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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医疗是一道久久困扰中国的中国难题。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弱国，变成了一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的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解决了许多中国难题，还创造了许多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医改仍然是一道困扰中国的中国难题，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缓解，反而像一个越抽越紧的死结。
2005年，医改前所未有地成为舆论风暴抨击的靶子。医患矛盾己闹到了如此程度：医生甚至带着保镖上班。听上去有点儿像杜撰，但如果真是杜撰，那倒还可以让我们松口气。
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医改总体评价如何?
自2000年以来，连续五届，每一届的“人大”、“政协”都有代表们、委员们大量关于医改的提案和尖锐的批评。集中可以概括为：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 这是来自官方的评价。
我们接着看民间的评价。
“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老百姓甚至将“医疗、教育、失业”，比喻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
看罢了民间和官方的评价，我们再看半官方的专家及学术研究机构的权威评价。
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正式公布了课题报告，该《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是：“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不成功。”这是该课题组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后，对中国医改所得出的总体评价。
回顾二十多年来的医改，我们深感，改革开放二十年让我们得到的很多，可医改的二十年却让我们失去的很多。
如果让现在的中老年人回忆改革开放二十年前的中国医疗，那几乎幸福得像是天堂，至少对中国的工薪们是如此。
根据卫生部刚刚公布的“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急速上涨到2003年的6623.3亿元，增涨了整整15倍。即涨幅高达1500%。
但在这飞涨的卫生费用构成中，政府卫生支出从36.2%下降至17.2%，降幅超过了50%。社会卫生支出从42.6%下降至27.3%，个人卫生支出却从21.2%剧增至55.5%，也超过了50%，甚至在2001年一度达到60.0%。
这个数字强有力地体现了“摔包袱”的医改之路。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研究发现，2000年，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转型国家的政府负担了70%，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9.3%，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7.2%，中国则只负担了39.4%。
这还只是一个方面，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下面：
我们先来看“平均期望寿命”和“婴儿死亡率”，这两个国际上常用的、用以反映和比较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如今，我国的平均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上升到2001年的71.8岁，高于世界平均寿命(65岁)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69岁)。同时，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4‰)，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30‰)。
但具有讽剌意味的是，王绍光和课题组的研究都表明，这些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取得的。
而在流行病方面，解放后国内已基本消灭的各种性病重新泛滥，结核病的发病率回升，艾滋病患者已近百万人，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首位。
在地方病方面，中国曾因为毛泽东的一首《送瘟神》而家喻户晓的血吸虫病，在六十年代便己几近灭绝，可是今天却又重新活跃。在公共卫生方面，职业病、精神病、自杀率、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等形势严峻。
中国的国民健康状况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这才是让我们忧心如焚的事。
《审计报告》
深度撞击中国医改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公布了2004年度的审计报告。
也许，谁对医疗问题的分析判断，都不可能像国家审计署审计长那样入木三分，因为只有审计机关才有权查它个水落石出。
现在，让我们细读刚刚出炉的李金华的审计报告中关于医疗的那一部分：
