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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春生
本报记者 文钊 北京报道
经济观察报：广东可算得上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广东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20多年，怎样理解广东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种暂时的困扰还是必然的结果？
周春生：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广东经济的增长路径不仅为广东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表率作用。以广东为代表的珠三角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
所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广东的经济政策和所选择的经济模式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当时我们一缺资金、二缺技术，如果当时不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搞三来一补，很难发挥我们所具有的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也不可能创造后来的增长奇迹。
但是任何一种增长模式都是有阶段的。
广东目前遇到的困难，有些是暂时性的，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消除，但是也有些是必然的。比如说增长模式的问题。广东的增长模式是粗放型的，以投入拉动增长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上确实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来看，它的局限性越来越大。
经济观察报：如果广东现有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广东的出路在哪里？
周春生：简单地说，广东未来怎么发展，关键要看广东地区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能否成功转型。
实际上，我们讨论广东模式的问题，并不是说广东经济现在就一定不能够继续增长了，但是可以肯定，它过去那种粗放式的、靠低成本战略获得增长空间的模式到了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的时候。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GDP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消费这两大块。观察中国这些年的模式，都是投资增速远高于GDP增速，很多地区年平均投资增速在20%甚至30%以上，GDP增速又远高于消费增长速度，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不是稳态经济。在稳态经济下，这三者的增长速度应该是基本相匹配的。如果我们以GDP平均增速9%、投资增速30%来计算，要不了几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会达到100%，这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高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也是不可能永远持续的。
而从增长理论上讲，经济增长有三个来源，资本投资、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在投入不变时，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创新。从长远看，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国的现实看，企业技术含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要求有差距，投入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是比较低的。而技术的空间是无限的。
其实广东的增长模式跟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都是资源消耗型和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它们的出路都一样，就是要向集约型、技术型和高附加值的增长方式转变。应该鼓励企业技术下创新，提升附加值，从而提高盈利能力。
经济观察报：那么长三角呢？很多人觉得现在长三角正表现出更强的增长潜力，是因为其增长模式不同，还是其仍然在资源等方面好于广东的情况？就我们看来，长三角也遇到了土地和资源等问题。
周春生：长三角的增长模式有一些差异，但是基本模式还是一样的，也都是靠资源开发，靠土地和资源的投入来实现高速增长。长三角并没有摆脱高投入的特征，而且它的技术创新也是不足的。我认为，这些应该引起长三角各地政府和企业的重视，提前寻找对策，要充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须重视土地、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制约。因为不管你建立多大的工业园区，能够容纳的企业也总是有限的，资源也总有用尽的一天。
不过，我观察到的一个情况是，在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苏州工业园区的特点是产业集中、门类齐全，他们动用了多种方式来降低成本，再比如上海化工城的规划，把上下游企业安排在一起，上游的废料正好是下游的原材料。
可能从有些地区来看，有一些限制经济发展的瓶颈还没有完全显现，不过这更需要我们未雨绸缪。中国所面临的能源、环保和自主知识产权瓶颈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必须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实际上，今年以来广东等省区的经济增速回落跟这三个方面都有关系。
经济观察报：客观地说，过去十多年中，我们一直在强调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看起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您觉得这种转变阻力或困难主要在哪里?
周春生：我想，这跟地方政府思路转变不到位有关。因为地方官员实行的是任期制度，这样地方政府首脑便全忽视经济长期发展，而更关注立竿见影的做法，头一天还见不到的工厂，只要肯投入就有了，而技术创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如果地方政府不改变急功近利、追求眼前利益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思路，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可能就流入空调子口号，而不是付诸实际。
另外一个方面，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对技术创新的重视不够，特别是没有一个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果那些在技术创新上大量投入的企业不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而那些不投入创新的人也可以轻易地分享技术创新的成果，如果形成了这样一个文化、信用环境和法律制度，很难想象企业会有很强的动力去做高投入创新，企业会觉得我为什么要付出那么高的代价。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不这么做，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又从何说起？
实际上，政府在这方面是可以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的。比如说对掠夺性的资源开发进行限制，对技术创新进行鼓励，比如允许将技术创新的投入作税前列支等。不管怎么说，这一步我们不能不走。
反过来说，如果地方政府思路不转变，不能引导企业很好地转变经营模式，那么广东现在遇到的问题，其他地区迟早也会遇到。
中国需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从而解决增长中遇到的诸如贫富差距等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鼓励走集约化的道路，以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道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尽管漫长，我的希望是，每年都能够看到中国企业在这条路上迈下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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