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现状与政府作为

　　□本刊记者 杨 军

　　中国的服务业构成复杂，有基本实现市场化的，如零售业等；也有垄断或保护性质的，如金融业、电信等；还有属公共服务范畴的，如教育、医疗等等。不同层次的服务业面临的问题不完全相同，改革的难点也不尽一样。

　　开放程度极度不均

　　政府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就多。金融、电信、民航、铁路等等属垄断或保护性质的领域，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而属公共服务领域的服务业发展，更远不是服务业本身的问题。

　　垄断性质的服务业，需要国家区别自然垄断和非自然垄断行业，然后分别给予不同的政策。而属公共服务领域的服务业的发展，则有待中国的

事业单位改革。

　　虽然已经到了入世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但中国服务业的市场化程度却严重不足，这也是服务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有关统计，我国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数量上私营企业已占近半壁江山。但是，金融保险业中公有制依然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就整体来说，中国的服务业投资基本上还是以国有投资为主。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60%左右，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服务业44个大行业中，除餐饮、

房地产、旅馆、租赁、娱乐业5个行业外，其他39个行业国有投资都占50%以上，其中20多个行业高达90%以上。

　　在世界范围内，服务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在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主体，一个是地方政府主体，二是企业主体，这两个主体互相作用。但市场化程度的不足，使企业主体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难以成为服务业的主导力量。这使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

　　现代服务业成为城市的软肋

　　目前我国都市中的服务业基本是以传统商品零售业、餐饮、食品、理发等系列为主，其比重约占第三产业GDP的60%~70%。在都市经济中，房地产、咨询、设计、信息、广告等中介公司刚刚起步，而体育、文化产业严重滞后，仲裁、管理、投资、证券、展贸尚在开发中，新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物流业几乎还是空白，法律、建筑师、医师、税务、审计等事务所亟待发展。

　　传统行业比重大，新兴行业相对不足；劳动密集型行业多，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少。金融保险、房地产、科学研究及综合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代表未来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其比重大小决定了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决定了中国服务业的规模。

　　与世界城市服务业占GDP 70%~80%相比，在中国属高端服务业发展较好的上海，落差依然高达20个百分点以上。

　　纵观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它们既是国际金融中心，又是国际控制决策中心、科技研发中心和教育人才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3个世界城市为例，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们拥有外资银行就分别达到479家、356家和100家以上，在世界最大的100家银行中它们就占了金融资产49.3%、资本60%、盈利63%；拥有跨国公司59家、37家、34家，以及数以千计的科技研发中心和一批世界著名大学。金融、文化传媒和医疗服务三大高端服务业，在这些城市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一半。

　　深圳市发改局市场流通处处长杨慎之认为，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比如零售业，传统的门市是传统服务业，但现在的大型超市，如果运用了现代物流配送和信息技术管理等方式，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服务业。

　　专家认为，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也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大方向。

　　2010年将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对京沪加强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咨询、中介、会展和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无疑是个机遇。

　　有专家认为，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像制造业那样给中国留出空间。

　　阻碍经济发展水平

　　“说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落后是不准确的。”杨慎之说。她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密不可分的。

　　90年代初，当深圳鹿丹村第一个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在全深圳甚至全中国都引起震动，但现在，没有物业管理的新小区是不可思议的。以前中国的服务业规模小，是那个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政府能做的，就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放开管制，完全由市场决定服务业的比例。

　　“目前深圳发展现代服务业有两点想法。”深圳市发改局综合处副处长王卫国介绍说，其中一点就是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新型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发展新型工业带动设计、研发、营销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深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催生的想法。二三产业的融合也是北京和上海在做的事情，但这些更多的只是一些想法，没有完全落实到方案上。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制造业的升级。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以制造业为主的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发达国家超过50%，欧盟达到52.3%，日本达到54%，成为带领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力量。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置化趋势的发展，制造业竞争力将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等商务服务业的支撑。

　　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时，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可以为发展新技术产业提供创业的氛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与现代工业制造业形成互动的机制。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由中低收入水平向中上等收入水平转化的时期，产业结构处于快速变动期，这时特别是服务业将处于加速发展的转折点。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省市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珠三角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今后15~20年，我国正处于服务业加速发展的阶段。能否抓住时机，伴随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目前中国多数地方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理念与智力的短板

