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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众所关注的中国纺织品贸易遭遇美国和欧盟的特保措施，中国商务部在关键时刻不遗余力，和美国、欧盟以及很多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磋商、谈判，使中国政府“服务型政府”形象深入人心。但应该看到，相比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场报道
开锁也拨110？服务型政府不是“无限”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6月18日，在清雅幽静的卧佛山庄，迎来了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两岸四地“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四地各大学和科研机构近10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前景。
在素以古典四合院式建筑闻名遐迩的卧佛山庄宾馆会议大厅，坐满了来自两岸四地着装讲究、神采飞扬的专家学者。不知是因为让人神清气爽的环境还是所谈论的话题，这些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专家教授此时一个个脸上都挂着温和的笑容。
“我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每年都举办一次这样规模的国际型学术论坛，今年的参会人数比任何一届都要多，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家‘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关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越来越多，报名参会都越来越踊跃。”此次会议的组织人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佟福玲老师对记者说到。
参会的中国行政学会副研究员胡仙芝博士认为，百姓也应该对服务型政府有正确理解。她举例说，朝阳区某社区的张大妈有一天出门忘了带钥匙，她随手就拨打110求救。110火速赶到，攀沿楼层爬到了大妈所住的楼层阳台，进到室内后却发现大妈的儿子在床上呼呼睡大觉。当110民警问大妈为什么不敲门让儿子开门时，大妈说怕把儿子吵醒了。
“政府的服务也是有成本的，政府也是有限政府，不是任何事都要做的。” 来自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赵永茂教授慨言，“建立服务型政府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应该与民间力量相结合。政府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而民间资源更宽广。因此，政府除了行政性服务品质之外，很多服务都可以在民间展开，建立政府与民间合作的网络。”
赵永茂教授介绍，在台湾，政府很多的服务是民间来“认养”的。现在到政府办事，一进门，就有义工端茶倒水。来这里服务的义工很多都是退休人员。当这些民间的服务力量进来之后，感觉和从前大不一样。在大陆，政府的服务也可以让民间参与进来。有人愿意捐钱、有人愿意捐时间、有人愿意捐热心，去参加政府各种协助的服务性工作，同时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相应服务的条件。
“中国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全民都有较高的生活水平，都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硕果。中国现在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已购买力基础的物价换算，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这是令全世界都瞠目结舌的经济奇迹。而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理事会主席刘伯龙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对话
学者再论服务型政府 香港特区服务最好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
嘉宾：
谢庆奎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刘熙瑞
国家行政学院行政管理部副主任、教授
徐湘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张世贤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
曹景钧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调控经济也是政府服务
主持人：近来，国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发改委近段时间的宏观调控例如对水电价格的干预主要是以行政性手段为主，这种调控应制止。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以行政性手段为主对经济的干预也是政府的服务吗？
谢庆奎：我认为发改委对经济的干预本身也是一种服务。政府不是无限政府，不是对什么都提供服务，应该划清边界，主要是对公共产品提供服务。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政策法规等，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发改委的宏观调控不是为了本部门，也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全社会提供一种政策和框架，因此发改委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服务。
刘熙瑞：当然是服务。从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讲话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以来，我们政府的各项改革一直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而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则包含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四个大的方面。凡是政府为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调节活动，包括用行政性手段进行的调节活动，都是服务行为。
