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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过长达10个小时的艰苦谈判之后，6月10日23时59分，在欧盟对华纺织品贸易15天“特保预备期”到来前的最后一分钟，中国与欧盟在上海就双方的纺织品贸易达成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极有可能发生的纺织品贸易战。根据协议，中国将在2007年底之前，保证出口到欧洲的纺织品增长平稳过渡；欧盟承诺到2008年不再限制中国纺织品，而
在2007年底之前，只对10类中国纺织品设置增长率限制。
虽然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和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不约而同地高度赞誉了这个协议，但应该看到的是，就中国方面而言，这个折中与妥协的方案与WTO关于从今年起彻底取消配额，从而实现全球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的承诺是有较大差距的。
世界上两个最发达经济体在2005年春夏之际针对纺织品贸易和人民币汇率同时向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挥舞起露骨的保护主义大棒，让国人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加入WTO并不能如一些人事前乐观预料的那样一劳永逸地撤除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贸易壁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入世”之后的4年中，美国平均每45天就发起一项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共和党布什政府一共21次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几乎相当于此前8年民主党克林顿政府对华反倾销的总和。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
我曾在一篇评论中指出过，完全的市场自由化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理想境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理想境界是不存在的，因为民族国家内部的现实政治总是有力地制约着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在目前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国际贸易只能是各种综合力量博弈的结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今后，类似的贸易争端将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注1)。
应该看到，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是WTO框架之下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一次重大倒退。原本看起来晴朗无边的全球化的天空中第一次阴霾密布。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原来一贯拥护全球化的那部分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和追问全球化本身，尽管在此之前“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直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积极批判的对象，不过这种批判更多地只是抒发田园式的人文情怀或停留在象牙塔内的学理层面，总是难以摆脱隔靴搔痒的尴尬。
二
以贸易、投资和劳动力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及文化全球化，曾经被认为是同“现代化”概念相同的人类普适价值，具有某种不容辩驳的自然正当性和合法性。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中坚和主体，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跨国机构是为全球化“保驾护航”的主要政治力量，而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代表的各类学术性讲台则是全球化的“布道坛”。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会议”就是其中之一。
但今年5月底、6月初举办的“蒙特利尔会议”上却飘进了几缕“不和谐”变奏。加拿大学者约翰·索尔认为，全球化是为了给那些西方工业国带来利益而设计的。而现在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好处，西方国家就想改变游戏规则。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发挥作用的贸易自由化体系，任务就是要惠及那些大的跨国公司，让它们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占据国际市场。他还批评说，当全球化对美国有利的时候，就被说成是“必不可少的”、“不可避免的”，所有国家都要与全球化相适应；而当美国的市场到处都是质优价廉的外国商品时，全球化又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注2)。
的确，历史的进程充满吊诡：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通过加入WTO的方式融入世界市场，这无疑是全球化的最大“胜利”。然而，正是这个“胜利成果”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以至于损害到全球化本身。
德国《商报》6月1日发表题为《双重标准》的评论文章，批评美欧在纺织品贸易方面采用的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文章说欧洲人和美国人现在挥舞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每当关系到市场开放时，他们总是站在最前沿。应当跟其他国家特别强调这一点，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在保护本国市场方面并非不在行。然而，无可辩驳的一点是：欧盟和美国错过了及时进行结构调整的机遇。现在，限制已经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必须对市场进行整顿，而政治家和管理人员没有完成好这项任务(注3)。
