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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圣明
习习拂面的江风之中，隐隐飘过阵阵战马的嘶鸣，幽远而又空灵。
春天的黄昏，汉口江滩公园人流如织。站在江边的岩石上，后现代的疏离感依然强烈，那些早已远去的陈年旧事，恍惚中又一一踏节而来。
公元前547年，楚国公子归生访晋归国，不禁感慨万千：“晋国的大夫几乎个个都是做卿的人才啊！他们原本就像桤木、梓木和皮革等楚国特产一样，结果却在晋国派上了大用场。”那一场场惨烈的战争场面，再一次如此逼真地浮现他的脑海中：绕角战役，晋军失利，正准备逃跑，一个叫析公的人却向晋君建议说：“楚军轻佻，当于夜间袭击。”晋君依计而行，大获全胜。此析公本楚国大夫，于公元前585年子仪之乱时逃到晋国，被委以重用。
彭城战役，晋军于靡角之谷遇楚军，正要撤退，雍子却向晋军发布命令：“喂饱战马，烧毁帐篷，明日与楚军决一死战！”又大败楚军。此雍子亦楚国大夫，由于遭到父兄诬陷，楚王和左右大臣无人为他主持公道，只好逃奔晋国。晋国给了他封地，礼遇有加。
此外，楚国宗族大夫子灵和贲皇等人，均为母国不容，不得已逃亡晋国，反成楚之心腹大患。
这就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楚虽有才，晋实用之”(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其实，得楚才而成大业者又岂止一个晋国？伍子胥有治世之才，楚王却信不过，还杀之满门；前者逃亡吴国，很快回师报仇，直捣楚国都城，对已然仙去的楚君实行了“掘墓鞭尸”。范蠡有济世之才，楚王却留不住；小邦越国奉为上宾，坐成霸业。李斯有经天之才，楚王却用不上；秦王嬴政慧眼识珠，委以丞相大任，终致扫荡群雄，一统九州。可以说，一部楚国兴亡史，其实就是一部人才流失史。
更有甚者，在古楚国，一些忍辱负重“留”了下来的忠贞之士，亦不得善终：屈原投江自杀，吴起遭乱箭车裂……。
对“才”礼遇，而非苛刻，方是成就霸业之兆。即使坐拥九省通衢的天元正位，占尽了“有才”的天时地利，却不能营造良好的“用才”氛围，甚至纵容小人妒贤嫉能，哪有不坏事的道理？由是，一直强大的楚国后来反而为秦国所灭，亦为情理之中。强人张之洞督鄂18载，大武汉空前兴盛，则是正面佐证。
时易世移。
今日的江滩公园，连风筝都显得那么现代：间或响起的手机铃声中，即使在大洋彼岸，也可以看到她在空中携云共舞的轻灵——那些刀耕火种年代的人才们如若在天有灵，又怎能不艳羡不已？——连地球都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了，现代人的胸襟和眼界、胆识与作为，又岂是古人所能企及？
然而，最新一轮竞跑中，武汉还是落伍了。
不进则退，武汉必须奋起直追。
事在人为，人才成为武汉复兴之至要。作为全国高校第三大聚集区，综合科研与教育实力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武汉又确乎是人杰地灵、群英荟萃之地。
“……但这又有什么用？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孔雀东南飞了。”这是时下在武汉听到最多的话。仿佛历史轮回中的一个玩笑，楚才晋用的悖论又逶迤而至。
人才为何大量流失？或曰：被先富起来的兄弟城市抢去了，他们“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啊！谬矣！比较曹操和孙权的阔绰，刘备够颠沛流离了吧？为什么诸葛孔明和关羽诸君仍然要死命以从呢？因为他有“三顾茅庐”、“解衣推食”的气度与诚意。
跟时下许多中国城市一样，处于转型期的武汉政界，机构臃肿、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各自为政、利益擎肘等等官僚主义弊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顽强存在，既可能伤害“在野”的资金流、人才流与信息流，亦束缚了一些有识之庙堂官员的手足。
打造服务型政府迫在眉睫，武汉太需要再现张之洞之类强人。人们注意到，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主政湖北数年后，原东风汽车掌门苗圩于今春正式接盘武汉。企业家人才至上的务实理念、追求服务的现实感悟、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能否再次成就苗圩？他能否把握好企业家追求效率和政府官员务求公平之间的平衡？此复兴武汉之关键。
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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