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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以升发自北京
外汇储备达到的近8189亿美元显示出外储管理的压力也在增加。就外储管理问题，本报昨天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关于外汇储备多样化的讨论非常多，你对外汇储备的管理
框架如何认识？
钟伟：目前央行既持有储备，又经营储备，从信托角度来讲，是相当于集受托人和托管方于一身，这样具有道德风险。国际上和东亚储备管理的基本框架是储备应该分为投资头寸和流动性头寸两部分，财政部制定储备管理的基本框架，并负责选择适当的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头寸的管理，央行根据财政部制定的原则管理流动性头寸。投资头寸保持中等流动性追求较高收益，流动性头寸保持高度流动性。这也是我理解的优化储备管理的最彻底形式。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从2004年中，美国国债占我国外汇储备比例持续降低，2005年前10月新增外汇储备中美国国债只占15%，你怎么看？
钟伟：你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正在逐步减小美国国债比例，并且并非今天才开始，而是2004年6月美联储开始加息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比较好解释，央行也许意识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温和升值，以及汇率波动方面与美元的某种脱钩，因此从2004年中开始减少美国国债在外汇储备的比例，折射出中国为汇率改革所做的准备由来已久。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国债占外储比例降低，对人民币货币篮子的构成有何影响？
钟伟：储备结构调整的速度越快，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相对脱钩就越明显，央行所称的参考货币篮子的做法就越有可信度。尽管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当前人民币货币篮子的构成十分怀疑，有的甚至认为其中美元权重在94%以上，但现在减小美国国债比例就使得货币篮子的说法逐渐具有可信性了，也显示出人民币汇率的确有可能在未来更具有弹性。
《第一财经日报》：减少美元资产的比例之后，可以增持哪些资产？
钟伟：增持哪些资产涉及到对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的判断。对于欧元我一向不太信任，但日本经济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强劲复苏：对日本经济的误判可能是中国经济学者容易犯下的问题，在我看来，日本经济目前已经强劲复苏，一是股市接近历史新高；二是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基本解决，以邮政私营化为最终标志显示日本金融业加速对外开放；三是日本企业盈利能力重新上升，在制造业的基础研发重新取得优势；四是日本房地产泡沫基本消除，地价开始上升。这些都显示日元具有较好的前景。但是这仅仅是我观察到的变化，外储资产比重结构到底如何调整，还是只有决策层才知道。《第一财经日报》：最近关于外汇储备多样化的声音很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钟伟：我的建议不是在国际层面上进行资产结构调整，而是把方向回归国内。我的建议是：央行更多地和国内银行合作，扩大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掉期交易，使这些交易常规化，或者把外汇资金委托给商业银行经营都是比较现实的途径。
之所以这么建议，一是现在商业银行手中人民币资产流动性过剩，人民币资金未充分运用；二是商业银行外汇资金相当短缺；三是央行的情况和商业银行截然相反，外汇储备飙升，用来对冲的央票超量发行。
因此，央行拨出500亿~800亿美元和商业银行进行掉期，商业银行把人民币资金交给央行，央行把外汇资金交给商业银行，对央行而言，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更便捷；对银行，外汇资金不足和人民币资金过剩的问题就基本解决，这是我目前认为的优化储备管理的最实际手段。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建议是将货币掉期常规化，分流外汇储备。
钟伟：是的，而且我所建议的上述手段是可逆的，在央行储备增长缓慢，或者商业银行外汇资金过剩时，央行也可以做和当前操作反向的掉期。
而如果操作常规化，那么其影响就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远期汇率预期，通过引导远期汇率来影响即期汇率，这种做法更隐蔽和更不容易被指责为操纵市场；另外，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压力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会有所收缩。如此一来，央行的掉期交易将成为是汇率信号的显示器，而央行票据利率则是市场短期利率的显示器。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声音建议外汇储备增持一些战略物资，如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你如何看？
钟伟：部分积累实物储备有好处也有风险，一是战略物资储备流动性差，成本高；二是战略物资储备当前不能耗用掉太多的外汇储备；三是战略物资产管理体系的效率十分重要。因此真要拿出部分外汇购买些什么，不如购买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研发技术，通过引进消化发展到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也不失为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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