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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玉光 曹莉 北京 武汉报道
中央提出“中部崛起”至今，中部六省有关部门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规划和政策思路，这在全国来说也是少见的。如何打破这种省份与省份间“离心”不“向心”，欲东西“连横”而非与南北“合纵”，雷同多于分工，冲突多于合作的局面？武汉作为中部重镇，能否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从而撬动整个华中地区，推动中部崛起的进程，成为本期武汉专题
中学者们的命题。
鲁志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教授，城市经济与管理研究室主任
刘 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郭和平：中南建筑设计院专家
李百浩：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院长
中心城市的要素
《中国房地产报》：成为经济中心城市，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鲁志强：要成为经济中心城市，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是要有必须的规模，包括城市规模、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第二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区位优势，这是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是形成经济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第三是卓越服务功能，没有现代服务功能的城市，是不能成为经济中心的。为什么那么多外商选择上海投资？就是因为上海有比较完备的金融、法律、交通、教育等现代服务功能，生活方便、安全，风险小，社会稳定，周边有便利的配套条件，有相对好的市场氛围和环境。第四是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好的法律环境、诚信制度和公平的市场经营环境，有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等。
这些硬的、软的因素，系统的、综合的因素，公开的、隐蔽的因素，决定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兴衰成败。
叶裕民:一个城市要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必须同时兼具聚集功能和扩散功能。聚集功能指城市要具有凝聚区域内的最先进的生产要素的能力，也就是发挥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扩散功能是指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把一些相对低层次的产业对外扩散，包括人才扩散、投资扩散、资金扩散、信息扩散、技术扩散等，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具备了这两点，那么它就算是一个龙头城市。
如果一个区域里有一个城市，它自身的经济特别发达，但它与其腹地的其他城市没什么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密切，没有带动作用，它自身发达，其他地区依然贫困，产业层次低的城市依旧低，那么这样的城市至少在功能上，暂时还不具备龙头城市的功能。
武汉能否成为支点
《中国房地产报》：中部崛起是否需要中心城市？
鲁志强：理论上讲，一个经济区域的崛起过程，必定是经济中心及以其为核心的城市群的形成和壮大，并进而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过程。市场经济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共生的，或者说是互为因果的。城市化(包括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的内在动力是交易成本的下降，即整个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说，中部地区崛起没有经济中心城市，是不可设想的。
把中部看作一个经济区域，中部的几个大城市也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条件。中部的几个大都市对行政区划内区域辐射作用较大，但影响很难跨越省界，有的连省内影响力都不足。因此，从目前的形势看，可能是中部首先形成几个城市群，形成增长制高点，进而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中部发展的几个“小高原”，然后进一步连片成为发展“高地”、“高原”。那时有可能形成一个或几个影响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
叶裕民：一个区域要不要树立龙头城市，关键要看这个区域有没有具备成为“龙头”资格的城市。区域中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空间分布规律，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内都会有一个龙头城市或者说是中心城市，这样的中心城市，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水平都应该是该全地区最高的。
《中国房地产报》：武汉能否成为中部崛起的中心城市？
鲁志强：至少从目前看，理由还不够充足。但可以有把握地说：中部崛起，武汉必须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状的武汉适应不了中部崛起的要求。实际上，中部的几个省差别很大，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不是很密切。此外，从目前六个省的发展动向看，可以说，“离心”倾向表现得比“向心”倾向更明显，东西“连横”的倾向比南北“合纵”的倾向更明显。这也是中央提出“中部崛起”至今，有关部门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规划和政策思路的重要原因。中部各大城市作为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没有得到中部其他地区的一致认同，这是其他区域很少出现的现象。
叶裕民：从当前来看，中部六省雷同多于分工，冲突多于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武汉暂时还没有具备成为一个中心城市的功能。从发展水平来看，武汉无疑是中部最发达的城市，但从其带动功能看，武汉还不具备带动中部各省的功能。对安徽、山西、河南等省的带动作用还不明显。
