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每天百万人涌入城市 城市化是福还是祸

　　冲天林立的高楼、灯红酒绿的夜景，城市，现代社会的中心，现代国家的代表。提起美国，必然躲不过纽约，说到英国，哪能不想起伦敦，想到中国，上海立刻映入脑海。怀着对现代都市的憧憬和崇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每天全世界都有约100万人从乡下涌入城市，为现代社会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但城市却不会还每个人以成功，这些新鲜血液有的为每日三餐而奔波，有的干脆堕入 疾病和犯罪的深渊，贫穷让他们进退维谷，也使城市不堪重负。如果说发达国家面对国内的贫困和不平等束手无策，连巴黎都开始燃烧，那发展中国家则背负更沉重的十字架，孟买暴雨水淹贫民窟、东非雨季霍乱肆虐穷人区。用水、排污、就业、教育、安全、住房……各种问题困扰城市新居民，高楼阴影下抹不去的是拥挤的铁皮房，看不尽的是被贫穷逼入绝境的失业者，这样的城市化究竟是福是祸，联合国人居署12月1日到3日组织了一次世界网民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大讨论，描绘出了一个网民眼中的城市化。

　　是福是祸城市化

　　193个国家的25706名网民注册参与了这次72小时的网络马拉松，论坛点击量超过了45万次，网民们对城市化是福是祸、如果是福应如何引导、如果是祸该怎么应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网民中有人讨论为什么现代城市面临那么多的问题。孟加拉国网民杰西卡·马休斯说：“在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往往都是政治、经济、娱乐和就业的中心。它们自然会吸引许多人前来居住，尤其是找工作的年青人。城市也因此面临众多压力：环境问题、基础设施瓶颈和卫生条件的缺失。”

　　网民里也有直接表达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的。一个使用“丹帕菲律宾95组织”网名的菲律宾网民说：“是的，贫民窟里穷人们相互帮助，是的，贫民窟除了是社会的一块毒瘤，也可以被看作是贫困状态下的生存机制，但没什么能让贫民窟的存在变得合理！”

　　不过不是所有网民都这么愤怒，有些网民还颇有些黑色

幽默。尼泊尔网民拉贾纳·曼南德哈尔就讲述了尼泊尔贫民区居民面临的一个“二十二条军规”式的两难境地：“尼泊尔贫民区居民要拿到国籍证明文件很不容易，官员要求他们在申请国籍的时候出示土地所有权证明，但要没有国籍证明文件，贫民区居民们就无法拥有土地或者履行其他的基本权利。”

　　也有人痛数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给居民带来的不便。同是尼泊尔的网民肖特·拉肖德哈里留言说：“加德满都，跟尼泊尔所有城市一样，街道狭窄、道路失修，而且缺乏良好的下水道系统，工业和生活污水无法及时排走，饮用水的供给也有问题。这些问题相加，导致了频繁的

交通事故、泥浆满地、河流污染……”他还呼吁市政建设者在规划住宅、道路和电力之前优先考虑饮用水供给，并严格执行规划。

　　城市用水是本次讨论第三世界网民关注的重点。印度的克里什那·卡西说：“城市供水可持续发展的答案不仅在于增加财政投入，而且在于合理、节约地利用资源。”加纳网民阿斯孔纳留言说：“富人区的居民应该比普通市民多付5倍的自来水钱，这样贫民区的居民用水就有人买单了。”斐济的卡玛尔·哈特里则建议太平洋岛国收集雨水帮助妇女和儿童，并为他们提供廉价的硫化氢检测工具。

　　不少发达国家网民对一些他们认为不太成功的城市化问题解决方法提出置疑。美国网民麦克K留言说：“国家直接向穷人提供金钱，或者拨款给面向贫困人口的住房、饮食项目并不是解决贫困的方法。美国的社会福利系统本应是向贫困人口提供暂时庇护，但现在却变成了有些人的生活方式。”

　　在讨论中，发展中国家网民表现出了解决问题的强烈责任感。巴西的纳波里奥·米兰达说：“我们都对城市的发展有责任，我们希望个人、社会、企业和政府能携起手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而菲律宾网民“丹帕菲律宾95组织”则始终贯彻其“愤青”架势，除了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外，他还留言说：“要想穷人真正参与到减少城市贫困人口的努力中来，就必须把穷人看作研究贫穷的专家。尽管穷人需要帮助，我们同样也很坚强。”

　　贫民也能发表意见

　　除了批评制度的死角外，发达国家网民的留言也很注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多个欧洲和北美的网民留言说应重视技术和教育的力量，并指出真正能参与讨论的贫民区居民不多。

　　只不过他们的担忧却有些多余。

　　“人居署每两年都会组织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但如果在我们讨论贫民窟问题的同时，贫民窟的居民们却对我们的讨论一无所知，这种讨论就毫无意义，”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巴伊朱卡对本次的网络讨论做此解释。