英国《金融时报》在6月6日发表题为《抨击中国是非常不正当的行为》的署名评论文章，指出“抨击中国是一种令人忧心的迹象，表明了全球化与政治现实是多么格格不入。”文章还认为，美国与亚洲新兴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相当高，然而，这是基于利益的偶尔巧合，而不是显见的共同利益(注4)。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5月3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全球化游戏》署名评论文章则更加直接，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警告说“全球化已危在旦夕”。他的理由是，许多国家眼里的全球化同美国眼里的全球化是不同的两场游戏，“美式全球化”在如今已经演变成一种金字塔型的金融骗局：为了维持全球经济增长，美国必须更多地消费；而要支撑这种消费，就必须向外国借更多钱。另一方面，外国中央银行则购买更多美国国债，以便其生产商能够向美国出口更多产品。文章指出，美国的借贷已经吸收了全世界存款的80%，一旦达到100%，全球经济将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避免危机发生的唯一办法是坚持所有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来玩“全球化游戏”。中国需要调整汇率，但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和贸易的现行权力结构需要有彻底的变革，否则，“我们所了解的全球化将危在旦夕”(注5)。
三
上述这些评论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用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而已。我非常想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看法其实同毫无保留地拥抱全球化一样，也是相当片面和肤浅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
虽然“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之类的说法可能会让不少国人在内心深处充满屈辱和挫折的情感，但总的来说，我们在目前正运转着的“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受到的损害。随着中国融入所谓“世界体系”的程度日益加深，我们在现实经济利益方面得到的好处可能会越来越少，但在制度变迁方面的获益将逐渐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
换一个角度看，即便当前的“全球化”打上了再多美国式“剥削”烙印，有再多不合理的地方，发展中国家受制于现有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也仍然是无力挑战这一秩序的。更决定性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也不容许它们的企业和民众对全球化秩序说三道四。相反，最有可能对目前的全球化秩序发起致命挑战的力量，恰恰来自发达国家。
5月29日和6月1日，法国和荷兰民众通过全民公决在3天内两度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引发了一场余波至今未了的“欧盟政治危机”。
《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和荷兰遭到否决之后不到一个星期，英国政府宣布将“冻结”明年初在英国举行的公决；6月1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通过法国电视媒体建议欧盟成员国暂停对“条约”的批准程序，以避免更多的成员国否决该条约；6月15日，葡萄牙政府决定暂缓批准《欧盟宪法条约》的进程，并表示可能推迟原定于10月份举行的全民公决。同日，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宣布，将暂不签署已由议会在上月批准的《欧盟宪法条约》，以等待德国宪法法院对该条约是否符合德国宪法作出裁决；根据德国《明镜》周刊本月12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对《欧盟宪法条约》进行全民公决，将会有43%的人反对，支持者仅为40%。
昨天，芬兰政府也宣布推迟批准《欧盟宪法条例》。民意调查还显示，波兰民众对欧盟宪法的支持率出现下降态势，目前支持者的人数仅比反对者高出5个百分点。在捷克，对欧盟宪法的态度甚至出现了逆转，反对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支持人数。此外，葡萄牙、丹麦、爱尔兰等国民众对欧盟宪法的支持率也出现下降趋势。
为避免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6月16日，参加欧盟峰会的25国领导人决定延长《欧盟宪法条约》的最后批准期，而且欧盟各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批准欧宪条约。按照原计划，欧盟各国应该在2006年11月之前完成“条约”的批准程序。欧盟领导人承认，从目前情况看，原定的批准期限“不再可能实现”。
如果说《欧盟宪法》的命途多舛还只是拖了一下向来顺风顺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后腿的话，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经济状况长期不如人意，欧元区国家内部近来针对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体系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意大利社会保障部部长罗伯特·马罗尼就公开宣称，意大利应该退出欧元区，重新使用里拉。
四
《欧盟宪法》被否决和单一货币体系受质疑是全球化遭遇的又一个重大挫折，不过，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事件，我们很难套用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加以解释，否则难免会有削足适履之虞。
全球化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经历了战后半个世纪的“黄金期”，进入21世纪之后，以往所向披靡的新自由主义突然间在各条战线上遭到猛烈攻击，它所面临的危机甚至比“冷战”时期尤甚。即使在它的“大本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阵地也不断萎缩。眼下，坚持新自由主义价值的中坚分子只剩下少数中上收入的精英阶层和“象牙塔”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相反，各种保守主义思潮在普罗大众中不断攻城略地。正如一些媒体评论指出的，欧盟民众在政治上支持欧洲一体化，在经济上却反对“新自由主义”。法国左派和右派都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意识形态界限已经消失，反对者担心出现一个更加“盎格鲁-撒克逊化”的欧盟以及一个极端新自由主义的欧洲。金融全球化的冲击使选民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注6)。
