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商人的升级困局

　　英国与西班牙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路径给当前中国带来的启示是:如果国家对某些行业的垄断不能打破,那么苏浙商人的产业升级之梦是断然没有前途的

　　文/陈锐

　　在中国历史上,江浙地区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直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宋 时代以降,尤其是宋王朝的南迁对江浙一带的商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明中叶以后,江浙地区的商业机能更是充分地凸现出来,其规模和数量都远超过宋代,并且主宰了之后中国的商业史。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即认为,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江南地区,在17、18两个世纪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是基本相同的,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要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也就是说,与中国相比,欧洲经济在1800年以前并不就已具备了内在的“决定性优势”,只是当借助于煤炭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其土地和能源压力时,才走上分流的道路。尽管彭慕兰的观点在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曾经十分发达,但并没有推动中国经济走上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

　　制度是最重要的

　　技术和经济层面的原因无法解释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路径上的差异,其实,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经济理性并不比西方人低,在地少人多和税赋繁重的压力下,江浙地区的人们为了求生存,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更精于算计的商人性格。然而,历史的证据却也证明,不管曾经如何辉煌,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江浙地区却被挡在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这是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苦思冥想却始终不得其解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企业这样一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工业经济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其实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理性经济人就选择了具有科层属性的企业组织来替代市场机制。而在中国,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在明朝中期即已出现,可是经历了三四百年仍然未见开花结果。作为生产组织方式的现代企业为什么始终未能在中国成长起来？如果仅从技术和经济的层面去寻找原因,就很难令人信服。

　　国与国之间为什么在历史上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绩效差异,不仅仅出现在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的对比研究中。在欧洲的经济史中,同样的问题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即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最先开辟大西洋贸易的西班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约翰逊等人依据大量的历史经验事实认为,在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英国在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普通人自由经商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改进程度远优于西班牙。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一些敢于冒险而又不具特权背景的商人从大西洋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并通过正常交税的方式,在政治上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及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特权等级更加强大。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樊篱,普通人也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再被国家的垄断阶层所独占。任何人都可能通过勤劳和冒险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此而富裕起来,工业革命也由此在英国发生。

　　西班牙的表现却与英国完全相反。西班牙王室垄断了国内的大西洋贸易,除了王室以及王室特许的公司或等级外,其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从大西洋贸易中获得的大量利益更加助长了王室的权力与专制地位,从而造成社会中不可逾越的等级体系愈发牢固。社会阶级流动性的僵固,使贫富差距也日趋悬殊,一般老百姓不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好处,新的商人阶级难以出现,最终也扼杀了社会的制度创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无法发生,工业革命未在西班牙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历史上的启示

　　如果国家对某些行业的行政垄断不能打破,则苏浙商人的产业升级之梦是断然没有前途的

　　集权的封建帝国政治对经济的垄断,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同样存在,并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自秦汉以来,中国便形成了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结合的政治体制,为了防御外族入侵及维护统治,建立起了庞大的常备军及官吏系统,为了征敛到足够的人力、物力来维护军队与文官系统,各朝代政府建立了相应的赋役制度、财政制度、禁榷制度,建立了国有的农业、手工商业甚至高利贷,对小农经济、私人工商业及金融业也采取了各种政策进行压制和干预。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侵入,使中国政府干预、管理经济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洋务运动的出现可以说是在政府推动下,中国向近代转型最努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尝试,但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彻底击碎了清政府洋务派的理想。但杨小凯认为,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但其失败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于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虽在江浙地区出现了一些颇具实力的家族资本集团,无锡荣氏家族更是以“红色资本家”的头衔纵跨了两个时代。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仍然把持在官僚垄断资本手中。在官僚垄断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双重挤压下,中国的私人资本始终未得以充分的发展,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创新动力。事实上,从中国百年经济史来看,权力的高度集中,国家垄断无所不在的社会体制,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的障碍。而江浙毕竟是大一统中国的江浙,在国家体制和制度的大背景下,其不可能脱离其他地区独自从前现代顺利地变迁到现代。

　　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今天在讨论苏浙商人产业升级困局的时候,仍然难以绕开这一困扰中国经济几百年的老问题。近期,在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发布的“

中国企业500强”的榜单上,前十名均是来自垄断性行业的国有公司。而就在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以提高管理和治理水平为由积极引入海外资本的时候,苏浙商人的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却仍然面临着种种现实限制。

　　眼前的情况是,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本的一大批江浙商业精英,在面对低端产业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竞争形势,面对国家环境和产业政策的压力,面对国有垄断资本的无处不在,苏浙商人却难以寻求到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更多的向上突破的产业空间。江苏“铁本”钢铁梦的破灭,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浙江民间金融,都进一步凸显了苏浙商人产业升级的困局。走出这困局依赖于打破国家对某些行业的行政垄断,没有这一点,苏浙商人的产业升级之梦是断然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