“审计和调查卫生部及北京市所属10家医院2003年度财务收支及相关药品、医疗器械购销情况表明，各医院努力克服“非典”疫情带来的影响，积极改善财务状况，基本保证了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但群众看病贵的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这10家医院2003年平均每门诊人次收费307元，比上年增长8.8%；每病床日平均收费1006元，增长10.9%。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一些医药生产企业虚报成本，造成一些药价虚高。按现行规定，政府定价药品的零售价由有关部门以生产企业申报的成本为基础，按规定比率加价核定。但随机抽查5家药厂的46种药品，有34种制造成本申报不实，平均虚报1倍多。随机抽查10家医院2003年销售给患者的105种药品发现，因企业虚报其中一些药品的生产成本导致患者多负担1052万元，占医院实际收费3744万元的28%。
二是医药流通环节层层加价，牟取暴利。抽查6类35种进口一次性医疗器械，最终卖给医院的价格平均为报关价的3.34倍。例如用于心脏手术的某规格球囊，报关价为每个496元，一级代理商批发给二级代理商时达到3600元，二级代理商再转手卖给医院时骤升到7000元，两次倒手加价13倍多。
三是医院采购中收取折扣、回扣现象比较普遍，直接或间接加重患者负担。据查，2001年以来10家医院收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厂商等支付的各类折扣、回扣等约3亿元。由于医院未将这部分资金用以抵消药品和医疗器械售价，而是大部分作为医院盈利或用于购置设备等支出，最终还是增加了患者的负担。除医院外，有关个人索取和收受回扣的现象也屡禁不止。
四是有些医院违规收费，增加了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审计抽查10家医院2003年至2004年8月的部分医疗收费项目，发现违规向患者多收费1127万元。其中，医疗检查多收费825万元，药品多收费302万元。
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李金华审计报告”用铁的事实表明，医疗的腐败己到了何种程度。
先让我们细细地咀嚼一下这两个数字：这10家医院2003年平均每门诊人次收费307元，每病床日平均收费1006元。
这两个数字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老百姓所说的，看病难，看病贵。李金华的审计报告中说：“一些医药生产企业虚报成本，造成一些药价虚高。随机抽查5家药厂的46种药品，有34种制造成本申报不实，平均虚报1倍多。”
这项审计以非常确切的数字揭露了一个事实：我们一直在说药价虚高，药价虚高。可药厂们齐声大呼冤枉，他们说，他们一直是在惨淡经营，利润己微薄到了生产都难以为继，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药品的暴利都被流通环节和医院药房拿走，这话我们也信，因为我们没权到药厂去查账，到流通环节去查账，到医院药房去查账，我们拿不出证据。
可审计署有权进入药厂加了一道又一道防盗门的财务室去查账，而且拿出了证据。
药厂的屁股也不干净。
随机抽查5家药厂的46种药品，有34种制造成本申报不实，比重超过了60%的药品成本申报不实，是“个别”吗? 是部分或少数吗? 平均虚报1倍多。利润超过了百分之百，己属暴利了。这是药品生产企业自己所说的“利润己微薄到了生产都难以为继”吗? 是在“惨淡经营”吗?
就在2005年6月，卫生部打算拿药价开刀，大幅下降药品价格。药品生产企业听到了风声，几十家药品生产企业抱团进京请愿，恳请卫生部刀下留人，齐声嚎啕：天可怜见，给口饭吃吧。看看药品生产企业的腐败肚，唱的什么二人转?
李金华的审计报告中还说：
随机抽查10家医院2003年销售给患者的105种药品发现，因企业虚报其中一些药品的生产成本导致患者多负担1052万元，占医院实际收费3744万元的28%。
这个审计结果显示，企业虚报药品生产成本，所造成的患者加重负的金额担竟占到了总额的28%。如果卫生部真的为老百姓着想，这一刀下去，肯定斩获甚丰。
让我们接着看，再看看这组数字：抽查6类35种进口一次性医疗器械，最终卖给医院的价格平均为报关价的3.34倍。
中国什么行业的暴利能暴到如此程度?看来2005年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连续三年位居榜首的中国房地产得让位给中国医疗了。中国房地产的行业暴利不过30%左右，可进口一次性医疗器械的平均价为报关价的3.34倍，即334%。
李金华的审计报告中还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医院与药品和医疗器械厂商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就难怪药价飞涨，涨势如潮了。
“医院采购中收取折扣、回扣”早己被中国的《刑法》定义为“商业贿赂罪”，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可在医院中“比较普遍”。
查有实据的有：“据查，2001年以来，10家医院收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厂商等支付的各类折扣、回扣等约3亿元”。
这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医院收受的回扣折扣竟是以“亿元”为单位来计算的，平均每家医院收受的回扣竟多达3000多万元。这还是“个别”人、“个别”医院的“个别”现象吗?如果没有医院领导的首肯，医院工作人员敢吗?审计报告中还说，审计抽查10家医院2003年至2004年8月的部分医疗收费项目，发现违规向患者多收费1127万元。其中，医疗检查多收费825万元，药品多收费302万元。
此项抽查仅随机抽查了一个月，便己高达1127万元，如果以此为样本，那么一年的乱收费应在亿元以上。
读了李金华的审计报告，让人痛感，二十多年的中国医改，我们一直在隔靴骚痒。中国医改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把反腐利剑，一把寒光闪闪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医疗怎么成了富人的奢侈品?
