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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居斓
2005年末，古城平遥，中国近代银行发祥地。
“日升隆”、“晋源泰”两家以老票号命名、民间完全出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揭牌。十家农户当场拿到了首批贷款。民间小额信贷公司，这个全新的金融组织带着无限
憧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人们期望着由此打破“三农”金融的真空，并有助于引导和规范我国庞大的地下融资。
2004年，平遥县财政收入为2.3亿元，增幅为15.31%，显然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县域，却存在有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据平遥县政府和县人行联合向太原人行提交的《试点工作汇报材料》(下称《汇报材料》)称，2004年，平遥有6亿多元现金在银行体系外自由流动。
一方面是巨大的民间资本，而另一方面，历史上平遥不可一世的钱庄票号让今天的平遥人秉承了祖宗们更多的金融意识，在料理民间金融时平遥人创造出了私人钱庄、赌场高利贷、类似“璞真”案中的财富信托计划等多种经营方式。与此同时，平遥曾经发达的针织业经营获利者、肉食品加工业者(平遥牛肉享誉全国)、以及焦炭和小煤窑经营者为这种地下金融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也成为了真正的供给主体，令平遥的地下金融业日渐壮大，长盛不衰。
而与这种活跃的民间金融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平遥现有金融机构贷款的集体低迷。据《汇报材料》，平遥县目前有工、农、建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发行、信用联社、邮政、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共计32家。2004年底该县金融机构(含邮政储蓄)储蓄为25亿元；但同期各项贷款仅为12亿元，连续三年的存贷比均不足50%。其中平遥县农信社的存贷比为69.7%，农户贷款仅相当于其存款的58%；而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农村的平遥县邮政储蓄则将2亿元资金全部直接上存人行。几乎停滞的县域银行贷款不可避免地为民间金融的活跃提供了充足空间。
按照山西的实施方案规定，作为NGO小额信贷试点工作的试点县需要具备四个指标，一是该县为欠发达县，农业和私营经济有一定基础，有相对较多的农村经济主体，具有较大的农村信贷需求；二是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不足，农村金融服务薄弱，依赖外部资金来源，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运作；三是资金持续外流；四是地方政府持开明态度。这四点平遥显然拥有全部，平遥毫无悬念成为了山西此次金融试点工作的首选。。
2005，众多宏大的金融改革，使这一年注定要被载入中国金融史册。尽管有太多的改革不可能关涉到平遥，但是在这个年末，有着金融渊源的平遥在沉寂了近一个世纪之后，还是站在了金融改革的第一线。这似乎预示着某种复苏！
正如“晋源泰”董事长韩士恭这一代“新晋商”所说，他们毅然选择以千万元试水金融，远非看重当前的小额信贷公司，而是渴望着像祖先一样做杰出的民间银行家。
一种金融传统的传承跃然纸上。在他们说出这样一番理想时，那些先辈们的辉煌肯定浮现在了他们眼前！
民居、商铺：两种风格
古城平遥，又称龟城，位于山西省中部，距太原96公里。始建于周宣王时期，明洪武三年(1370年)扩建，建筑风格完全体现了传统哲学思想的内蕴。城内现存完好的古县衙署、城隍庙、文庙、武庙、道观、寺院。并以南大街为轴线，左右对称，反映了“人神共治”、“三教合一”的文化内涵。古城城门南北各一，东西各二，象征龟的头尾和四只腿；“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呈龟背纹状经纬交织在一起，有“龟前戏水，山水朝阳”之说，寓意为固若金汤，吉祥长寿。城南门为龟头，门外有两眼水井，象征龟的两只眼睛；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最低处，城内的积水都要经此流出；城池东西四座瓮城，双双相对，上西门、下西门、上东门的瓮城城门均向南开，形似龟爪前伸，唯有下东门瓮城的外城门径直向东开，据说是造城时恐怕乌龟爬走，将其左腿拉直，拴在距城二十里的麓台塔上。
这里的民居基本上保持了明清时的原貌，共有3797处，其中保持最完好的民居有400多处。 民居多为长方形四合院，平面或是呈“日”字型的二进院，或是呈“目”字型的三进院，高门深宅，房舍向内，外观封闭，四周均筑有高直挺拔的高出屋脊很多的围墙。巨商之家的围墙更是如同城墙一般。
据说明清两代全国十八省的举子考试中，山西竟无一人得状元。文化上的落后，成了晋商永远的心结。他们所做的，就是在建筑上极力炫耀传统文化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他们把宅院盖得非常符合传统的儒、道、释文化，再把多年从商形成的“风水”文化融入其中，一座座长方形的封闭四合院就这样建成了。封闭的高墙使雨水都流不到墙外，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装饰性建筑风水墙、照壁等在美化着宅院的同时，也不经意地流落出晋商们对人生机遇无法把握的无奈。
