与高新技术嫁接的市场。

　　无锡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洪汝乾回忆，2000年10月，在无锡市中山路的政府招待所里，施正荣向他和科技局的几位官员演示了他的商业计划。“我们感觉风险很大，”洪汝乾说，“因为2000年的时候国内电力不是紧缺，当时的情况是过剩。搞太阳能发电，我们在国内看不到需求，也不了解海外市场，所以无法判断商业前景。”

　　洪曾任无锡机床厂厂长，有十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后任无锡市财政局副局长。1999年国家科技部有一个推动技术创新工程，无锡是试点城市之一，因此由政府出资成立投资公司，挂靠在市科技局。考虑运作这笔资金风险很大，最后决定由刚退休的洪汝乾担任总经理。与施正荣的合作是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面对的第一个项目，洪汝乾当然谨慎。

　　洪汝乾拿了施正荣的商业计划书，专门请无锡华晶集团的高级技术人员提意见，华晶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芯片生产商，上游原料也是硅材料。10天后，洪汝乾得到的答案是：项目非常好，技术水平也高，具备商业可行性，只有一点疑问，投资时间是否早了一些？洪问，“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投？”对方表示暂时不感兴趣。

　　之前，施正荣曾经在秦皇岛、大连、上海谈过合作，过程并不顺利，但可能没有达到媒体上所说的“四面碰壁”的程度，据说，施与上海甚至签署过一份意向协议，之后他到无锡是由当时无锡市主管工业的副书记介绍。另一个版本是，施正荣在澳大利亚读书时结识了同乡杨怀进，杨怀进后回国做贸易生意，看好光伏产业的前景，主动为施正荣在国内探路，后来，杨怀进得到另一位同乡徐成荣的帮助，徐有政府方面的人脉资源，最终把施正荣引荐到无锡。

　　2001年1月，无锡市政府决定支持施正荣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为800万美元。“政府方提出了两个条件”，当时的投资方之一、市信托投资公司代表张维国说，“首先要求施正荣必须拿出一定的现金，再好的技术，你不拿钱我不谈。只有把你在国外的辛苦钱带过来，大家的利益才能一致；第二，你的技术，你的成果全部都属于合资公司，不得与其他任何一方进行同样项目的合作。”施正荣欣然同意。谈判下来的结果是施正荣占25%的股份，其中技术股占20%，折合160万美元，现金股5%，折合40万美元。

　　2001年2月6日至15日，无锡市组织了5人考察小组赴澳大利亚考察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和利用，其中包括两位计委官员，市委办公室秘书，科技局一位处长，以及代表投资方的张维国。科技局局长刘钟其说，当时考察目的主要两个：第一，施正荣是不是诺贝尔奖得主马丁·格林教授的弟子；第二，施正荣是否有自己的发明和独立的研究成果。考察的结论是“该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施正荣博士从事的多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这对项目落实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焦点的问题是，政府的资金从哪里来？这时，李延人正式登场。

　　李延人时任无锡市经贸委主任，在尚德太阳能立项之前就与施正荣有过接触，也是最初少数几个看好这一项目的官员之一。李延人告诉《中国企业家》，他最初联系过私营企业，但大都不敢涉足这一行业。后来他花了1周的时间，拜访自己在无锡的国有企业家朋友，拉来8家企业，“那时，我还没退下来，多少有些面子。”一位当初投资尚德的企业高层也承认：“由于李在无锡工商界的影响，他出面的确让人感到心里塌实了一些。”

　　当然，李延人对施正荣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代表无锡市政府的立场。“无锡市主要领导是相当开明的，”科技局局长刘钟其认为，“搞马路，建大楼，这样的政绩很容易看到，但创新的东西有风险。政府一直在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

　　“总要有个带头的，”洪汝乾说，“我们和高新技术区的另一家投资公司率先跳进去，算是表个态。”

　　“其他的钱也不是一下子凑起来的，政府在后面逐步施加影响，”刘钟其做了“推”的手势，“实际上，我们绝大部分股东当时已经做好了血本无归的准备。”当年参与投资的一位国有股东高层告诉《中国企业家》。

