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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曹康林 黄伟祥 实习记者 魏歆偌
烟王酒鬼——在湖南人的眼睛里，酒鬼酒与芙蓉王烟一样，让湖南人很有面子。一位来自酒鬼酒产地湘西的省委高层领导说过：酒鬼酒不但是湘西的名片，也是湖南的骄傲。
可如今，酒鬼酒这张名片让湖南人自己撕烂了！舆论的焦点集中在一个叫刘虹的资本
玩家的身上——此人恰恰是湘西人，因涉嫌在湘酒鬼“虚假出资”和“抽逃上市公司资金”两罪而被正式刑事拘留。
刘虹无疑已被当做湘西老乡中的“家贼”——将多好的一个“酒鬼”败了！但《商界名家》注意到，至今仍有人替刘虹抱屈，喊冤。为还原事实真相，《商界名家》记者赴长沙、湘西，一点一滴地去拾起悠悠岁月里的酒鬼酒事……
王锡炳做酒：困境始入贪大图快
列车如蛇般地在群山间游走，山洞一个一个地迎面而来，晚点三个多小时的列车，第二天凌晨2时才达到湘西“首府”吉首市。这里曾被文学大师沈从文称为“边城”，酒鬼酒并不在城区，而在离城区还有几十里远的振武营，旧时这里是军队屯驻“戍边”的地方。
如果在“九五”期间，给中国白酒业的大哥大们称称体重、度量一下资产，湘泉至少应排在前五位之内——那时湘泉集团拥有的总资产达35亿元，实现销售收入30.96亿元，创造利税16.09亿元。凭借这一业绩，湘泉集团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财政收入中占据了85%以上的份额。
在吉首采访，一位酒鬼酒的老职工语音颤抖地说：“王锡炳原来在三线建设修铁路时当会计，1972年招工进酒厂任会计，后来成为副厂长。他脾气虽暴躁，但敢做敢当，脑子活，比如他请黄永玉(湘西籍著名画家)来设计瓶子。1988年与州政府签订了3年承包合同，湘泉由此开始井喷，产品供不应求。记得那年，深圳机场工作人员找上门来要酒，说是不少贵宾在机场乘机时点着要买酒鬼酒。1995年茅台也派出副厂长一行8人来酒鬼酒考察，说是要学习酒鬼酒的创业精神。”
据“酒鬼酒”办公室李主任给记者提供的资料得知：王锡炳上任厂长那年只有27岁，高中文化，厂里只生产一种叫红薯的白酒。突然有一天，同属一个自治州的麻阳县酒厂生产的“锦江酒”夺得了省优称号，成为湖南名酒，这给王锡炳很大刺激，一股造“名酒”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于是，他带领着一支攻关队伍，跑遍全国名酒企业，尝遍天下所有名酒，最后决定在原料成分上借鉴五粮液，在发酵工艺上借鉴董酒，采取大小曲结合的方式，选用振武营兽坎塘的三眼泉水，尽量保留湘西传统酿方纯度来生产自己的酒。王锡炳的实验很快就成功了，从此吉首酿酒厂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品牌——“湘泉”。然而，品牌是有了，但这个品牌只能算厂品牌，要让这个品牌走出吉首，走出湘西，走出湖南，却不是一件易事。
初涉酒业，还没有多少营销经验的王锡炳采用原始的营销方式——和同事们背起酒坛子走街串巷的卖酒。如此卖酒虽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边走边看，突然发现了另一种营销模式——“文化营销”。湘西是文学大师沈从文、美术界泰斗黄永玉、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等人的家乡。王锡炳就利用这些文化名人“借风行船”，譬如在黄永玉的帮助下，创制了定位相当准确、很能契合白酒消费者心理的高档精品品牌“酒鬼”，巧妙地绕过了以低档酒带动高档酒所难以逾越的那道“坎”，将自己的角色由中低档酒的供应商转变成以高档酒带动中低档酒的高、中、低档酒种齐全的供应商。由此，湘泉、酒鬼两个品牌的市场迅速扩大。
在酒鬼酒，记者听职工讲过“牛抵死老虎”的故事——当老虎张牙舞爪扑向牛时，不愿等死的牛就拼命反抗，用头角把老虎抵在岩石上，一动不动，直到把老虎顶死。
这是发生在湘西的故事，王锡炳经常用这个故事来告诫全厂职工：牛虎之斗，不是虎死，就是牛亡，两者必居其一。王锡炳把“牛抵老虎”的意识演绎成“挣扎竞争”的企业精神。
这种企业精神后来发展成一种难以控制企业扩张的兴奋剂——1985年(创建“酒鬼”的那一年)，企业的白酒总产量还只有500吨，1991年发展到2000吨；1992年，王锡炳到美国转了一圈归来后，立即开始设想“万吨湘泉、千吨酒鬼”工程；1995年，湘泉的产量就达到了8000吨。
