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业乱象与多米诺骨牌

　　本报记者 勾新雨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几乎每一个坐在对面接受采访的政府官员，都以这样一句话来作为解释当地为什么热衷于重化工业的开场白，“中国自2000年前后进入了新的一轮景气周期，而这个周期正是以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来拉动的。”

　　在内蒙古自治区11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对于发展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已经不是讨论该不该发展，而是该怎么发展的问题了。有煤电的要上，没有煤电的“创造”煤电也要上。

　　不独内蒙古一地，传统资源大省山西在上；新兴

能源接续地陕西榆林、延安也在上，不但有投资百亿计的煤变油项目，还有寤寐求之的千万吨大炼油和80万吨乙烯项目；有煤炭和石油资源的宁夏新疆东三省在上，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上海、南京、惠州、广州等地也都在上，大炼油、大乙烯、大钢铁、大电力、大港口等等“大”字系列不一而足；就连用地高度紧张、富人高度密集的温州也在围海造地创造条件上，并美其名曰“再造一个海上温州。”

　　这样的事实让本来就不多的对重化工业的警告苍白无力，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难以抗拒其对当地GDP拉动的神奇魔力。

　　然而，内蒙古虽然连年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值、固定资产投资三个增速全国第一的奇迹，但人均GDP却仍然是全国倒数第二。

　　正如资源型城市攀枝花市的市长孙平所言，这样的发展观是“政府不穷，百姓穷”。

　　投资过热的直接结果就是产能过剩，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日前曾为产能过剩行业开出了一串长长的名单，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重化工业：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铜冶炼以及潜在过剩的水泥、电力和煤炭。

　　一方面是国家对过剩产能的严格控制，一方面却是难以刹车的投资惯性和难以控制的投资欲望。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为什么在这一轮增长中，无论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同时盯上了重化工？除了众所周知的拉动GDP增长和满足市场需求缺口以外，其实东西部发展重化工业的基础和心态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投资、消费和出口，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广大中西部地区在大部分时间里不但与此无缘，而且即使有国家投资也大多“输出资源留下污染，输出财富留下贫穷”(攀枝花市长语)，国家对此欠账过多，而在最近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以内蒙古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迅速抓住了重化工机遇，以高比重的固定资产投资把煤变成电，把电变成高耗能产品，由此把附加值留在了当地，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相比于西部的赶超战略，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则面临着另一种困境，多年的外贸拉动，多年的世界加工厂，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横空而出的重化工业则是一剂刺激增长的强心剂。

　　在不能平衡地方利益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大家都上，越上越多，越多越上，产能过剩，产品积压，投资缩水，银行呆坏账增加。

　　一位能源专家说，现在的煤电之争，实际上就是区域利益之争，南方没有煤却在拼命地建火力发电厂，北方也在建，大家都想把由煤变成电的价值留在当地。

　　如何平衡利益，如何均衡发展，如何抑制产能过剩，现在看来只有通过市场，通过价格杠杆来解决——资源产品提价。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正是发改委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更是促进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隐秘的一张多米诺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