而店铺的建筑风格却与民居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晋商兼收并蓄、追求实效的作风。
以日升昌票号的建筑为例，在采用传统三进式穿堂楼院的基础上，它吸收了晋中商业店铺的风格，达到使用功能和建筑艺术的完美统一。其铺面建筑、过厅和客厅都位于南北中轴线上，庭院和厢房沿中轴线严格对称布局。三进院落形状不一，分别呈H型、T型和I形 ，沿中轴线纵横交错，有前序，有主体，辅以门庭、洞门、过厅和夹道等多种空间过渡方式，使本来面积不大的庭院在空间组合上形成丰富的变化，创造了幽深静谧的舒适环境。高低错落的东西厢房衬托者中轴线上的三座主要建筑，使日升昌的建筑轮廓跌宕起伏，富有强烈的韵律，不仅统一了这组建筑群的艺术风貌，而且与变化的庭院空间融为一体，可称为我国北方传统建筑中颇具特色的艺术精品。然而，日升昌票号在展示其总体建筑艺术风貌的同时，却并未因其资财雄厚而刻意追求华丽的建筑装饰，无论其大门、照壁、屋面，梁枋、柱础、门窗，还是其他室外装修，都没有在晋中民居中常见的木雕、砖雕和石雕，而是更加注重建筑功能的需要，装饰古朴典雅，充分体现了日升昌票号重效求实的特点，反映了我国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化对传统建筑在思想和风格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正是这种兼收并蓄、追求实效的作风造就了平遥票号的繁荣。
昔日的繁荣与衰败
平遥的西大街就是当年票号云集的地方，正是它见证了整个山西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票号的兴衰荣辱。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年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俗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走在这条街上，随便走进一家票号旧址，你都可能得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关于票号掌柜的、关于票号生意上的——彷佛就发生在昨天。
票号又称汇兑庄、票庄，是随着明清商业发展而出现的金融机构，从事兑汇和存放银款，初步具有了现代银行的一些功能。平遥第一家票号，也是全国第一家——日升昌票号是在清道光三年，即1823年(一说是在道光四年，即1824年)由西裕成颜料铺改建而成的。
当时的晋商非常富有，一些大商号在山西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号，形成了连锁经营的商业格局。分号与总号，分号与分号以及商号与客户之间的大宗买卖所需的现银解运业务越来越多。而此业务由镖局押运费时费钱，且并不安全。商业的发展已经需要一种更高级的金融业来与之相适应了，而促成这种新金融形式的殊荣就在落在了雷履泰身上。
雷履泰是西裕成颜料庄的掌柜。西裕成颜料庄是一家自产自销、产销兼营的颜料手工作坊，总号设在平遥，分号在北京，资力雄厚、规模较大。当时山西的平遥、介休、祈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也在北京开设各种商店，每逢年终结帐，他们都要给老家捎回银两，一般都是镖局押运。这时，有人和雷履泰商议，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两，而是将现银交给北京西裕成颜料庄，由雷履泰在北京写信给平遥，人们持雷履泰的信至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取现银，这样便省却雇镖费用。起初这不过是朋友或亲戚之间的帮忙，后来同乡们觉得这种办法很便利，要求汇兑的人越来越多，就有求兑者出一部分汇费作报酬。雷履泰感到作这种兑汇生意比作其他生意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向东家李大全建议出资30万两把西裕成颜料庄改成了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业务红火，其他晋商也纷纷效仿，票号很快就在平遥乃至山西发展了起来。到清末，山西票号在国内85个城市和日本东京、大阪、神户、朝鲜仁川、南洋新加坡、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地设立分号400多家。中国的兑汇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垄断了。有人甚至说，山西票号实际上是清政府的财政部，由此可见山西票号当年的辉煌。
黄鉴晖在他的《山西票号史》中这样评价：“这是有唐以来，中国会票经验的继续和发扬，是一代风流人物把会票由兼营引向专营的创举，开拓了中国汇兑事业的新纪元，整个国家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以汇兑清算为主代替运现清算为主的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既有利于节约社会劳动和解放生产力，又减少了社会财富的损失,大大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必然为社会广泛运用。”
可以说平遥票号的创立兴起，体现了山西商人在明清数百年间走在众商之前，开创一代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其又不断与客户需求相适应创新出各种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服务。
工商汇票在流通过程中已经发展为即票和期票两种，当时称“会票期票”。票号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一开始就经营会票和期票两种票汇业务。期票是有约定兑付时间的，当兑付时间未到，客户急需用款时，票号又创造了票据贴现业务，当时叫“认利预兑”，利率为百分之一。
