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产业转移的三大难点

　　“虽然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近年不断加快，但是行政壁垒，区域差异仍然是阻碍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上海国资》记者 苑二刚

　　在某种程度上，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是此次上海产业转移的先行者，其在江苏省如皋 市巨资打造的轮胎生产基地，也可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上海企业外迁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

　　去年11月，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如皋有限公司年产50万条全钢载重子午胎一期项目竣工投产。如今，如皋分公司已经取得了月利润300万元的佳绩。在被誉为沪苏产业合作新样板之余，这一项目也在全国同行业创下了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奇迹”。

　　但是，回想这一项目从决策到外迁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上海轮胎橡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宪在自豪的同时，对于当时面临的困难和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心有余悸。

　　难点之一：观念难转变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于

上海人来说，这表现得尤为明显，只不过他们留恋的是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员工一般都不愿意让企业离开上海去外地，对于企业转移到外地的举动，大部分员工都不会支持，哪怕是这种转移对企业长远发展非常有利。

　　几乎所有的国企管理层和专家都认为，对于准备外迁的国企来说，这种员工观念意识不能统一的情况是最为棘手的难题。

　　当初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宪决定把位于上海中心区的一座工厂转移到南通时，许多员工抵制的想法异常强烈，有些人甚至写信给国资委、纪委等部门，指责范宪把国有企业资产流失到了外地。

　　作为一个国企的老总，除了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更多的因素，这种指责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范宪顶住压力毅然做出迁移的决定。

　　现在，因为工厂的迁移，原来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土地腾了出来，建起了新的大楼，租出去一年就回收资金几百万元，固定资产全盘活了。如皋的新工厂的生产成本，只有公司其他几家工厂的60%，当年投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

　　公司的效益好了，工人们的待遇当然也会有较大提升。现在工人们对范宪当时超前一步的决策也赞赏有加。但对于范宪来说，至今仍然感到遗憾，因为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趁机把如皋的一个沿长江深水码头买下来。如今，如皋的地价已经从当时的几万元一亩变成了现在的12-15万元一亩。

　　“除了解决好企业员工的观念意识问题，领导者的果断与勇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范宪回想当时的情况，不无感慨地说。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对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大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这是由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决定的。

　　“从员工的角度讲，他不愿意离开上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企业应该给员工适当的安排，解除他们的顾虑。这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也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对此进行规范。”上海市政协委员潘名山表示。

　　难点二:地区性差异难适应

　　“一旦涉及到具体操作，上海企业在外地会碰到很多问题，例如金融就是一个很大问题。企业可以在上海的银行担保贷款，但是在外地就不行。”谈及对外投资的经验，范宪对于地区性差异难题深有体会。

　　在他看来，国企转移到外地或者到外地投资，应该要比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更加重视对当地整体环境的考察。

　　“因为外资企业有外商投资法可以保护，而国有企业遇到问题，就没有一个专门法律给予专门保护。所以，除了考虑成本，一定要考虑当地的法制环境和公共政策环境。不要轻易相信某个官员的承诺，因为这个官员一旦调到其他地方，对于下一任官员来说，所有的承诺就不一定算数。一定要保证自己对企业的控制力。”

　　张兆安也认为，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整体经济环境比较规范，上海的金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虽然企业外移会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习惯了上海规范管理的上海企业，到了外地肯定会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上海以前也曾有过企业外移失败的例子。在90年代初，上海曾经与安徽等省合作建“长江商贸走廊”，上海很多商贸企业走了出去，但最后的结果大多是失败而归。这些企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融入当地的工作做得不够，当地人才培养不够，服务跟不上，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

　　张兆安强调，上海的一些企业走出去，一定要真正融入当地，而不是仅仅是产品过去了，企业自己好了，却不能给当地带来好处。

　　“虽然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近年不断加快，但是行政壁垒、区域差异仍然是阻碍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这些问题需要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克服。作为上海企业来说，在合作的时候一定要多为当地、多为对方企业着想，而不能光想自己的利益。”政协委员潘名山说。

　　难点三:外迁企业难确定

　　如果说前两个难点是准备外迁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那么如何确定外迁企业这一难题，则更多地是针对政府层面的。

　　在“

十一五”期间，上海要把5000家企业迁出去，虽然政府可以从行业的高度，确立一个大的框架性标准，但是涉及到具体企业，谁走谁留，确定起来是很难很难的。

　　“我们指的低端制造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企业，但是，上海不可能把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转移出去，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大城市，上海不能不考虑就业的问题，上海不可能把这些企业一下子都转移出去。”政协委员潘明山表示。

　　张兆安建议：“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产业转移决不能笼而统之地提，需要对产业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分析，可以按照综合因素，按照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确定需要转移的企业。”

　　另外，张表示，在进行产业外移的同时，一定要发展好上海的优势产业，稳定好上海的均势产业，使上海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平滑的过渡，特别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这么多的企业要转出去，产值和利税留给外地作贡献，而留给上海各区的却是大量的就业问题，政府的决心将成为一个关键。”政协委员潘明山认为，这将是对上海各级政府的一个极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