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生存以及围城里的冲动

　　□本刊记者　郑作时　发自杭州

　　现场一：一场小卖部里的聊天

　　38岁的徐振(化名)是浙江台州人，离开台州农村已经十多年了。现在他的职业是杭州一家小卖部的老板。说是老板，其实伙计也就是他的姐姐再加上他妻子，他们3个人在杭州一 个新建小区的会馆里租下了160平方米的一间房子，做着最传统的小卖部的生意。

　　在这个冬天的夜晚，徐振与记者聊开了。

　　“现在小卖部生意难做了，”徐振说，“好一点的生意都被他们抢走了。”他指了指东边的方向——就在该小区的隔壁，一年前开设了一个大型超市。“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没办法和他们竞争，他们的生意大，进货的价钱就低，很多东西我们的进货价与他们的零售价都差不多。而且这个小区住的都是年轻家庭，他们习惯一周或者每隔几天就去超市买一次东西，花起钱来都是几百块的，一下子把很多日用品都买齐了。这些原来都是我们的生意啊。”

　　不过，还是有法子生存下去的。徐振的这个小卖部成本看起来很低。他所处的这个小区物业是由上海来的了一家公司打理，管理很细致，服务也很周到。为了方便业主，物业公司给了徐振这个小卖部一个很低的房租。小卖部虽然处于小区的中心位置，

装修也不错，但16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徐振每年只要付5万元左右的租金。另外税收也很便宜，“我是包税，每个月500元。你想他们也没办法统计我应该交多少钱，因为我的生意都是现金交易。亏损了也没人干不是？”徐振说。

　　“毛利？现在每天大概三四百块钱吧，没有这个数，我就要亏了。净利我也没算过，花销完了有点余下的就行了。守着个小卖部你还指望发什么财啊，日子过得去就行了嘛。”说是这么说，徐振显然是一副不急的样子，走起路来也很悠闲。可能是盈利还不错吧，他的姐姐对生活的最大抱怨是弟弟老爱打

麻将。“两块钱打底哦，一天输赢也有几十块了，钱虽然不多，但是耽误时间啊。一打就是一下午。活我多干点倒没啥，但点子总是要男人出的，他应该多花点时间在生意上动动脑子。”姐姐说。

　　徐振显然没有好好琢磨过他的小卖部为什么在大超市的压力下生意还算可以。实际上，他这个小卖部里的大部分东西超市里都有，而且他的价钱也确实不便宜。从经营上说，徐振肯定不算一个好老板。160平方米的小卖部里除了一个洗衣店之外，经营的项目并不多。

　　不过小区的居民看来还是很喜欢这个小卖部，原因就在于徐振和他姐姐为人和气、服务非常好。很多小区居民都有徐振这个小卖部的电话，日常缺个什么东西，他们总喜欢打电话过来直接要。“超市虽然就在边儿上，但还是麻烦。要去一趟还是得走个一两百米吧，如果为买一件东西是不合算的，光付款排队就要等上半个小时了。你说要是做菜的时候盐没了，打个电话他们就送来了，省多大事儿啊。所以贵上个块把钱，我们也不去斤斤计较了。”一个正在买东西的居民这样说。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徐振的小卖部虽然看起来总是一个顾客也没有，日子却还不错的原因。

　　不过对于徐振的不经心，显然还是有人不取的。坐在边上聊天的另一个相熟的顾客多少有点觉得可惜，这个看来很精明的小伙子给徐振出主意说：“其实你这里的条件够好的了，多少便利店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房子又大，居民又有钱。只要脑子活，还怕赚不到钱？关键是要与超市差异化。你看，你这里还可以辟块地方让音像店来开个经营点吧，晚上我们没事干的时候也可以淘淘碟，家里做点快餐，套上盒子放在这里也可以吧，谁临时没饭吃了打个电话来，你把饭菜放在微波炉里一热送过去，收个10块8块钱人家会在乎吗？买个照相机，你是不是还可以拍照业务也搞起来啊。服务嘛，只要你上心，钱总是有得赚的。关键是你只想守成了。什么时候你跟我到我爱人那家店里去看看，她才叫会打算呢。”

　　徐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来，明年也许他真的会想点新主意出来了。

　　现场二：兴奋的姚文通

　　一天之后，记者在浙江传化集团的物流公司里见到了老总姚文通。

　　传化是个老民企了。2000年长三角第一次进入《南风窗》的视野时，传化总裁徐冠巨就曾经接受过我们的采访。后来，徐冠巨成为国内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担任了民企大省浙江的工商联主席和政协副主席。2003年，一直多以官员身份露面的徐，悄悄地布下几步大棋：抓住种苗、种子进军农业；收购新安化工进军化工业上游；与日本花王公司合资改造传化日化。当然，他看得最重的，是进军物流行业。

　　在大约有几百亩面积的物流基地里，停车场里挤得排起了队，为司机服务的生活区小店里也是一副生意兴隆的样子，传化并不大的行政楼里人来人往。一句话，很热闹。

　　“可是我们并没有收回投资，”老总姚文通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很实在，“这里的人气还需要培养，不能让客户认为我们一见生意热闹了就狠狠地收钱，那是短期行为。”