为维护主客方的经济利益，票号依客户的要求，代客户盘查兑取汇款人的身份，或者会票上加盖“面生讨保”戳记。为防止假汇票，票号除指定专人书写汇票和规范汇票书冯内容外，渐渐实行密押制度。票号除客户签发汇票外，需用书信通知对方按票付款，无疑增加了书写信件的劳动和邮资。为节约劳动，票汇又采用了对条的形式：一半交客户赴异地取款，一半寄付款分号。票汇对客户说来，汇票要从甲地转送至乙地，如果中途汇票遗失，又增加挂失等麻烦。因此，那些多地设庄的大商业就要求改变票汇方式为信汇方式，从而在鸦片战争前票号开创了信汇业务，主客双方各凭各信完成汇划款项的手续。
19世纪80年代，中国电报事业兴起，票号又创办了电报汇兑。电报要经电报局之手，为防造假，票号在电报码子基础上作些改动表示银两数。同时，也有个别票号害怕电报造假，开办电报汇兑后又要停办电汇，由于认识不合时宜，最后还是照旧开办电汇。
票号的汇兑业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80年代，中国票汇、信汇、电汇三大汇兑方式，都由票号继承和创新完善起来，大大便利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民间基本结束了运现清算的落后状态。
票号汇兑业务的创新如此，存款业务也有它的创新。那个时代，个人存款者多为封建官吏和城乡富有的世家。官吏流动性大，今日当差甲省明日改派乙，适应官吏这一特点，甲票号开发的存折，允许官吏在乙丙等分号取利和取款。城乡富有世家，不乏领利者，为满足食利者需要，常年存款，票号开出存卷和取利折，允许存户每几个月取利一次。
票号存款，长期是定期存款付息，活期存款(当时叫“川换”)不支利息，直到清末依然(大清银行亦如此)。定期存款，说是常年，实际存期有几年的。月息所见多为四厘。票号受在华外国银行的影响，民国初年开始在京、津、沪、汉四城市试办活期存款付息业务。
除了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外，对人才的重视也是票号得以迅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关键。
以日升昌票号老板李大全为例。李氏最重视对人才的挑选，对商号的经理实行聘任制，经理人选一经选定，便任其行事，平时概不过问，只是到结帐时，方听取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是否继续聘任。
他和雷履泰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足可证明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雷氏为人心胸狭窄，对业务事必躬亲，甚至生病时也不放手。二掌柜毛鸿对雷很有意见。一次，毛氏趁财东李氏看望雷履泰病情之机，向财东建议让雷回家休息养病。财东觉得这是对雷氏病情的关怀，便采纳了。不想雷氏对此十分愤恼，认为毛氏想趁机夺票号业务大权，而财东又采纳了毛氏意见，故以辞职要挟财东，便暗中通知各地分号结帐，准备向财东交待帐目后提出辞职。财东李氏得知甚为慌乱，急到雷履泰家中问候，婉请雷履泰留任，但雷毫不松口。李氏情急，忙下跪求雷。雷履泰这才取消辞职打算。从此，财东李氏独信雷氏，雷履泰也竭尽全力经营，终于使日升昌成为票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为财东李氏赚了大量的银两。
票号的繁荣在落后腐朽的大制度背景下不可能长久保持。 一九一四年，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当年的《大公报》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其倒闭原因：“一、日升昌营业之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此其一也。二、日升昌之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百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此种亏耗实足令人惊异，此又一也。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遑论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均未停利，此项亏耗又其一也。以上三项，均该号中亏折之远因。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第三，京号经理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
今天回头看，当时的分析显然只是注重表面，而没有抓住实质。辛亥革命前后，近代银行业在中国兴起，大银行多以外国资本为后盾，票号根本无法与之匹敌。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山西票号迅速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以平遥票号老板们为代表的晋商确实在中国的金融发展史上写下过辉煌的一笔，触摸着斑斑驳驳的平遥古城墙，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晋商们当年的富庶。繁华虽已是昨日的梦，但它的余热至今不仅还能温暖一颗颗怀旧的心，更能激励韩士恭这一代“新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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