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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
□本刊记者 赵灵敏
不能急，不能与民争利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怎样评价服务业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林天福(以下简称林)：服务业对香港经济非常重要。目前，香港GDP的90%是服务业创造的，这个比例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是最高的。另外，由于服务业提供的多是知识型的白领职位，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也提高了香港的工资水平。所以，香港能成为人均GDP2.5万美元的世界第11大经济体，服务业居功至伟。
当然，香港服务业的地位不是一夜之间奠定的，其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香港经济还是制造业的天下，服务业当时是制造业的一部分，在经济中的比例非常小；到了70、80年代，内地开始改革开放，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向广东等地转移，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开始在香港发展起来，当时主要服务于香港本地经济；199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加速转移和珠三角经济的发展，香港的服务业进入发达时期，开始拓展境外业务，服务于非香港的经济活动。
目前，正处于香港服务业的第四个转型期，服务业告别了过去为制造业提供支持的地位，开始形成独立的产业群，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
《南》：那么，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政府的作用如何体现？
林：目前，位居世界服务贸易前列的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从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各国依次都经历了从农业立国到制造业主导再到服务业独大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是有关联的，通常，经济发达的经济体，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具体到香港，服务业地位的不断上升，应该说根本上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同时，香港政府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对投资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制造业要发展，只要有了资金、土地和廉价劳动力，就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进行生产，市场也很可能不在当地，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相对要小；而服务业的发展要素则完全不同，它对资金和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更多依赖的是人才和市场空间，而人的才能的发挥程度和市场空间的大小，与外部环境提供的条件密切相关。几十年来，香港政府在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上一直不遗余力。
说白了，服务业卖的是脑袋里的东西，因此人才和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香港2005年的教育支出达到了580亿港元，是最庞大的政府单向开支，占政府开支的23.5%。目前，香港提供9年免费普及教育，凡年龄介乎6至15岁的香港公民，必须在学校接受教育，倘若这个年龄段的子女未有入学，身为家长可能受到检控。到目前为止，香港有18%的适龄青年能够修读学位课程，若加上在港就读非学位课程及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其高等教育入学率已接近30%。另外，香港作为中西合璧的国际化大都会，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更重要的是，香港政府致力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政府从中介、码头、金融等领域退出，为民间资本提供发展空间，不再与民争利；并努力营造公开的商业环境和开明的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的监管，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市场之为市场，绝不是哪一个大城市要打造就打造得到，而要有制度上的硬件。目前，全球资本在香港的营运与在伦敦、纽约没有分别，股票市场、法律体系、公司管治、中介服务、会计制度以及人才软件，香港一应俱全，完全是国际化的市场。由大企业到中小企业所要求的融资服务，只要公司合乎条件，不管中外，全部可在香港随心所欲，只需因应自己的要求，问价钱而付费，不必讲官府关系，完全体现自由市场之下的交易选择。
政府思维要拐大弯
《南》：如您所说，内地的市场环境还有很多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地方，所以香港服务业的进入，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个环境，也一定会对内地的经济环境产生正面的改善作用。
林：内地的服务业还刚刚起步，而服务业所需要的市场环境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必须是内生的，而不能靠买入或引进，这个过程也许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急也急不来。但如果要想加快这个进程，就必须要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避免对内的过分保护和对外的过分限制。
现时内地对香港服务业的阻力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港方的法律、会计等都涉及观念和制度差异问题，很难抱全盘开放态度。另外，来自内地已有的服务业的阻力也很大，很多业者认为，香港服务业的进入是引进了竞争对手，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事实上，香港服务业短期内会对内地同业产生冲击，但从长远来看，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对内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而且，服务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来了就跑不掉，因为它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很大，香港早期的服务业很多来自英国，最后也在本地落地生根。
目前内地的经济主要靠制造业带动，但未来的发展动力一定是服务业。而香港的服务业进入内地，除了能带来有形先进的技术，更能带来契约精神和先进的企业管治理念等无形价值，后者对内地服务业的长远发展恐怕更为根本。
《南》：有人认为，政府的角色较重，经济的自由度相对较低，正是内地服务业不易有更快成长的障碍。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林：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经济学的突破使我们懂得，总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的，而且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易就越频繁，范围就越来越大，交易成本所占比重愈来愈大。如果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社会的负担就很沉重。而服务业的发展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服务业主要是处理交易的，所以它的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在香港，律师、医生等行业受人尊敬，他们的专业服务水平是社会公认的。这些行业是不允许做广告的，做这样规定的前提是，只要拿到了政府颁发的医生、律师执业牌照，他们的基本专业水准就是可以预期的，是没有分别的，人们不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去分辨谁的服务好谁的服务坏，而广告则会干扰人们的判断。当然，一些水平很高的律师、医生，通过服务对象的口耳相传，会有更好的口碑，生意会更好，但这是另一回事。