　　600万美元终于注入。除施正荣外，另外8家股东分别是无锡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科达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市国联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小天鹅集团、无锡水星集团、无锡山禾集团、上海宝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面5家全部是标准的法人股东，其中上海宝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始终未出资，股份最后由其他几家按股权比例再次分配。

　　李延人从经贸委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作为无锡市创业风险投资公司代表出任尚德太阳能董事长，施正荣任总经理，张维国任副总经理，不过张直到2002年才赴任，当时的身份已经不是政府代表。

　　作为一个高科技创新企业的孵化基地，无锡市与施正荣从项目接洽、论证、调查、股权谈判、寻找资金来源，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或许，从时间效率上，这与成熟的“硅谷”模式相差甚远，不过，无锡在评估、拍板风险投资项目上也显示了足够的“东方智慧”。

　　洪汝乾说，财政拿钱出来搞这样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就是准备复制“硅谷”和“新竹”的高科技创新模式。

　　2001年5月，施正荣带着妻子和3立方米的太阳能技术资料离开了澳大利亚，房子抵押给银行，家具则卖的卖，送的送。

　　而从那一刻起，施正荣的命运已经与无锡市探寻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复制“硅谷”、“新竹”模式的试验胶着、连结在了一起。

　　政府“救火”资金链

　　“压力太大了，”谈学明说，“如果有人说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最终支持了一个干打雷不下雨的企业怎么办？”

　　在“硅谷”，通常而言，一家创业公司投资周期一般只有2-3年。风险公司与创业者在创办企业时，往往会签订为期3年的转让合同，无论企业赢利与否，3年后，风险公司都会将企业安排上市或出售给其他大公司。所以，这3年是决定创业公司生死的关键。

　　成立之初的尚德也面临着这样的考验。“在2004年之前，尚德一直处于高危的状态，随时存在猝死的可能。”李延人告诉《中国企业家》。

　　尚德的第一笔资金几乎全部用于购买设备。为了生存，尚德曾经把进口的硅棒切割，变成内销的产品。另外，施正荣还动过生产热棒的念头，这是一种借助地热来调节温度的高科技产品，与太阳能电池并不相关。“那是一个煎熬的过程，”小天鹅原副总经理徐源说。正式投产前，徐曾到尚德协助施正荣梳理营销渠道。

　　“你有没有看过《基业常青》，那些伟大的企业家在这本书里说了实话，”施正荣说，“没有哪个企业创业之初就说自己有如何宏伟的计划，第一步讲的永远是生存，工资怎么发下去，这个难关过去才能考虑下一步。”

　　2002年8月，尚德第一条生产线投产，产能为15兆瓦/年，这已经相当于此前中国光伏电池产量4年的综合。

　　但是，2002年公司销售1000多万，亏损了700多万。2003年初更加困难，尚德副总经理张维国回忆，“队伍大了，需要考察、磨合、优化、培训，也许外面有很大的市场，但对公司来讲空白点很多，销售经理换了一任又一任，销售量逐渐扩大以后，资金就更加困难，为了获取银行贷款，能抵押的已经全抵押了，加上那年还有‘非典’。”

　　施正荣在尚德最初的“嫡系”创业伙伴只有四个人：曾和他在澳大利亚共事五年的张凤鸣博士、澳大利亚销售人员泰德，他的两位扬中老乡、也是曾经帮助他落户无锡的功臣，杨怀进与徐成荣。2002年至2003年间，这四人相继离开了尚德，张凤鸣与徐成荣去了南京，杨怀进与泰德去了河北，现在四人都在从事光伏电池行业。

　　“那段时间他像个救火队员一样，”在施的助理绍华千眼中，施正荣当时忙得“可怜”，“走路总是‘咚咚咚’，刚招来的员工缺乏实践经验，他要做技术辅导，设备运来安装调适，他又像一个技术工程师，同时还是销售员，要跑国外的市场。”