已知的对全球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经济上，全球化被指责为会进一步加剧国家与国家、阶层与阶层之间已有的贫富差距；在政治和文化上，全球化被怀疑为将弱化民族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导致国家主权的丧失和地方文化的消亡。对于多元主义者来说，后者是不可容忍的。但是，迄今为止如果说确有事实能够证明全球化的上述弊端的话，拥护全球化的人士也一定能够找到足够的相反例子证明全球化恰恰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发掘多元政治和文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上，有两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第一，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在全球化问题上形成了明显的断裂。在这次引人注目的《欧盟宪法条约》全民公决中，正像很多人都观察到的那样，在巴黎、里昂、马塞这些大城市，富人投赞成票，穷人投反对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卡斯皮解释说，“社会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差异非常深刻”(注7)。欧洲政治家和舆论经过“反思”之后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正是因为欧洲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们忽略了民众的意志，使得广大普通人缺乏对欧盟的认同感，从而直接导致了欧盟现在面临的种种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坦言：“周一到周六民众都在批评我们，能指望他们周日投票时支持我们吗？”(注8)
塞缪尔·亨廷顿在分析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时曾指出，“美国的商界、学术界、各种专业界和政界以及传媒和非赢利组织的精英人士广泛参与国际活动，其国民身份的重要性降低，因而日益将自己视为跨国人士，从跨国和全球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利益和事业。”(注9)他用批评的口气说，这些精英人士“正在无国籍化，将跨国身份和世界主义特性置于国民身份/国家特性之上。但就美国公众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这样，一头是多数美国人依然重视国民身份/国家特性，另一头是越来越多的操纵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人在谋求跨国身份/特性，两头之间出现了差距。”(注10)其实，针对全球化的这种精英支持而“草根”反对或漠不关心的现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也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众没有足够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已。
第二，最近的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事态表明，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在政治和文化上认同并推行全球化，而在经济上特别是贸易方面以保守姿态拒斥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则正相反，它们大多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全球化充满疑虑和担心，而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在经济上则热心地参与全球化。
五
虽然“全球化”作为一个专有概念可能是晚近才出现的，但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变动实际上早就开始了。有学者作过研究，早在100年以前，也就是20世纪初，全球的经济文化就曾经达到很高的一体化程度，其中反映“全球化”的某些指标甚至比现在更高。当然，那个时代的“全球化”是在大英帝国无情的武力扩张下实现的，最终被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所打断。过往的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包括全球化在内的任何一种世界秩序都不是靠强权可以推动的。
其实，与其含有主观判断地把全球化说成是人类的普适价值和人类幸福的必由之路，或者批判它为世界不公之源，倒不如客观地承认它是人类社会发展难以回避的一个趋势。在这样一个大趋势面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应该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拥护还是反对全球化上面，而应当更加务实地考虑如何适应这一趋势，并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地影响未来全球化的规则，做到趋利避害。熟悉西方哲学的人应该懂得，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大同”正是这样形成的。
注释
①见《贸易保护与汇率施压背后的政治动因》，东方早报2005年6月3日A2版。
②见《经济全球化遭遇严酷政治现实》，2005年6月8日《参考消息》第4版。
③见《美欧贸易保护主义蓄势待发》，2005年6月3日《参考消息》第4版。
④见《经济全球化遭遇严酷政治现实》，2005年6月8日《参考消息》第4版。
⑤见《全球化演变成金融困局》，2005年6月7日《参考消息》第4版。
⑥见《法国否定经济新自由主义》，《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6月10日第3版。
⑦见《法国否定经济新自由主义》，《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6月10日第3版。
⑧见《欧洲人反思欧盟“三病”》，《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6月18日第3版。
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13页，[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⑩《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7页，[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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