　　传化在这里的投资是3亿元，与姚文通告诉记者的每年他们接待36万辆卡车的数字比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之所以不急着收回投资，完全是因为我们希望再做大的缘故。”姚文通说。

　　所谓的“第四方物流”，传化给出这样的定义：送货和接货的工商企业算第一方；运输者算第二方；从事信息传播、车辆调配并从中盈利的物流公司算第三方；而传化搭建的，是同时为这三方提供服务的一个平台——因此算第四方。

　　作为服务，传化物流在基地里建有交易中心，给物流公司和司机提供免费的信息；在基地里，传化同时提供商务用房供物流公司入住；建有停车场让需要配货的司机停车；建有仓库和装卸货设备供各方存放货物；同时还建了一大片旅馆和小饭店，出租给小经营户，让他们给司机提供各项服务。

　　但最让姚文通得意的，看来还不是这些硬件的服务，而是软件。“我们这里有银行、有税务所、有工商局。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套强大的交易服务软件，这个软件分内外两个部分，管理着400个左右的入住的物流公司，让他们之间可以就货物的信息进行交换。不仅如此，这个软件还通过互联网与物流公司服务的数万家工商企业相联，让他们与入驻的物流企业之间可以实时交流。同时这套软件还直接与我们的货物配载交易体系相联，入驻物流企业可以直接发布信息。另外，这套软件还与我们的停车场相联，每一辆入场的车辆在我们的系统里都留下了信息。从中我们可以累积车主的信用程度，现在越来越多的物流公司看重我们的这个信用记录了。”

　　“什么是创新？这就是创新啊。”说到兴奋处，姚文通大幅度地挥动双手。“实际上，我们是在对一直以来以小、散、乱而出名的中国物流业进行改造，改造的工具，就是IT技术。你想想，我们服务着400家物流公司，而他们服务着数万家工商企业，每天在我这里交易的装货信息有5000条，我这里出去的车辆都是满满的，这为国家省了多少油、减轻了多少公路交通的压力、为工商企业省了多少成本啊。前两天我们与一些企业家一起吃饭，德意电器的老总要敬我一杯酒，他说有了我们，德意一年的运输费用要省多少？你想都想不到，足足省了350万！”

　　“实际上，我们没有收回投资，完全是因为我们在考虑这个物流基地的社会效益。前两天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基地的营业额是17亿，这还是我们基地内的营业额。如果加上外部营业额，可能要到30多亿。因为把物流企业和运输车辆都管起来了，政府从我们这里一年就拿走了6000万的税收。但我要考虑物流公司的成本和司机的成本，我不能像浙江的一些市场一样——业主的生意好了就眼红，在各项服务上加钱。我们现在的收入很简单，就是房租和服务收入，而且服务收入收得非常小心。比如说，我们提供配送物资的交易信息就是免费的。我们做了这么强大的软件，提供给园内客户也是免费的。他们不会使用，我们计算了他们的成本，他雇用一个电脑管理人员的成本最少在2000元吧，我们来统一提供服务，一个公司只收他们300元。他们雇用一个财务人员至少要1500元吧，我们也是统一服务，一个公司只要付500元，我们的财务体系就会帮他做好所有工作。”

　　对于中国的服务业，刚刚被评为“中国物流业十大风云人物”的姚文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内的服务业焦点现在还过于集中在生活型服务业上，实际上，生产型服务业才是真正落后的地方。

　　“中国企业以前是搞大而全，

医院、学校都是自己有。现在是搞小而全，生产上总喜欢什么东西都自己配，要车队、要锅炉、甚至自己搞发电。其实这都是不经济的，现状的产生就是因为外部化被政府掌握着，成本太高。我们就是想在这个领域试一试。传化原来自己也有车队，就是为自己运货的，后来我们发现运力有富余了，就试着为别人运货。这就进入了第三方物流了。后来我们进一步想下去——能不能再来一点新鲜东西呢，把物流公司和车队都集成起来，用电脑管理他们行不行？于是就有了这个基地。现在我每天所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想，这里能不能再改进一点，那里能不能再改进一点。服务就是改进，每天都改进一点，日积月累，你肯定就有了更好的服务。”

　　显然，这种局部的改进还不是传化物流发展的最大方向。“我们已经接到了36个城市的邀请，希望我们去他们那里把这个基地复制出来。而复制对于我们企业的经营也是最合算的，因为我们的管理和软件都不再要成本了。基地就只需要硬件投入了。只是建这样的基地，对当地政府和我们的磨合要求非常高，需要政府全力支持。你看我这里，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设了点。应该说，如果没有徐冠巨徐总在当地政府里的良好口碑，你看到的这些并不那么容易办到。明年我们可能会去苏州复制基地。我跟我的团队说，我们的这种复制，最困难的就是第二个和第三个，而复制的过程，最困难的就是与政府的磨合。只要我们过了这一关，你看着吧，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