　　当施正荣忙于市场和内部管理时，李延人为尚德寻找资金来源而奔波。

　　2003年初，尚德开始寻求外部贷款，作为公司董事长的李延人，必须说服那些国有企业为尚德提供担保，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最终，小天鹅、山禾集团、华光集团、路灯管理处愿意提供担保，获取担保资金5000万元左右，“每个股东大多都担保了，轮流，这次是你，下次是他。”科技局局长刘钟其回忆说。之后，李又动用自己的政府资源，通过无锡市劳动局拿到低息贷款资金5000多万元。

　　这时，无锡市政府对尚德又推了一把。“尚德能否进入产业化，这是个槛。”谈学明市长告诉《中国企业家》，从2001年到2005年，无锡一共为尚德争取了11个项目，这些项目分阶段立项，包括国家、省、市三级，其中2001年1个项目、2005年1个项目，至关重要的是从2003年-2004年给了尚德9个项目，累计支持资金在3700万左右，其中仅省科技厅支持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差不多有2000万，而这些资金都是无偿拨付，不需偿还的。

　　“压力太大了，”谈学明说，“如果有人说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最终支持了一个干打雷不下雨的企业怎么办？”

　　另一种质疑的声音也在响起，尚德是不是在吃白食？是不是对政府产生了依赖症？事实上，如果比照一下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运营模式，就可以打消这样的疑虑。在新竹，高科技企业可以得到政府以直接投资或优先给予长期优惠贷款等财政金融手段给予的扶持。

　　无锡市政府找到了它扶持尚德的“新竹逻辑”。新竹企业同样多为中小型企业，由于很难募集大量的研发资金投入，企业自身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因此新竹园区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力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以园区内星通电子公司为例，在企业前5年的创业期中，企业没有利润，主要靠政府对企业的资助生存，期间共获得政府各项创新补助高达6000万新台币。当然，每次申请政府补助的过程，都要经历由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6年以后，星通最终为政府呈现的是，一个股票每股高达100多台币的绩优股。

　　2004年8月，就在尚德第三条生产线投产的同一个月，德国政府更新了“可再生能源法”，对太阳能等新兴能源发放政府补贴，德国成为《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新能源消费的首个爆发国家，对光伏电池的市场需求瞬间膨胀，推动2004年全球光伏市场同比增长61%。在大多数同行还没有胃口吞下这块蛋糕时，尚德却突然进入了丰收的季节，2004年净利润达到1980万美元，而2005年前3个季度净利润则达到了2000万美元。

　　如果施正荣没有敏锐抓住光伏电池市场的细微变化，他没有勇气在资金最紧张的关口竭力扩产，但如果没有来自市政府的助力，他也不可能跑赢时间。

　　然而，尚德已经到了必须在资本层面重新做出清晰安排的节点上。

　　国有股退出内情

　　假设国有股最终没有退出，结果将会怎样？谈学明说：“施正荣当时完全可能会选择离开。”在节骨眼上，政府之手把“政府风险投资”拉回到了恰当的位置

　　2003年6月、2004年初、2004年8月，施正荣三次向董事会提出扩充产能的报告，均获批准，但股东并没有为此直接投资。2003年12月、2004年8月，尚德的两条新生产线分别投产，产能达到60兆瓦，理论上尚德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商，但庞大的产能也可能成为把尚德拖垮的负担。

　　2004年下半年，施正荣的困境是市场形式发生了变化，他的竞争对手正迅速崛起，如果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尚德肯定无法保持既得优势。“我说要扩产，要购买原料，大家都说‘好’，我问不上市的话能否追加投资？没有人吭声。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不能上市，又不给钱，银行贷款负债率已经达到60%，我心里也打鼓，担心有一天资金链会断掉。” 施正荣说。

　　尚德经营逐渐盈利之后，李延人曾召集了一次董事会，和国有股东们讲，暂时还不能分红，要有耐心。2003年上半年到2004年3月，在李延人的主持下，尚德曾经与香港、新加坡证券机构谈上市融资的问题，不过，当时外部投资机构要求国有股东按1：0.9或1：1的比例退出，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此后，张维国开始在施正荣要求下，接触各种各样的合作者、财务顾问，寻找新的上市通道。

