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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海东
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目光应该盯住卫生医疗体制。
正如24家协会在上书意见中所认为的，财政补贴不到位、医疗机构以药补医的现实形成以高折扣、高回扣为主的药品推销机制和高价药好卖的机制。药品凭医生处方使用，医疗
机构对用药处于垄断地位，通过开大处方、用高价药、增加诊断检查费用等手段获取最大收益的形式。这些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认为，目前应该局部性地把医和药捆起来实行单病种付费，即把所有项目打包，避免过多的服务、过多的检查与过量的用药，再多用药就得算是医院的成本，然后根据病种确定合理的平均单价，再按照现在规定的规范性项目把现有的项目单价组合起来，确定平均数，不同医院可以再乘上不同系数。
“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将收入项目转变为一个单元里面的成本，这样医院就会努力降低成本，就会去选择价格合理、疗效好的药品，消除卖贵药的内在机制。”
蔡仁华说，国际上也在探讨这个办法，卫生部有专家在前几年已经提出有30个病种可以先实行，如果这30个病种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处理，“那么三分之二的大局就稳住了”。
西南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副总经理张仕元认为，在医药的价值链里面，真正的消费主体是缺位的，“这才是药价真正理不顺的核心”。
他认为，医生并不是消费主体，但是真正的消费者又必须通过医生才能享受到药品，因此医生是消费者的代言人。但是一旦医生的价值观偏离，就会产生畸形，导致药品虚高，失去消费者信任，这就是消费者代言人——医生核心价值观的崩溃。
在张仕元看来，国家加大社会保险人群、开展农村医疗互助与商业保险都是在培育真正的消费主体。
张仕元认为，医院是社会事业单位，都挂着社保定点的牌子，社保支出可以直接从企业那里购进药品，药品出厂价是多少，消费者的最终价格就是多少，完全可以实现价格公示，这样就能够形成合理的价格参照体系，这个参照体系由社保基金来定，不是通过其他代理机构来定，这样医院就不会存在黑心加价，中间环节就基本消失。
张仕元认为还可以由社保基金根据处方单对医生进行补贴。全国所有的社保医院都实行这样的联网体系管控，每年进行两次或一次招标采购，由社保统一招标，然后覆盖所有的社保医院，实行价格公示。
“消费主体到位形成的价格就是出厂的参照价，根本不需要发改委，而且这种办法也可以消除超国民待遇，谁的便宜、质量好就用谁的，这才是真正的消费者采购，这样就能以很少钱的办很大的事情。”张仕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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