让我们再来看看由“零点调查”最新发布的，一项关于“中国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享有情况的调查”。该调查揭示：缺口大并且公平性严重失控，是中国医疗保障体系不容忽视的现状。
该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城镇地区)和整群抽样方式(农村地区)，针对全国京、沪、穗等7个大中城市，及河北与浙江等7省的小城镇、农村地区的3，859名16～60岁的当地居民，进行入户访问，其中城市居民为1，876人，县内的小城镇及农村居民为2，102人。
在此次调查中，有高达65.7%的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虽然较2003年同期同题调查中的75.4%，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但是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仍然处在很低水平。特别是在人口众多而相对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高达79.4%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同时，还有25.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过去两年中，自己或家人就曾出现过因为费用问题，而有病不去医院就医的情况；9.3%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或家人在过去两年中，曾因费用问题，在需要住院治疗时，放弃治疗。
在所有的数字中，2004年有几个权威数字让人刻骨铭心。
这几个数字是：在中国，医疗保险所复盖的人群仅占我国总人口的6%。在农村，有50%的人看不起病；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在城市，有40%的人看不起病。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便油然而生：医疗怎么成了富人的奢侈品?
中国医改任重道远
形成中国特色医疗问题的原因很多，不可能一味药就能药到病除。这些年来，我们总觉得医疗费太贵，贵得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为此，我们作了许多事，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2002年，2003年，民营医院、我们所期盼的平价药房都出现了，我们都曾为此欢欣鼓舞过，并天真地以为，医疗费会降下来了。可2005年，许多平价药房在亏损经营，医疗费还是那么贵，甚至更贵，我们几乎无能为力了。
问题就出在中国医疗保险所覆盖的人群面积实在太小，而且医疗费用的上涨，其中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不能一概而论。
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医疗保险所覆盖的人群都在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百，美国每年花在医疗保险上的开支达到了15，00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2004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了美国GDP的15%，费用之大，位列全球之冠。尽管美国人也觉得这笔开支太大，可年年都还这样花着，什么钱都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
我们是不是该从这当中悟出些什么?别让我们把社会主义的好东西丢了，资本主义的好东西又没学到，让老百姓两头落空。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现有的医保制度还不完善，体系还不健全，医保水平太低。国家用了最少的资金，来支撑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医保体系，使人们在医保方面得不到最低水平的满足，使得医疗成了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
为了说明这个情况，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组数字：
2003年世界年均平均保险深度为8.84%，而中国尚不到1.8%，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5的中国，世界平均保险深度位居世界第61位。2003年世界年均平均保险额度为385.4美元，而2003年中国人均己超过1000美元，可保险支出中国仅为人均15.2美元。位居世界第73位。
在公费医疗这件事上，我们的观念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在舆论上，我们片面地夸大了公费医疗的弊端和漏洞，实际上，没有人能从公费医疗上发财或富起来，所以，它不会危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我们忽视了这是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
对于国家而言，保障公民的就医权，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内容，是宪法所赋予国家的基本义务之一。这是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国家的包袱。这个责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005年7月1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的形势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当前群众对卫生工作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
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二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良资源基本都集中在大型医院；三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太小；四是一些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淡化，出现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五是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医疗机构存在不正之风；六是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仍存在困难。
应当说，他的分析是对的，病因分析的也还准确。
李金华的《审计报告》将中国医改撞出了一个大洞，他为中国医改作了一次大胆的开腹探察，对中国医改的病灶进行了确诊。
中国的医改要动大手术，这一点己没有争论，问题仅仅是这个手术如何做。最大问题是卫生部既怕流血，又怕疼，一心想找到一个既不流血又不疼的手术方案。于是，中国的医改便只好年复一年地纸上谈兵。于是，中国的医改就变成了一个无解之结。
看来，得把尚福林请来主刀。敢在1000点上为中国股市做股权分制这样大手术的人，还有什么手术不敢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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