　　从2004年8月份，施正荣开始酝酿国有股的退出。自2004年9月份到2005年3月份，尚德没有召开董事会。因为施还没有把握说服国有股东，担心一旦在董事会上宣布就无法控制局面。

　　“有些股东的想法是能不能跟你去上市，这个想法很正常。但问题是如果国有股仍然占大股，很难通过美国资本市场的考验，即使上市，股价也很难超过15美元。”施正荣说。

　　施正荣的国有股退出方案最终得到了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的肯定。无锡市政府的意见有两条，第一要满足上市的要求，也就是国有股应该退出。第二要满足投资各方的利益。至于这两点如何来平衡，退多少，什么时候退，由企业和股东商量。

　　“如果政府规定企业必须要退出，退出必须要给多少钱，必须退给谁，这就要失控，不是政府要管的事。”谈学明说。当然，无锡市政府也为施正荣的游说做过大量铺垫。

　　施正荣开始逐家拜访股东。有的相见甚欢，也有的让他血压蹦到110/150，进了医院。

　　到2005年3月，施正荣最终赢得了这场博弈，所有国有股东均同意退出。无锡市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公司回报最低，获得了10倍收益，最高的获得了23倍投资收益，无锡水星集团的股份转给了一家外资基金，据说回报更高。

　　随着国有股的退出，李延人也黯然离开。现在，李远在云南筹建一家太阳能、微电子行业的上游企业——生产多晶硅的爱信硅科技有限公司，他在这家企业中拥有自己的股份，出任董事总经理。

　　假设国有股最终没有退出，结果将会怎样？

　　谈学明对《中国企业家》说：“施正荣当时完全可能会选择离开。”

　　无锡市政府主导型的风险投资在这次惊心动魄的博弈中经受了一次考验。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国有股股东们是否选择在这个时刻退出，还是等待上市，以什么价格退出，都合乎市场逻辑。不过，这最终还取决于无锡市对政府风险资金的定位，究竟是为了盈利？还是为了孵化，为了优化创业投资环境？这一次，现行的政府之手把“政府风险投资”拉回到了恰当的位置。

　　伴随着国有股东的退出，无锡尚德最终在上市前顺利完成了它的“私有化”。

　　资本的阳光

　　上市后的尚德已经实现了从技术到生产力，再到商业价值和资本价值的转换，完成了一个无锡式的自主创新循环，而这也是探索自主创新土壤的“无锡模式”迄今为止所结出的一颗最丰硕的果实

　　在施正荣忙于“安内”的同时，张维国已经打通了海外资本市场之路。

　　2005年1月11日，“尚德BVI”公司成立，该公司施正荣持股60%，“百万电力”(Million Power)持有40%，法定股本50000美元。

　　选择在这个节点上与“百万电力”合作，是因为施正荣正需要收购国有股权的大量资金，而壳公司“百万电力”拥有者David Zhang等人愿意为尚德提供6700万港币的过桥贷款。这笔过桥资金是“无锡尚德”启动海外上市的第一笔关键资金。签订这个协议时，施正荣实际进入了另一场赌博，因为1月份施正荣还没有胜券在握，万一国有股东不肯退出，按照《过桥贷款协议》规定，贷款期限仅半年，到期后，“尚德BVI”必须将贷款连本带息一起归还“百万电力”，否则将每天按0.03%缴纳过期罚金。

　　施最初拥有尚德25%的股权，按照公司组建时股东间的约定，如果三年内资本回报率超过15%，就再送给施正荣5%的技术股，重新分割上海宝来投资的股份时，他又购得1.389%,所以私募之前，施正荣的股份已经涨到了31.389%,施正荣用这31.389%的股份向百万电力做了抵押担保。

　　到2005年4月份，施正荣松了一口气，因为“尚德BVI”已经与国有股东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海外的风险投资机构也同意谈判向“尚德BVI”溢价入股。