有人说，那是王锡炳“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将“牛抵死老虎”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1996年，王锡炳又确立了1.5万吨湘泉和1500吨酒鬼的目标，为支持自己的这一目标，王又领导湘泉集团独家控股发起成立了湘酒鬼(0799)，并于1997年上市。最年轻的员工也可购买1600股，公司上市后，每股的收益不少于30元。获得了资本市场强力支持的王锡炳，在追求产量的路上越走越远，1998年，生产目标被确立为2万吨湘泉和2000吨酒鬼……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一些配套措施——
变革渠道。那时候，湘酒鬼一改过去由各省代理商经营的做法，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一些办事处，自己分销。因此出现了批发价比市场价还高的怪事。新疆乌鲁木齐糖酒公司曾以268元每瓶的价格进过一批酒，在柜台上打出了300多的标价，结果却发现另一家糖酒公司的标价才248元／瓶。另外，在营销方式上改“坐销”为“直销”——直接派人到各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企业里14位县处级干部，只留下了两位看家，其他每位带2至3名科长，每名科长再带几个业务员，负责一个省或者一个大区的销售工作。由此大大增加了营销费用。为了能够迅速打开市场，湘泉人又不得不大量采用赊销手段，这对企业的内部组织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做大企业。在变革渠道的同时，王锡炳又在常德、贵州收购酒厂；在长沙建了座湘泉大酒店投入近3个亿；在吉首湘酒鬼旁边扩建的“2020”工程(即年产2万吨湘泉和2千吨酒鬼)更因为没有市场而根本未曾投入使用过。除此，还发展了占湘泉集团半壁江山的药业、酒店业、包装业、陶瓷业、彩印业等。
当然，在王锡炳做大做快的行动中，也掺进了一些政府行为：兼并亏损企业淀粉厂，就是当地政府热心充当“红娘”促成的“姻缘”。本厂职工不理解，王锡炳告诉大家：“要看大局，算大账，不管兼并眼前有利还是吃亏，我们对兄弟厂要尽力扶持，不然，还叫什么社会主义！”然而，王锡炳的慈善行动反而被淀粉厂职工看作是自己“出卖主权”，坚决“不当亡国奴”，最后还得王锡炳“多角度、多方位与对方上下沟通，几经周折才最终促使兼并成功！”
另外，在王锡炳的承包条款中，一年比一年高的要求令他没有喘息的机会：1990年代末，按合同只需上交1个多亿，湘泉已经实交了2个亿，但州政府希望他们能再多交1个亿。尽管王锡炳对职工们下了死命令，但当年还是未能达标，最后上交利税共2.8亿。
任何事情都是有极限的，超过极限就会出事。到了2000年，王锡炳的“快车”终于力不从心了——集团同比销售收入、利润突然出现较大幅度地下滑，而应收账款则高达7亿余元，存货达3亿余元，顿时公司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
离任前的王锡炳是以一个承包者的身份担任湘泉集团董事长的，这个职位始于1987年。当时，王锡炳和湘西自治州政府签定的承包合同是以1987年的利税为基数，按一定的增长比例确定各年指标，承包期定为三年。这一合同在1990年和1995年被两次续签，期限都是五年。在这些承包合同的执行过程中，王个人曾经有两次收益：1995年，自治州政府奖给他人民币10万元，他将这笔钱捐助给了老家保靖县涂阼乡，用于修建一条公路；2000年底离任后，得到了30万元奖励。
田家贵整酒
政企不分企业难以解困
“打个喷嚏，都会使湘西感冒”的酒鬼酒，政府是不会让它倒下去的。于是，政府采取了用政府官员置换企业家的办法——2000年12月底，原湘西自治州常务副州长田家贵取代王锡炳出任湘泉集团董事长。田家贵1955年生，硕士，曾任龙山县经委主任、龙山县县长、县委书记、湘西州常务副州长。2001年2月，湘酒鬼(0799)召开董事会，除原来就有政府背景的董事保留之外，其余六名董事全部更换，新任董事长田家贵同时担任着湘西自治州的州委常委。这一切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为拯救面临困境的湘酒鬼及其第一大股东湘泉集团，政府主要官员“委身下嫁”到企业中去。这正像人们对国企发展所总结的那样——企业飞速的发展壮大；壮大后立即陷入困境；陷入困境后立即更换领导，而新领导是位政府官员。