李百浩：我们看湖北“1+8”城市圈与武汉的“九头鸟”地位是相吻合的，但我们说“九头鸟”不能只有头，没有脑啊。这个城市圈仅仅从经济上考虑，是不全面的，还应从未来资源的发展考虑。“1+8”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所以“1+8”可能不是持久的。它一般还应该是文化圈，还是个资源圈、潜力圈。仅仅限于眼前经济的发展可能对未来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国外现在可持续发展，追求经济发展、文化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我们社会在前面50年的发展过程中，丢掉了文化，丢掉了资源，如今是个经济、文化、资源同步并进的时代。所以，我们需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环境的保护全面发展。
我们投资新房子带来的经济效益是立刻能看到的，往往其他的东西就会被放弃了。我们讲经济圈其实是很片面的，背后隐藏的其他因素要考虑到。投资上来看，还应该看环境问题、基础设施问题。武汉的文化旅游和经济联系起来的话又是一个经济增长点，我们可以挖掘武汉文化的特点，武汉是“红色文化”，其实文化是经济，资源也是经济，环境也是经济。我们说经济的外延要扩大，既要考虑目前利益，也要考虑长远利益，要可持续发展。
刘勇：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周边8个城市的武汉城市圈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应该说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将进一步有力地促进武汉市(及武汉城市群)的发展，使其具备的全国居中的区位和经济影响力的综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真正起到带动中部，并与沿海三大都市圈一道带动全国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应有作用。
武汉的经济实力确实还没有强到成为龙头，但武汉在中部的中心，交通最方便，经济实力相对于其他省会城市(包括郑州)也最强，武汉城市圈最具潜力成为中国的第四增长极。
武汉缺少了什么
《中国房地产报》：在向中心城市方向发展过程中，武汉缺少什么，下一步将如何发展？
郭和平：武汉改革开放的起步比较晚，一步晚步步晚，处于被动的竞争地位。而城市的竞争应该是魅力的竞争、最优秀人才的竞争，最好的城市是最优秀人才的聚集地。因此需要对城市本身的环境进行提升，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
第一，要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后发优势，沿海的发展是学西方，学香港，整个西方的建设也不是十全十美，也有大量的遗憾。我们的城市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建设，对于外来的东西，新兴的东西批判的接受。
第二，研究武汉的特色，就是研究武汉的资源问题，研究以后找出武汉怎么搞，如何定位。对内的探讨，对外的学习，才能把武汉的发展搞清楚。武汉市必须要有忍痛割爱的精神，有一些不是很好的项目，宁可一些钱我就不赚，有一些项目本来还可以，但一点小好处对以后的发展是个障碍，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还是要从现实里跳出来一点。应该从自身的规划水平来做起，光靠中央优惠政策是不够的。
李百浩：第一、武汉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应该从全国的高度来看这个城市的发展。比如说长江大桥的建设，不但是武汉市的大桥，还是全国的大桥。全国南北因此得以贯通，还比如京汉铁路，这样的规划应该是有一系列的考虑。武汉的轻轨建设，实际上只是从武汉市内来考虑，而没有站在全国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武汉应该首先建长江水道，才能贯通南北。确实一个地方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有关系，一定要从全国角度来考虑武汉市的规划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要考虑到我们的资源保护问题，尤其是对中部尚未发展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资源保护，这些还没有上升到重要位置。武汉市这样大城市有只是意识到了资源保护，但是官员和老百姓的观念还有待提高，作为立法是缺乏的。
叶裕民：如果武汉能处理好区域竞争与产业合作的关系，比如说武汉未来和中部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起到一个很好的产业合作的作用，通过这样一个关联作用，武汉会成为龙头。
刘勇：武汉要想成为中部龙头，首先，应该继续完善武汉市(及武汉城市群)的功能，强化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城市发展要突出 “大和综合性优势明显”这两大气概。从城市建设的目标上，要具有突出的超前意识。城市建设规划树立建设城市人口过千万、建成区面积达800平方公里的世界级超大规模城市的雄心，并按这样的目标规划和建设城市，为武汉城市群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长江中游地区快速进入城镇化的成熟地区(城镇化率达70%以上)创造条件。
其次，不断提升武汉市(及武汉城市群)经济地位的同时，还要使武汉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的辐射中心和把“一江两湖”地区建设农业生产基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要突出金融、信息、贸易、旅游、以及教育文化产业的发展。
另外，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武汉具备必要的区位优势(也可争取成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备用机场)。要进一步加强建立国际都市的中央商务区，以吸引更多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和集团来武汉设立分部、总部或办事机构。培养市民的国际交汇意识，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还要积极参加和争取主办有代表性的国际文化和商务活动，如国际性的汽车展，开放式的、自由式的长江国际横渡旅游节等，以体现国际都市的功能。
城市的发展一定要考虑建筑的问题，应该深入研究未来一百年的发展，眼光要长远。武汉要成为中部中心，除考虑建筑问题外，还更应注重城市发展中的资源、文化等的保护及对潜力的挖掘，不能用土地换经济，只看眼前利益。在经济时代，需要我们很好的一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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