依据我们的经验，在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能太多，否则会产生角色冲突。现在内地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生产成本很低，交易成本非常高。当然这不光是指流通了，还有包括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的诚信等问题，所以交易成本非常高。如果说人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辨别服务提供者的好坏真伪，那对整个经济发展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南》：目前，内地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典型做法是引进和推动某一行业，把某一行业树立为支柱产业，您对此看法如何？
林：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个观念上的变化。要发展制造业，可以建一个工业园，引进一些企业在里面进行相对封闭的生产，工人是外地的，原料也是外地的，市场也许在海外，企业和外部环境打交道的机会很少，生产者还是永远在闭塞的厂房里劳作，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老板或工头，市场环境的规范对企业的影响不是很大。
制造业的工人夜以继日地为外国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在经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一双鞋制造出来，并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内地的相关部门，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模式，但问题是，服务业的发展所要求的环境是不同的，服务业是一个频繁和外部发生关系的行业，它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服务业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不同文化的汇流之上的。外部环境的开放或封闭、人际沟通的顺畅或阻滞，法律体系的完备或废弛，对服务业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服务业的界限
《南》：您怎样评价CEPA对香港服务业发展的意义？服务业的转移，是否会很容易造成香港服务业的“空壳化”？
林：香港经济体系和投资一直以来都是外向型的。作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没有方法也不应该把本地的投资困在香港。担心本地投资流向中国内地而导致产业空洞化的问题，日本、韩国也都曾提出过。
但服务业的转移，并不像制造业一样把一个工厂搬到新的地方，而是通过建立网络的方式，通过设立投资机构，从而扩大其营销面。CEPA自2004年1 月开始以来，多数港制产品可以零关税输入内地，同时将香港的法律、会计、设计、建筑、物流、管理顾问等服务业带到内地开业，客观上降低了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的门槛，扩大了香港服务业的活动范围。另外，CEPA对香港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走出去”，还有一个“迎进来”的作用：把内地企业吸引到香港上市或开办分支机构，也从另一方面拓展了香港服务业的市场空间，丰富了香港的经济网络。
从历史经验来看，第一轮加工业的北移，并没有造成香港的“空壳化”。事实上，截至2005年12月31日，已有915家香港注册企业取得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可以以CEPA优惠条件进军内地。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遭遇到程度不同的运转困难，这主要是两地的经济制度不同造成的。香港的公司规模普遍比较小，专业程度比较高。如要承揽一个工程，一般会以一个企业为主，再临时集合几个相关的公司进行投标，这样能降低成本。但在内地则不一样，内地有设计院，里面有门类齐全的各种人才，所以内地在招标时往往要求企业拥有各种牌照和资质，这对香港企业来说往往很难做到。
另外，香港本地的经济环境比较自由，政府的监管很严格，但审批环节很少，但在内地做生意，则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盖章，少一个都不行，很多香港企业对此很困惑。这些问题，都不是准不准进入所能解决的。内地目前吸引制造业非常成功，那是因为了解了制造业的需要，现在，也应该多想想服务业投资者需要什么。坦白地说，内地在这方面还有差距。
《南》：近些年，香港周边经济体，如新加坡等地的服务业发展很快，他们是否已经对香港服务业产生了竞争与替代的作用？
林：对周边服务业的发展，香港乐观其成。服务业的有效服务范围，和服务者与被服务者语言、文化、制度等的衔接程度是成正比的，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服务业中心都有特定的服务范围和区域。
纵观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的服务业，无不通过对城市周边、所在国乃至邻近国家提供服务，才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日本东京的服务业很发达，但它基本上不能跨越日本的界限；很多服务企业想到泰国去开展业务，但泰语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同样，文化上的相近让很多公司选择了本地的服务企业，这就是文化语言因素的影响。这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香港服务业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广东等内地区域，而新加坡的服务范围则主要在东南亚，香港与新加坡总体上讲是不同的服务中心，不可能完全替代。当然，随着交通、通讯等客观条件的完善，它们各自的辐射范围会不断增强，会有重叠的区域，重叠的区域还会不断增多，但不存在谁完全取代谁的问题。
《南》：香港贸发局在推广香港对外贸易方面如何发挥作用？
林：香港贸发局是受香港政府委托，推广香港对外贸易的半官方机构，致力于为香港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全球缔造新的市场机会，协助他们把握商机，并推广香港具备优良商贸环境的国际形象。
贸发局通过提供商贸配对服务业务，实现信息互通、匹配，给技术方和投资方免费提供供求信息。贸发局在世界范围设有40多个办事机构，在中国内地有11个，其中广东有2个。香港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了贸发局的工作范围，贸发局则向政府和公众出具年度的工作报告。
贸发局的经费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从依据企业进口额抽取少量的从价税，这一部分大概占20%；另外80%则来自于贸发局举办各种活动收取的费用。如2006年1月10日到11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世界上第二大玩具展，参展商就要交一定的费用。每年贸发局要办19个这样的展览，这是我们经费的主要来源。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活动是收不回成本的，比如我们多次举办过的针对内地各级政府官员的培训活动，其收费就完全是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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