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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矿难”、“煤富豪”和“官股”被认为是解读中国资源性省份的三个关键词。以山西为例，一大批政府权力阶层的人士正不得已从官煤体系里退出(撤资)，一些人深度隐身伺机观望，看看暴风骤雨式的官股查处之后是否有周期性的疲劳和罢休？
另外一方面是山西省的GDP数字走高，2005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山西省2005年GDP数字为4100亿元，增长12%；财政总收入747亿元，增长3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00元，增长12%。如果拿前三个季度的指标考察，山西财政收入增幅在全国名列第一，GDP增长名列第七。
毫无疑问，山西的GDP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要感谢“资源的红利”，尤其是价格暴涨的煤。但是，资源的红利背后是埋藏着资源的诅咒。资源的诅咒几乎是发展经济学里面一个颠扑不破的命题。其含义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在长期对经济有着极强的抑制作用。这使得资源丰裕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要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比如说日本和现在的非洲各国就是绝佳的例子。资源的诅咒背后发生学机制很畅白：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在严酷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流汗式的增长方式，而是采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走上了新式的经济发展路线。而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则过度依赖简单的“采掘式”增长模式，进入了一个陷阱。
对于一个资源丰裕国来说，天然有一种强化诅咒的基因。比如它大量出口资源造成本国货币升值，而对于该国那些非出口型的部门(例如制造业和农业)来说，贸易条件急剧恶化，丧失了培养和改善该部门竞争力的条件和机会。在这种扭曲的部类间比较关系下，大量的人力和资本就更加会转移到资源类部门，造成了新的部类关系上的恶化。重要的是，资源部门是靠天吃饭靠山吃山，长期看边际效益递减。而制造业等技术部门存在着巨大规模效应。也就是说，资源采掘业的短期红利的代价是牺牲长期性的增长和自我革新的动力。
而且，资源性产业一直是“寻租”和“租值耗散”最典型的产业。无论是非洲的“血钻”、中东的“石油”还是山西的煤。官煤这个语词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制度弱化的危险。通过行政权力变现成经济手段介入到资源产业(比如“干股”的形式)，实施对资源“排他性占有”，并顽强地维护其控制地位和利益回报率。
将1985年-2003年的自然资源同中国各省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一个分析，就会发现，资源丰裕的辽宁、山西、安徽经济增长率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有力地证明了诅咒的作用。
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资源红利期出现。但是，红利期的到来并没有驱逐诅咒的幽灵。以山西省为例，采掘业的投资由1994年的44亿上升到2003年的82亿，同期工业附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制造业的比重降幅更大。科教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95年的22.6%降到2003年的16.6%。
资源主导的产业结构制约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能力提升愈发明显，采掘业需要的是大量廉价的低技术劳动力，不需要科技人才。例如，山西省的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人员数由1995年的4.4万人下降到2003年的3.9万人，山西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1999年的15890元/人年上升到2003年的23249元/人年。
同时，山西采掘业带来的自然环境恶化以及带来的扭曲恶化其他部门的投资环境的结果是，大量的资本流出山西，一个途径是流向了北京或者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这对于山西这样一个资本匮乏型的省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没有资本的力量，它无法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
矿难频繁发生证明了资源的诅咒深入到制度的内部。资源开采许可证的一些腐败和采矿权的非法转让，让矿主承担了很多制度成本，他们为了转嫁制度成本就必须加大生产，减少必要的安全生产成本。享受着资源的红利也意味着正在接受资源的诅咒，一枚硬币的双面哲学，也是亟待破除这种资源诅咒的认识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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