　　讨论期间，人居署在内罗毕、里约热内卢、新德里等许多城市的贫民窟设立电脑站，以使包括贫民窟居民在内的低收入人口也有机会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交流有关城市化、人居环境的看法，还和有关合作伙伴专门在世界各地组织基层女性参与讨论，甚至在网页上设计了颂读功能，以使有视力问题的网民能参与讨论，肯尼亚网民在讨论中的参与人数排在加拿大之后，高于美国、英国，占据第二的位置，就很说明组织者所下的功夫。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南郊，东非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人居署专门开设了一个帮助站，有工作人员听取居民的意见，并立刻录入到网络讨论中去。

　　“你是说就算我今年65岁了，而且不会说英语，也不会写字，我说的话别人也能知道？”一位大妈带着怀疑的神情问道，并得到了工作人员肯定的答复。

　　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巴伊朱卡3日表达了她对讨论参与度如此之高的感动。她说：“你们说的很对，贫民窟的问题不仅仅是研究就能解决。但是肯尼亚今天的参与讨论人数在全世界排在第二，有那么多人甚至愿意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为的就是在讨论中贡献自己的想法，这让我十分感动。关于贫民窟的讨论从学界扩散到内罗毕、达喀尔、开普敦、孟买、里约、利马和马尼拉这些城市的街头巷尾，这本身就对世界领袖们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是行动的时候了。”

　　蒂巴伊朱卡的意思很明确，在现代社会，知名度和曝光率就意味着转机，参与讨论的众多网民也许不能解决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但他们却代表着草根阶层的呼声，不论个人的呼声多么微弱，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共同呼喊，所有人就都能听到，只要所有人都听到，就没人能再对这种呼声置之不理。

　　高楼的阴影里有没有我的梦

　　尽管地处热带，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早晨却从来都有些寒意袭人。3日早晨天还没亮，互联网上关于城市化问题的大讨论仍在继续，这一天，参与讨论的肯尼亚网民数量将在全世界排到第二，贫民窟问题也将成为讨论中最热门的话题。但对住在内罗毕西南郊基贝拉贫民窟的27岁清洁工雅各布·奥库来说，这一天跟平时没什么不同，太阳还没出来，他就要动身，步行两小时去市区恩贡路边的一个住宅区里上班。

　　雅各布的老家在肯尼亚西部的奇苏姆，距离内罗毕约500公里，他家有两个姐妹和六兄弟，全都靠着父亲的一片约400平方米的土地生活，种植玉米、甘薯和小米。但随着六兄弟纷纷成人，这片土地再也养不活这么多人，他9年前就和两个兄弟一同来到内罗毕工作，希望能挣到足够的钱，早日回到奇苏姆。

　　“我们全家都种地，我来内罗毕的时候就想早点挣到钱，回去买一片地，我不想呆在内罗毕，”即便对身材并不高大的肯尼亚人来说，雅各布仍旧十分瘦弱，他的性格也很内向，慢吞吞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双手不安地摆弄着墩布。

　　但9年后的今天，雅各布还是坐不起十先令的小巴(约合人民币一元钱)，他说他每天都步行上下班，这样可以省下些钱来带回家给媳妇。他租住在一间十平米见方的铁皮顶屋子里，四壁都是土墙，没有供水、供电和厕所，房租每月要花去他折合人民币600元工资的六分之一。

　　“有电的房子房租更贵，快跟正规房子的价钱差不多了，”雅各布说。

　　雅各布居住的基贝拉是东非地区最大的贫民窟。这片面积约2.4平方公里的贫民窟生活着80多万人口，人均面积只有3平方米多。从周围的高地上俯看，成片的铁皮屋顶一个接着一个，几乎看不见缝隙，仿佛整个基贝拉被压在一张铁皮下。这些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顶在赤道强烈阳光的映照下泛着黄色的光芒，与内罗毕其他地方满眼的绿色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基贝拉的传说充满了贫穷、疾病、肮脏、拥挤和犯罪，而媒体最爱炒作的则是那里特有的“飞行厕所”：天黑后，一些居民因不敢外出“方便”，而在塑料袋里如厕，随后将粪便扎紧随手飞出，称为“飞行厕所”。

　　雅各布说基贝拉的卫生环境的确糟糕，里面几乎都是土路，由于没有下水道系统，路上污水横流，垃圾成堆，特别是那一个个的塑料兜，让人联想到“飞行厕所”。他们的厕所就是在泥地上挖出的一个大坑，上面铺上木板，快满了的时候再用土盖上，另找地方挖掘。根据内罗毕大学社会问题专家保罗·M·西亚加教授的估算，就是这样一个厕所，有时候也是由400名基贝拉居民共用。

　　而饮用水在基贝拉是要向被雅各布称为“房东”的人买的，价钱是二十公升五先令(约合人民币五毛钱)，而内罗毕的自来水价格是每立方米45先令(约合人民币五元钱)。“房东”卖水的价格竟然是自来水官方价格的五倍！而“房东”究竟是黑帮还是官府，雅各布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有人长期拖欠房租，“房东”就带人手持大砍刀将其狠狠“收拾”，还闹出了人命。