如果说企业的领导人更替是一场接力赛的话，新上任的董事长田家贵的这一棒，最需要跑出的成绩就是：率领湘泉人完成企业产权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起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走出王锡炳时代——在做大的基础上，将品牌做强做优。
然而，湘酒鬼在当地财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家上市公司所上缴的税收占了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85%以上，其经济总量占当地总产值的1／3，担负着当地政府在行政、人事、重大项目的经济支持大任——这个大任甚至需要湘酒鬼适当上缴利润来补充政府的需要！不难理解田为什么会以常务副州长的身份“下嫁”到企业中去。但是，这也正是田最不好处理的关系之一。政府指望田的上任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扭转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的状态，效果最好是能够在2001年的年终财税报表中就体现出来——地方政府急需企业交纳更多的真金白银！从这一点上讲，政府更强调的是“短期效益”，但以企业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从具体的数字来看，集团1997年的利税总额约4亿元，1998年约3亿元，1999年也是约4亿元，而2000年“同比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如果田家贵不能在2001年将这一数字恢复到1999年的水平，地方政府甚至有可能陷入“经济危机”！
由此，田家贵不得不为自己规定明确的数字指标：瞄准白酒业前三强，“十五”期间，将再增加1000吨“酒鬼”酒、1万吨“湘泉”酒的生产能力，使生产规模在行业中的排名跻身前20位；经过三年努力，整个湘泉集团酿酒业的销售收入要稳定在10亿元以上；以药业为主要支撑的第二支柱产业和其它产业的收入也要达到10亿元以上。
为达到这个目的，田家贵也下了一番功夫。首先是人事改革：全国21个办事处被并为12个；继王锡炳将600多人的销售队伍削减为300余人后，再一次性削减至90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要与公司签署《竞争经营承包合同》或《岗位目标责任书》，并按职务大小和岗位级别交纳相应的“风险抵押金”，一律实行年薪制；将公司的绝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自己)“撵到”市场一线亲手去抓终端营销……
然后，又实行了从“酒文化”到“文化酒”的转变。他说：湘西是一个多民族地域。湘西猛洞河流域自古以来居住着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毕兹卡”即土家族，土家族的文化的遗存，先后属于“大溪文化”和“龙山文化”，土家族在远古的人类黎明时期可能是女性氏族原始社会，把女性生殖器作为图腾崇拜。在今天的土家族摆手歌舞中，有一种毛谷斯舞，由男人全身裹着稻草或茅草，围着一个女性生殖器图腾的代表物边歌边舞，以取悦于女神。酒鬼酒瓶乍一看粗犷豪放，有男性象征，但从侧面看，它造型曲线优美、细腻柔和，又具有女性特征，称得上阴阳合一、天人合一。这种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像谜一样隐藏在酒瓶的外观中，酒鬼酒因此而具有生命。由此，他开始启动“湘酒鬼洞藏文化酒工程”——洞藏酒鬼酒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拥有收藏和投资价值。经过田董事长一年多的打拼，不但效益没有上升，反而管理费用开始飞快地膨胀，2001年全年销售额4个亿，财务费用就用去1.9亿，为历年之最。
