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建设需要兼顾结构和效率因素

　　□ 本刊研究员 陆磊/文

　　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从八省市试点到全国推广，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始终面临三个无法绕过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金融组织以保证农村地区企业和居民的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可得性)得到基本满足；第二，中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是否已经充分考虑了因地区差异导致的需求差别；第三，所谓政策性、商业性和社区合作性农村金融 的现实发展基础及未来发展空间如何。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的不仅仅是决策上的信心和决心，更需要对现状进行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分析。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成功或失败个案，但全局情况到底如何，依然是轰轰烈烈的农村金融改革中一个缺乏真正理性认识的空白，焦瑾璞博士的研究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解析农村金融发展方向的实证基础。

　　重视总量掩盖下的结构因素

　　无论从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还是农业贷款看，这一研究都给我们以一个鲜明的认识——中国的农村金融总量在世界范围内均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随着农户小额信贷的推广，农民的信贷可得性显著提高。但是，在面对90%的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覆盖率和接近32%的农户信贷账户时，我们需要关注总量数据背后的结构因素。

　　第一，90%的机构覆盖率包括了基本已经只存不贷的农业银行、仅仅提供储蓄和汇兑服务的邮储机构，此类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单边性”(只存不贷)是毋庸置疑的，导致农村资金外流的客观后果同样毋庸置疑。当我们把覆盖面数据和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作一比较后，农村金融概貌将更为清晰。为此，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真正的小额信贷组织(只贷不存)，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良方。

　　第二，32%的农户信贷覆盖率无疑已经很高，但是同样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剩余的提出申请的40%的农户怎么办？实质上，这是研究同样提出的信贷可持续与覆盖面的矛盾问题，而这一问题直接涉及今后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展方向，我们是否应该、可能以及如何建立面向真正弱势的农户信贷机构，恰如研究所指出的，一定的信贷知识教育和信用体系建设是必需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意味着覆盖面从总量增长转向结构优化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进程。

　　第三，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中的争论往往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许多东部城市化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在中西部地区很难具备借鉴意义和操作可能，反之亦然。这就要求我们在认清总量特征的基础上真正按照不一刀切的原则进行结构分析，在了解各地农村经济结构、要素结构的基础上，真正实行一省、一市甚至一县、一镇一种模式的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格局。

　　农村金融的可持续性需要关注效率因素

　　金融是不是农村经济摆脱贫困陷阱的主导力量，是一个貌似简单但始终缺乏规范回答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缺钱”的确是欠发达县域或农村地区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是，单纯的投入又会导致研究所指出的中国农业贷款／农业增加值比率达到惊人的108%的水平(参见上文中表二)。这无疑是金融资源的政策性倾斜，或者说，金融取代财政在农村领域实施着补贴职能。

　　由此导致两大后果：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在财务上很难真正具备可持续性，原因很简单：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二是农村金融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依赖的补贴，这将造成农村金融的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另一方面补贴又加剧了资金回收效率的低下。

　　由此导致的政策思考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农村政策性金融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因素，什么样的机构才是真正的政策性金融组织是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第二，信用社、农村

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是否可能真正以盈利为目标，而这种盈利并不依赖于中央银行的低息再贷款并辅之以几乎可以无限上浮的贷款利率所导致的高利差。第三，农业银行到底是在商业银行范围内进行股份制改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要考虑其财政性转移支付的现实功能。显然，至少在总体上，财政与金融职能在农村地区的真正划分清楚是当前解决农村金融可持续性问题，乃至整个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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