　　对于贫民窟等于没有的基础设施，西亚加教授说，占内罗毕250万居民总数约六成的150万人居住在该市约百分之五的住宅用地上，这些土地约一半为政府所有，但长期以来，一些有“关系”的人与某些政府官员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建起了非法的建筑并将其出租，形成了贫民窟。由于不是合法建筑，这些“房东”没有任何义务为这些房屋提供任何意义上的维护。“房东”和房客也因此都不受到法律保护，无法参与到关于他们的政策制定中去。

　　根据长期以来的传闻，基贝拉居民大部分都没有固定收入，有的甚至长时间处于失业状态，别说是一天三餐，连一餐都很难保证，经常是一穗烤玉米就是一天的口粮。

　　不过雅各布说，基贝拉还是住着在做各种工作的穷人，有的是保安，有的在银行打工，有的在饭店当服务员，还有最下层的公务员。根据西亚加教授的介绍，贫民窟里的生活一点都不便宜，这里的水、电、燃料、教育、保健、房租和金融服务十分稀少，价格极其高昂。而贫民窟居民往往挣钱不多，月花费很少超过3000先令(约合330元人民币)，为了维持贫民窟的生活，他们做的工作从打短工到摆地摊无奇不有。

　　不过失业在这里仍然是生活的“正常状态”。一名叫维罗丽卡的妇女随丈夫从农村来到内罗毕追求美好生活，然而进城后，丈夫没有固定工作，他们全家五口人挤在一间不足八平米的泥屋中，既没电也没水，但她仍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

　　“如果可能，我一定要让孩子们都上大学，这样他们就会有一个好前程，”她说。雅各布说，他虽然不喜欢基贝拉，但这里很多东西他都可以接受，唯一接受不了的是糟糕的治安。“警察根本不敢来这里，”他说，“而你兜里只要有东西，就有人来抢。”

　　基贝拉尽管规模最大，但它并不是内罗毕仅有的贫民窟，在全肯尼亚，这种贫民窟还有100个左右，全世界则总共有约9亿人住在城市里的贫民窟中。这9亿人中有许多都有正式的工作，只是他们挣的钱并不足以让他们搬出贫民窟，住到体面一点的房子里去。而在世界范围内，每天都有约一百万人从农村搬进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成为贫民窟的新居民，这种速度超出了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住房规划所能接受的极限。以内罗毕为例，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20年，这里的250万人口将翻翻，其中300万人将居住在贫民窟中。

　　在地狱中仰望天堂

　　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也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尽管不知道高楼的阴影里有没有自己梦想的立足之地，还是有那么多人像雅各布一样从农村来到城市。如何为他们建设负担得起的人道居住环境，如何为他们创造能糊口的工作机会和相关培训，如何为他们提供供水、供电、排污等基本生活设施，是摆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对他们置之不理不但是对他们不负责任，也是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从农村迁入城市的移民有的是为了躲避战争，有的是为了逃过饥荒，但更多的是为了逃出日益破产和贫困的农村，寻找更好的生活，这些满怀希望的农民，怀揣着一个梦想来到城市，但等待他们的，却依旧是骇人的凄凉。

　　每年两次的雨季为东非地区带来了农作物成长所需的水分，但对基贝拉这样的贫民窟来说，雨季却不啻为地狱。大雨将贫民窟中累积的排泄物冲刷得四处都是，有的流入了居民们自己打出的水井中，因此每到雨季，霍乱必然横行。

　　1997年末到1998年初的东非雨季，短短几个月，从贫民窟中流传开来的霍乱横扫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成千上万人丢掉了性命，农产品出口和旅游业都饱受打击。而霍乱并非东非特有，1991年在秘鲁首都利马，从贫民窟中发源的霍乱重创捕鱼业，加上旅游业的损失，秘鲁在三个月期间损失超过15亿美元。

　　如果说流行疾病能让贫民窟元气大伤，那这里等于没有的排污系统和过于密集的人口则更经不起一次洪水。今年七月，强降雨在印度造成上千人死亡，而基础设施薄弱的孟买则受灾最重，其中，孟买的棚户区首当其冲，齐大腿深的积水多日不退，还造成了传染病的流行。

　　就是这样的生存环境，许多人仍然因为在农村走投无路或者怀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进住贫民窟。城市的扩展对所有人的生存环境都带来了挑战。联合国环境署非洲地区主任赛库·图雷告诉记者，非洲面临的环境和经济问题里很大的一块就是城市环境问题。

　　“非洲是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之一，每年大概是在百分之三到四，极高的速度。但不幸的是经济发展并没有跟上城市化的脚步。随着城市的扩展我们看到了许多脱节的地方，交通问题、垃圾问题、污水问题、

空气污染问题。这些都是环境署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图雷说。

　　正如图雷所说，贫民窟是城市的一部分，其存在带来的生存环境问题并不仅仅由贫民窟居民承担，而是关系到所有城市居民，而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更会辐射到农村，消灭贫民窟，消灭贫困关系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发展，这也是人居署为什么会不辞辛劳组织城市化问题网上讨论的原因。贫民窟居民在地狱中仰望天堂，但天堂中的居民就真的那么“安全”吗？(完)(王丰丰 作者系新华社内罗毕分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