　　2005年5月，尚德成功进行了首轮私募，投资者包括高盛、英联、法国Natexis、尤科、西班牙普凯等多家投行。私募后，施正荣的股份达到了54.144%。

　　在首轮私募中，施正荣以3467万“可转可赎回优先股”(每股2.3077美元)为代价募集了8000万美元，该款项用于旧股东退出，2005年4月份尚德已经与所有旧股东签署退出协议，5月份钱打到对方账户上。

　　国有股东退出之前共持有无锡尚德68.61%的股份，按8000万美元计算，也意味着国有股东在2005年4-5月间认为“无锡尚德”的价值仅为11660万元，与高盛等同期所确认的“尚德BVI”价值为2.87亿美元差距颇大。尽管尚德给予了国有股东丰厚的回报，应该说国有股东也作出了相当的妥协。

　　私募之后尚德立即启动赴美上市计划。2005年10月19日，纽交所CEO约翰·塞恩和施正荣在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共进午餐，这也是塞恩本次访华的第一顿饭，饭后，施正荣已经决定在纽交所上市，“纽交所之所以如此重视尚德，不仅是因为尚德本身，也与纽交所正在与纳斯达克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优势资源有关。”施正荣判断，“纽交所也需要在中国寻找合适的‘形象代言人’。”

　　11月29日，施正荣开始了他的路演之旅，“很难想像，如果一个公司的CEO、CFO不会讲英语怎么办，怎么去和投资人沟通。”施正荣说，“投资者对财务，甚至对这个行业已经越来越了解了，有那么多的分析报告可以参考，提的问题刁钻而专业。” 在硅谷，一家投资公司的一位女士对施正荣非常冷淡，施正荣讲了半天技术和市场前景，对方只说了一句：“Everybody say good, how about you?(每一家都讲自己好，你好在哪？)” 于是CFO张怡拿出财务报表上阵，一小时后，这位女士欣然下单定购。

　　美国东部时间12月13日上午9点半，尚德股票开始交易，当日收盘21.20美元，共筹资4亿美元。

　　美国东部时间12月14日早晨，尚德在纽交所举行上市敲钟仪式。敲钟台上只能站12个人，除纽交所CEO约翰.塞恩 、纽交所董事总经理马杜外，还包括施正荣及夫人，首席财务官张怡，副总裁张维国，首席运营官Craham，马丁·格林教授及夫人，以及无锡市副市长谈学明、无锡市科技局局长刘钟其，以及市委的一位副秘书长。

　　约翰·塞恩把施正荣安排在中间位置，谈学明则在施正荣的上首、左侧，谈学明身边是施正荣的夫人，塞恩则在施正荣的右侧，合影时，谈学明稍微退后了一下，突出了一点施正荣的位置，“在与施正荣所有的合影中，我都是这样定位自己，这也是政府的定位——辅助。”谈表示。

　　至此，尚德已经实现了从技术到生产力，再到商业价值和资本价值的转换，完成了一个无锡式的自主创新循环，而这也是探索自主创新土壤的“无锡模式”迄今为止结出的一颗最丰硕的果实。

　　无锡的选择

　　政府必须有作所为，通过包括金融政策在内的系列机制去营造无锡的创新土壤。因为如果单纯靠市场因素驱使，高素质人才、产业价值链上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会集中在上海等中心城市。无锡别无选择

　　如果施正荣的成功仅是个案，则所谓的“无锡模式”无从谈起，但是，在无锡，尚德并不是政府惟一扶持成功的企业，甚至也不是无锡市支持力度最大的企业。

　　力芯微电子有限公司是无锡的另外一个明星企业，总裁廖勇曾任无锡华晶集团的副总裁，2002年，香港华润微电子重组华晶，廖勇辞职出来，准备去上海一家公司做总经理，刘钟其、洪汝乾得悉消息后上演了一幕“月下追韩信”，“何必去上海给别人打工，在无锡自己作个老板多好。”

