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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饶曙光
上个世纪30年代，联华影业演绎了中国电影传奇。
罗明佑——联华影业公司总经理，出身于广东财阀家庭。1930年8月，他主持的华北电影公司与黎民伟主持的民新公司、吴性栽主持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合并而成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吸引了很多身份显赫的股东，董事长为英国籍贵族、巨绅何东，董事有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前国务总理，前司法、财政部长等人。在组织结构上，罗明佑效法美国好莱坞独立制片人制度，保留各厂原有实体为相对独立的下属各制片厂，仅更改名称对外则统称为联华影业公司。内部各厂制片相对独立，取材亦自行其事。因此，联华出品良莠不一、倾向不同，然而，都称为“联华出品”。期间，联华影业公司除了继续原有影院的发行、放映业务，迅速展开了制片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开设了演员养成所，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刊物。于是，一个融教育、制作、发行、放映、宣传功能于一体的电影托拉斯已经初见规模。而罗明佑更是希望“在国内寻觅经营一广大之电影区以集中各厂于一处，成中国之电影城”，其远大目光与豪迈气度令人咋舌。
由于自身的雄厚实力，联华公司很快就吸引来一批高水准的电影人才，比如导演中的孙瑜、蔡楚生、史东山、费穆、卜万苍，编剧里的田汉、夏衍，再加上阮玲玉、金焰、王人美、黎莉莉等一代巨星，构成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无可复制的黄金阵容。由于联华影片对“创新”的重视，当时的观众将联华称为“新派”，而将“明星”称为“旧派”。
“联华”成立伊始，就打出“复兴国片”的口号，适应了时代和历史的潮流。1930年夏，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终于制作完毕正式向观众推出。《故都春梦》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艺术处理都显然高于粗制滥造的武侠片，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同时，在“复兴国片的口号招徕下，《故都春梦》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很快就打破了各埠的卖座纪录。当然《故都春梦》的最大成功是把某些发誓不看国片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进了影院。因此，孙瑜的《故都春梦》以及随后的《野草闲花》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联华公司“复兴国片”计划的标志性作品。
在孙瑜的影片引起广泛的反响之时，联华公司的另一位重要导演蔡楚生，正在精心拍摄他的新作《渔光曲》，影片在上海首映时，连映八十四日之久，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的最高卖座纪录。《渔光曲》还于次年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博览会，获得“荣誉奖”，成为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电影作品。吴永刚编导的《神女》以其凝重沉着的人文主题、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和民族大众的审美意识，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无声电影的巅峰之作。而后来著名导演费穆还拍摄了《小城之春》等不朽佳作。从1930-1937年，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摄制故事片77部，几乎每个月就有一部电影问世，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一场进步的文艺革命，推出了一大批关注社会现实，格调清新的影片。
谈到联华影业公司，不能不谈到公司的当红影星，同时也是30年代中国最伟大的女演员阮玲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几乎联华影业公司最重要的影片都能看到阮玲玉的身影。一代影星阮玲玉，为联华公司带来了滚滚财源。令人惋惜的是，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自杀了，年仅26虚岁。阮玲玉死讯传出，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为之震惊。这其中，最难过的莫过于公司的老板罗明佑和黎民伟。因为公司的台柱明星阮玲玉陨落，实力大损，演员阵线顿形软弱，大有后继无人的恐慌。1935年后联华公司开始走下坡路，一个影星直接影响一个电影公司的生死存亡，这在电影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使得罗明佑丧失华北与东北地区产业，导致他经济来源紧缩甚至断绝，直接影响到他对资金的运转。公司台柱子阮玲玉的自杀，加上罗明佑拍板拍摄的宣扬中国“固有道德”题材的《天伦》、《慈母曲》、《国风》投入了太大的资金并寄予很高厚望，最终却遭致观众冷落，使公司经济更加雪上加霜。1937年，风光了仅仅七年的影业帝国——联华影业，终于訇然倒塌！
(作者系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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