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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主笔 魏海田
目前国家宏观调控连续推出了多项政策，为了调整和控制房地产市场不断暴涨的价格。这一系列政策都是针对商品房市场下的猛药，这样人们的注意力自然会转向，开始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多了一点关注。不过廉租屋的情况可能还不同于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毕竟经过多年的建设，市场相对成熟，并且一再成为市场热点，而廉租屋虽然也经过政府的
多年提倡，市场却迟迟不见起色，那么廉租屋究竟卡在哪里呢？
国内最早的廉租屋，出现在深圳。因为深圳紧邻香港，而香港的廉租屋一直是香港底层百姓和弱势群体的避风港。当深圳引进这个做法的时候，连它的名字也没有改动。但是深圳最初的廉租屋，并不是像现在那样提供给目前的城市低保家庭的，而是直接租给一些公司，由他们交给自己的员工使用，其中主要是在深圳的外来打工人员。在1993年至1995年前后，深圳连续建立了几个为低收入者和打工族提供的廉价居住小区，为深圳市那些需要解决居住问题而又收入不多的打工者解决了大难题。这一点与目前打算提供给城市里的低保家庭的廉租屋，在使用人群上有很大的区别。与其他城市不同，深圳为其低收入或今天的低保家庭住房也已经预做了安排，就是在经济适用房(深圳叫做安居房和微利房)中间提供一部分房源，租给那些买不起房子或者目前不愿意买房子的深圳人。
原来为打工者提供临时居住的目的被放弃后，深圳的廉租屋功能与全国统一了，但是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廉租屋建设捉襟见肘的窘境大相径庭，它自始至终都有源源不断的廉租屋房源，提供给深圳的低保家庭。这个奥妙在哪里呢？
每当有人批评廉租屋的进展太慢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没有钱。我们承认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钱的，没钱确实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但是制度上的成功设计，也可以省却很多成本，可以使没有钱办的事情，变成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就可以办，成功的设计还可以举一而返三，可以创造出机会和金钱。
从一位深圳官员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做法。深圳主要是“政府提供廉租屋。所谓政府提供，不是说政府划块地建廉租屋小区，而是市、区住宅(建设)部门，根据特困户的分布情况，在所建的安居房中，从不同的小区划出一定数量的小户型住房，作为廉租屋出租给特困户家庭。而这些作为廉租屋的安居房，应在建设安居房小区时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深圳之所以能够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源源不断的“廉租屋”，这位官员交待的原因很简单。实际上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他没有说。就是深圳的经济适用房(或叫安居房、微利房)的开发模式，与全国各地的不同。这个不同的开发模式，保证了深圳市的廉租屋房源。深圳市一直把经济适用的开发建设，抓在政府手中；深圳市住宅局作为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机构，一直没有把开发权“市场化”，一直没有把经济适用房交给企业去开发。
深圳市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它认为经济适用房(或叫安居房、微利房)的开发土地是由政府划拨的，享有很大的福利色彩，交给企业开发，就等于让一个企业独享了这块利润。这是公共利益，不能由一个企业或者机构独享，必须保证经济适用房的公共利益不被企业和个人占用，这仅仅是从公平的角度考虑的。
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经济适用房开发模式，使深圳市政府承担起为居民供应住宅的责任。而在涉及到为低保家庭提供廉租屋的问题上，更是题中应有之意。由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深圳就完全可以游刃有余地安排低保家庭的住房问题。它能够根据掌握的低保家庭的情况，把廉租屋加以统筹考虑，在每一个经济适用房的小区里安排一部分低保家庭。这样一来，另外一个大家担心的“低收入人群聚居的贫民区”也就不会出现了。
由于其他城市的安居工程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政府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开发权，把这个重要的权力交给了个别企业，开发权不在政府手中，这样一来，政府应当承担的为居民提供廉价住宅的责任都无从做起，廉租屋就成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弃儿。在这些城市里，寻找廉租屋就成了一个困难。
连那些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都不愿意承担廉租屋的责任，有些地区的政府希望把空置的商品房转化为廉租屋，商品房的开发商当然更不愿意。所以这些城市“三条腿走路搞廉租屋”的想法，总是像一个美丽的梦。成片建设廉租屋，尽管讨论多次，但是建设资金难以为继，又可能形成政府非常不愿意见到的贫民区。
在廉租屋问题上一些政府的功能缺位，导致了今天廉租屋的窘境。不过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办法之一就是各城市把未来的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权收回来，集中到政府手里，那就既能避免公共权力的流失，政府又能够把自己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持续不断地为当地百姓干一点实事，解决廉租屋的困境也就应该顺利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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