　　零售业和金融业可以说分别是传统服务业(或可称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颇具代表性的行业，他们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在中国的服务业中也普遍存在。理念落后，创新不足，技术落后，人才短缺，这是中国服务业自身普遍面临的问题。

　　“2005年以前，中国倒闭的多是中小超市，但整个2005年，中国零售业市场更多地体现为大中型零售企业被收购，或进行区域收缩。”在零售业工作了10年的宋先生告诉记者。2004年底，根据入世有关协议，中国零售业放开，外资可以独资方式进入市场，在传统服务业中占极大比重的中国零售业真正感受到寒冬。

　　面对沃尔玛、加乐福等的大举入侵，新一佳超市深圳园岭店的店长宋说：“在资金、技术、管理上，国内超市处于劣势。”

　　在技术上，沃尔玛等国外的大型零售商有从国外直接运来的先进的信息系统，这是国内零售业望尘莫及的，这些高新技术含量很高的系统，国内或者不能生产，或者能生产但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很多关键性高新技术产品国外限制出口，想买也买不到。至于人才，国内从事零售业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有七八年以上经验的人极少，满足不了管理的需要。宋告诉记者，新一佳曾以500万的高薪聘请过国外高级管理人员。

　　中国的金融服务业更是面临着外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还剩下11个月的时间，中国的银行业就走到了全面对外开放的转折关口，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从此毫无遮拦地应对国际金融巨头，也迫使国内银行加速蜕变。

　　招商银行零售部总经理刘建军对记者说，人才是困扰金融业发展的一大问题，和国外金融业比，中国企业显然在薪酬上缺乏竞争力，造成国内人才外流。

　　招商银行不可谓不重人才，在招商银行总部的大楼下仰望，不难看出，这座深圳市第三高楼被设计成博士帽的样子。

　　政府的作用

　　除了企业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服务业目前规模较小，政府职能不清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可以说，尽管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但中国特色的体制性困境，仍严重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

　　一些零售业的资深人士对记者说，零售业的“婆婆”太多了，像消防、工商、食品、物价等等一口气能数好多，政府监管是应该的，但政出多头，让企业有时应接不暇。而且，一些手续办起来也太麻烦，特别是内地一些城市，盖章太多，程序太复杂。这些都是老问题了，但在很多地方，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而且，不该管的谁都管，该管的却谁都不管。其中一个例子是，和零售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政府少有关心，比如路修得不够好，定期或不定期停电，超市需要自备发电机等等。

　　更甚者，体现为逆行。有的地方高院，出于所谓保护弱势群体的动机，一度出台“最低收入阶层的房子不得拍卖抵押”的政策，这个政策直接导致银行对低收入阶层更加惜贷，本来服务业是最能够容纳中小企业生存，最能够吸纳就业的领域，却被“因噎废食”，令公民创业的环境更为不堪。

　　就金融业来说，政府应该做的比如打造诚信环境、培养公民金融意识等等，并没有做到位。比如刷卡消费，这是应该提倡的方向，在韩国，当时为了促进刷卡消费，政府曾出台了一些强制性措施，要求

公务员消费必须刷卡等。

　　另外，长期以来，和工业企业相对，政府政策对服务业有一些“歧视”仍然残留，比如用水用电都比工业企业贵等等。国内商业用电价格一般都是工业用电的2倍左右，不久前，江苏省物价局宣布，从2006年1月1日起，商业用电价格将由每度0.899元下调到0.862元。而部分重点大型商业企业可享受更优惠的电价，其照明用电按普通工业用电每度0.735元的价格执行。这意味着，首先在江苏省，服务业受到的一些“歧视”政策开始松动。

　　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曾说，服务业的发展与政府的规划、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都有关系。政府的作用更应该表现在为企业提供大环境上。

　　很显然，以上所陈之诸弊，关键取决于政府正面行动，而不是停留在认识上。

　　2005年11月10日，无锡举行了“首届世界城市服务业大会”，欧洲服务业论坛副主席John CCoughlan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透明的、公平的法律结构，世界上大部分好的服务业公司，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否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些大型的公司都不想有一个过严的监管，或者是监管不利的情况，他们必须保证这些监管是有比例的、合适的、有节制的。因此，中国政府要制定一些措施来监管这些行业，但不能够制约这一行业的创新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