徐湘林：这要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什么性质的，其目的为何。无论哪一个国家和哪一种经济体制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政府干预。只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在于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我们常说的提供公共物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外溢性问题以及市场垄断问题等。在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时期，政府还需要通过相应的手段来培育市场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制度供给。只要政府的干预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使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地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就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服务方式。但这只是服务型政府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曹景钧：这个问题不应该绝对地看，这不是一个黑与白、是和非之间的对比。每一个国家政府，在不同时期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要看内部跟外部具体的表现来决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发改委的宏观调控问题也是一样。
服务型政府的成本与服务分类
主持人：政府的服务是有成本的，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也应该是有限政府。那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服务型政府的范围应该怎样界定？
谢庆奎：服务型政府有三个边界：一是政府的服务有限，二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有限，三是政府的服务成本有限。政府提供服务肯定是要花成本的，因此，政府提供的服务要在我们现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经济的发展水平能够提供和保障财政支出。如果现在要马上实现社会每个人的社会保障，政府显然做不到，这个成本实在太大。比方说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政府做得很不够。因为义务教育应该是政府拿钱，但是中央政府还花不起这个钱，还不能全部包下来，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提供支援和帮助。而目前有些地方政府提供不了，就出现九年义务教育在有些地方不能完全落到实处。
刘熙瑞：政府的服务可从以下两方面归纳：一是增益性的服务。指政府的行为能直接或间接为提高公民生活品质带来利益，增加公民的幸福程度，我们可称之为积极性服务；二是政府的行为能保护公民利益免受损失，不至于因外界侵扰而降低生活品质，或自己去降低生活品质(如吸毒等)，称为维持性服务。中央提出的政府四大职能中，“公共服务”行为、经济调节行为，大部分属于前者；市场监管行为、社会管理行为，大部分属于后者。这样理解有助于我们明确，对一切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进行管理，这是服务型政府所要求的。该管的必须管好，这同样是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型政府决不是软政府。
徐湘林：任何机构提供任何服务都需要成本，政府也不例外。而且政府机构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当社会对其控制和监督不足的情况下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将过多的服务事项交给政府会提高服务的额外成本。政府提供的服务应该是市场无法解决的和市场失灵的部分。应该考虑到政府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问题，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可以考虑发挥民间社团和第三部门的积极作用。例如在社会服务、慈善事业、扶贫和教育、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应该将相关职能转让给相关的社会团体，政府给他们政策上的扶助和规范，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一定资源的支持，让其发挥作用。在经济领域，也可以让一些行业协会发挥作用，以调解行业内部关系，增强行业自律。除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非政府组织在互助、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方面的作用之外，政府也应该在自己的领域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张世贤：政府应该做回应型政府。回应型政府是指政府不是主动地为你服务，而是你有需要的时候政府才来服务，你需要什么，政府就服务什么。这样，政府做起来轻松愉快，老百姓也会感激政府；反过来，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务不是老百姓需要的，政府很辛苦，老百姓也不满意。当民间力量不够需要政府介入时，有限政府的理念就表现出来了。
曹景钧：尽管政府提供服务需要成本，但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政府的存在跟企业是不一样的，企业可以单纯地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但政府考虑的是公众和公益，而且涉及到社会不同阶层的一些利益，所以，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就要根据市场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最基本的医疗等。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政府要提供一些最低的社会保障。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很重要的公共产品，比如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方面，不要太考虑成本。
旧观念阻碍服务型政府建立