田从上任伊始，有一个问题是他所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王锡炳时代，企业虽然没有建立起比较规范化的运营模式，但是，企业仍旧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企业的员工们对于王锡炳个人的高度信赖、认同和归属，从而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责任心。人们之所以对这个企业抱以高度的期望，是因为他们对王锡炳这个人抱有很高的期望。”田如何让企业的员工们理解自己，并且支持自己？如何重新塑造员工们对企业的信心？事实上，这样的问题是每一个发生领导人更替的企业都必须面对的。 田副州长尽管在酒鬼酒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酒鬼酒仍呈下滑趋势。2002年，州政府换届选举，湘西副州长彭善文接替田家贵担任董事长。
彭善文败酒：卖股还钱，腐败落马
彭善文接手酒鬼没有像田家贵那样给自己定指标，他满门心事就是寻找买主，将酒鬼洒的国有股份转让出去。当时湘泉集团连年亏损，长期占用上市公司大量资金导致湘酒鬼也亏损，控股公司不得不卖股还钱。
彭善文是湘西永顺人，在当副州长前，做过永顺县副县长、保靖县县长、县委书记。在其当永顺县副县长期间，他去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在同乡会上认识了当时在中央财经学院进修的永顺同乡刘虹。而在湘西的驻京办事处落成典礼时，经彭善文引荐，刘虹又认识了当时的另一位副县长全永明。经彭、全两人举荐，刘虹如期来到永顺县实习，在县财贸办工作。彭刘两人交情越来越深，彭善文一个女儿甚至认刘虹为干爹。后来刘虹离开永顺，在资本市场上捞了不少，曾被《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排在第6位，在湖南为仅次于张剑、张跃兄弟的第2号富豪。彭善文接手酒鬼，要卖股还钱，自然而然地首先考虑到了刘虹。
刘虹对机会从不放过，以好友身份4次送给彭善文391万英磅，资助彭的女儿去英国留学。彭善文投桃报李，将州政府与其它分公司谈判内幕悉数相告，且透露谈判底线，使刘虹的成功集团一举获得了湘酒鬼的控股权。
2003年5月14日，彭善文因私生子一事受到省纪委召见，进而牵出腐败问题。2004年12月23日，彭善文被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刘虹骗酒：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虹的发家与一级半市场(介于股票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间的中间环节)密切相关，至少在湘酒鬼上市之时他就赚了一大笔。“说实在话，那时候刘虹确实帮了酒鬼酒不少忙，他懂证券，跟那个领域里的人也熟，同时他从中也捞了不少钱。当时，湘酒鬼贴出公告，宣布向2000多职工发行550万股内部股，可在三天内购买，每股8元。实际上，这些内部股一天内就被认购一空。精通证券的刘虹很早就意识到这些股票的价值。他迅速派人来酒厂收购，头一次出价是每股12元，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出价涨到了每股27元。大部分职工都在这两次收购中将股票卖给了刘虹。胆小一些又急等钱用的早在12元时就出手了，因为其中很多人原本是借钱买的；另一些职工在后来看到27元每股的价格时，就再也按捺不住出手了。1998年1月19日，湘酒鬼550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收盘价38.07元。没有人知道刘虹总共收购了多少股，亦无从知晓他那次到底赚了多少钱，一个普遍的估计是上千万。那次我们等于都帮刘虹打了一次工。”一位职工对《商界名家》记者说。没想到的是，五年后，他们真的得给刘虹打工了。
2002年9月，成功集团以3.53亿元的代价，拿到8800万股权，占比29%，成为酒鬼酒新东家。另外鸿仪投资又斥资1.2亿元，以3000万股占比9.90%，成为酒鬼酒第二大股东，据《商界名家》了解，鸿仪只是帮刘虹代持股份，以规避要约收购，1.2亿资金是成功集团自己解决的。
湘西州政府当时承诺，湘泉集团在收到成功集团、鸿仪投资股权转让款4.74亿元后，7个工作日内，向酒鬼酒偿清所占用的公司资金。遗憾的是，时间过去一年多，直到2004年年底，酒鬼酒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一栏仍有合计5211.2万元来自于湘泉集团及其子公司。当时最初的股权转让协议条款多有限制：成功集团先付3亿元转让金给湘西州政府，双方谁违约，便要赔偿相当于股权转让款20%的违约金；受让方不得将转让款用做公司流动资金。阴错阳差，最后的协议中已无任何对于成功集团的约束条款，所以，成功集团得以将资金转来倒去。