　　2002年6月，力芯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当时注册资金为600万，创办人廖勇出资120万，2004年公司发展需要增资，资本金从600万增到1200万，廖勇没有出资，实际上1200万中政府出了1080万。2005年，力芯实现盈利1400万，2006年预计可盈利1800万。2006年初的董事会上，创业投资公司拿出“扶持股”让廖勇回购，现在廖已经是大股东，拥有75%的股份。

　　“当初没去上海是对的，我到上海总有一种感觉，任何人到这里都会感觉自己很渺小，你会淹没在这个城市里，不是很著名的公司，没人会在乎你。”廖勇说，“但是一般留学生来无锡创业，市长就可能接待他。”

　　赵颖的创业经历为廖勇的感觉打了注脚，赵的履历表上有一串闪光的名字：

清华大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获得普林斯顿最高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先后在朗讯公司、美国数字广播公司工作。2003年赵颖回国创业。原来也想落户上海，当时的无锡市长亲自与赵颖谈，希望她留在无锡。

　　这让赵颖感觉在无锡心里更踏实一点，“像工商、税务，叫我们自己去办，根本摸不着头脑，后来无锡科技局上门服务都办好了。”更重要的是，无锡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给赵颖的意昂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了500万人民币，占当时启动资金的60%，“上海方面对我们也蛮热情，但力度没有无锡大，要是没有这500万，我可能也去上海发展了。”目前赵颖也回购了一部份“扶持股”，国有资本的股份变成了25%。

　　所谓“扶持股”，即不参加分红的股份，在无锡往往要占到政府投资的一大部分。如果赔了，就算是风险投资，创业者不用补偿；盈利后，创业者可以按照近似于银行利息的代价回购，可以说，这一部分股份的风险是完全由政府来承担的。

　　实际上，韩国在重点培养有潜力并需要风险投资的中小企业方面有更稳妥的金融政策。韩国每年可向中小企业提供约4.9亿韩元的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这些资金并不是直接发放给中小企业，而是以借款形式向指定银行提供资金，指定银行以该借款利率再加1%至1.5%的利率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并以此利差作为银行的收入，这些贷款的信用风险由银行承担。

　　“给予这种优惠，是基于我们对被投资者人品、能力都有较深了解。”洪汝乾说。幸运的是，暂时看来他失误的时候还不多。

　　廖勇说，无锡市领导的开明之处就在于通过这种风险投资公司“四两拨千斤”地营造了一个“小气候”，如果企业是一棵树，整个社会环境是空气、水分、阳光、土地，这个“小气候”就是凝聚在树根周围的土壤。

　　按照副市长谈学明的说法，无锡市正在谋求寻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一个恰当的定位和角色。“我们政府过去一直在经营土地上做文章，现在要经营‘土壤’(环境)的概念。政府要做土壤的经营学家，研究土壤的成分，而具体土壤上种什么，要看那些园艺家如何经营了。”

　　“如果无锡市什么也不做，市场也会按照它的自然规律分工，分工的结果是什么？”廖勇说，“高素质人才、产业价值链上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一定会集中在中心城市。因为中心城市凝聚力强，信息渠道方便，然后，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根据距离递减，会形成一个和中心城市配套的加工区域，那时候各大公司总部和各大研发中心都会集中到上海，而加工区会转移到最靠近上海市的昆山、苏州，然后才会是杭州、镇江、无锡，这就是纯粹的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但是像无锡市政府这样主动地去做，就可能凝聚成小气候，像尚德这样的公司可能就会冒出来。”

　　当然，无锡市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把同样的力度或更大的力度用于吸引跨国公司来无锡建厂。“这样GDP会很好看，而支持一个海归，在地方庞大经济总量中意义不大。”廖勇把中国与印度做了一个比较，在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吸引外资上，印度则正好相反，鼓励内资，对外资有很多限制，结果是印度的民族工业发展缓慢而稳健。无锡也吸引了索尼、松下之类的大企业，但是，“更注重鼓励为中小企业营造环境。不只看重GDP,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