主持人：尽管从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概念以来，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您认为目前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障碍是什么？ 该如何突破？
谢庆奎：首先是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和障碍。当今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政府改革和经济发展，仍持一种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其次，国内目前存在的地方主义色彩比较重。比如义务教育，现在采取的是中央和地方分摊的办法，而某些地方政府并不把义务教育摆在优先的位置，不列出财政预算；第三，东西南北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一种障碍，容易引起一些矛盾和冲突；第四，某些政府官员“官本位”意识和官僚主义作风，对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一种障碍。
针对存在的问题，政府首先要加大投入，包括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投入；还要花大力气实行倾斜政策，使政策多向西部和中部倾斜，逐步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另外，要放缓城市建设，加快发展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制定一些社会保障政策，逐步把广大农民纳入社保的范围。相应地，城市发展可以放缓一些，把用于大城市建设的资金投放到农村建设中。除此以外，政府还要提供各方面的政策法规，对服务型政府进行规范。
刘熙瑞：一是来自公务员本身的阻力。它可能是观念上的，对服务行为的认识不到位；也可能是利益上的，因为怕利益被剥夺；二是旧的行政体制的阻碍。过去政府体制是居高临下地管理，总是命令指挥，并已形成了一套烦琐的管理模式，现在一下很难改变过来；公务员个人所习惯的一套旧的方式方法也还有很大的惯性，对如何从服务出发来调整方法还缺乏清醒认识。三是从社会来看，公民的素质也有需要逐步提高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阻力，并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长期性。
如何突破？首先是观念的培育问题。通过各种活动，逐步培育公务员的服务理念，服务意识。其次是制度建设。要建立各种为社会、为公民服务的新制度，并以此约束公务员行为，使之逐步习惯。再次是逐步改变公务员的工作行为和工作方法。传统的行为和方法是以管制、以居高临下的命令为特征的，要逐渐发展和培育新的以服务为内容，以方便群众为特征，以听取、回应、协商、说服为主要形式的新的方法，以充实、改变乃至代替原来的老方法。最后，还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
徐湘林：其一，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服务型意识还不高，管制意识较强。这与我国政府传统的集权主义结构和管制型行政建构有关。其二，在管制性行政建构的体制下，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不受或很少受到立法机构和社会的制约，很容易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行政机构的寻租现象。其三，我国法治体制还不健全，社会利益表达的渠道还不完善。因此，对各级政府机构还缺乏完善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也影响到了政府依法行政程度对社会回应性的效果。其四，政府执行体制仍然残留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动员型工作方式和方法，例如，习惯于运用下达任务指标的方法和手段推行各种方针政策的落实；过于强调粗放式的行政执行方式，忽视行政执行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等。因此，只有从政府的观念、行政体制和工作方法等层面上深化改革，才能有效建设名副其实的服务型政府。
张世贤：要建立服务型政府，首先是民众的配合。如果有一些公民随地吐痰，随地丢纸屑，政府改善公共卫生就很困难。其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障碍在于服务者—政府本身。政府要有雅量接受正确的批评和监督，不要怕批评。政府要愿意听“忠言逆耳”的话，不能只听歌功颂德的话，否则也会迷失自己。 第三，政府要增加自身服务的能力。政府要精兵减政，老百姓能做的事情，就放手给老百姓做；老百姓不能做的事情，政府来做。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做好该做的事情，做出服务的品质来。 第四，政府要利用科技的手段，增加政府的服务能力。政府能尽量不用公权力的，就不要用公权力，要用市场机制的办法，以及大力推广电子政务。
香港特区政府服务居四地之首
主持人：如果把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四地建设服务型政府做一个评价，哪个地方政府的服务程度比较高？
谢庆奎：如果把这四个地方的政府服务程度相比较，香港第一，台湾第二，澳门第三，内地第四。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车辆也很多，但是交通却管理得井井有条，其他的公共场合管理也相当好。相比之下，台湾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得也不错，办一些事情很方便。比如，如果按照规定准备好了三、四份文件，五分钟就办好了；不足之处是受政治的干扰太大，另外一些台湾山区的老百姓生活和城区差距也比较大。在澳门，道路以及公共场所建设得也还可以，只是澳门低收入的阶层多一些，有不少人为买菜过海关到珠海去买，但澳门比大陆做得又要好一些。
曹景钧：我个人认为香港政府的服务程度在四地中是第一位的。尽管台湾的民主化走得很快，但香港的法制很好，而且很多方面都很开放。台湾应该排第二位，澳门排第三，内地排第四。这只是一个总体的排法。如果细分，还要看哪一个方面，比如医疗方面，香港是第一，其次是澳门和台湾，最后是国内。就目前来看，国内有一些地方还存在一些“官本位”思想，官主宰民，甚至在有些地方，官跟民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在香港，如果有一些报纸批评政府的某个部门，他们就会很紧张，要尽快处理一些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政府对市民的反应很快。否则，官员头上的“乌纱”就有可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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