酒鬼酒2005年2月16日公告的整改报告披露，公司大股东以股东权转让款归还占用公司资金问题未切实解决：成功集团于2002年9月将股权受让预付款汇入长沙市商业银行建湘支行某账户，但这笔资金在2002年12月28日到2003年1月7日期间被转出。成功集团股权转让款以3亿元形式到账，实际使用受到诸多限制。上海鸿仪股权转让款1.2亿元，仅在2004年6月30日报表日以过账方式名义到位，实际随后又转走。
“这些钱根本就不是刘虹自己的。”一知情人士透露，“成功集团的3亿元受让资金，其中1亿元从它控股的岳阳恒立(000622，SZ)挪用，另外有2亿元是向工行湘西自治州分行借贷，不过，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此项贷款竟然是由酒鬼酒担保。”
湘酒鬼一位独立董事透露：“董事会、监事会功能缺失，所有的董事、监事都成了摆设，实际上酒鬼酒这段时间来都是刘虹一个人在控制。表面上酒鬼酒有两个印章，刘虹自己拿了一个，酒鬼酒总部拿了一个，但实际上拿钱只需盖一个章就行，而股权转让款的账户被刘虹一个人控制，上市公司干的事情总部都不知道。而且酒鬼酒内部的管理体制没有理顺，酒鬼酒有一个重要的子公司酒鬼酒供销公司，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刘虹兼任的。酒鬼酒供销公司的经营情况连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人都搞不清楚。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由过去的国有股一股独大变成了现在的民营股一股独大，大股东瞒着董事会一手遮天。”
刘虹在“窃取”湘酒鬼的控股权后，也曾有过“真心实意”的“作为”。《商界名家》记者了解到，刘虹成为酒鬼酒最大的股东后，曾带上“酒鬼”和湘泉集团的高管人员一次又一次去找银行、找国家经贸委、找证券会、找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找省政府、找州政府，一轮一轮地谈，整整跑了9个月！ 2003年3月，“两会”召开间隙，刘虹带着省委书记的亲笔信来到北京通州区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的家中，畅谈了几个小时。临别时，刘虹对黄老说：我要重塑“酒鬼”品牌、再振“酒鬼”雄风，恳请您老出山呀。黄老握着刘虹的手，爽快地说：为家乡做事，义不容辞！为请大师出山，阐释“酒鬼”真谛，刘虹先后在北京和湘西凤凰古城五顾“茅庐”，终于把黄老先生也请进了重振“酒鬼”文化雄风工程的“策划班子”。湘酒鬼现任董事长杨波坦言，刘虹上任后做了不少事情，如他干净利落处理了与深圳一家公司高达6000多万元的经济纠纷，如他弥补了酒鬼酒一些市场空白……
有一种说法，刘虹可能还想把酒鬼酒卖给州政府；当时他买的时候是4元多，现在酒鬼酒市价也只有3元多，在这两年多酒鬼净资产下降了几个亿，肯定卖不了原价的。刘虹很可能是将钱转走，增加筹码再和政府谈判。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在2005年中秋节那天被刑事拘留。
至于湘酒鬼，它的酒事还在继续。新上任的董事长杨波透露：酒鬼酒资产负债率为48%，现有2000多亩地，30000吨酒，还有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要想盘活湘酒鬼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资金。目前，政府已经派出了以主管工业的副州长秦湘赛为组长的一个工作组，下设四个小组，分别负责生产经营、处理刘虹、稳定职工以及寻找新的投资者。 不过，与这些工作同等重要的恐怕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套健康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这样，酒鬼酒才能防止“刘虹事件”再度发生，才能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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