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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春洋 邹瑞霞/文
20年，我们造就了商业；今天，你是否发现：商业也改变了我们？
“企业化”与“被企业腐化”
过去的12个月， 沸沸扬扬的“胡杨公诉”把医院的潜规则昭示天下，在公益医疗的公信上无异于雪上加霜；
席卷全国的“假专家，挂牌研究”，极大伤害了科研在公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某大学校长接受采访时大讲致富经，结束后追到楼下，嘱咐记者“教育是公益的”
……
医疗、教育等国家公用事业部门，不得不面对是“公益”还是“商业”的窘境。
当“利益”遭遇“公益”
“非盈利组织的盈利模型”是一些行业潜规则的学术叫法，“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一定不盈利。在少数人眼里，依托于一个公益色彩的组织，实现商业企业的盈利目的，远远比苦心经营一个标准的公司诱惑力更大。这条路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政策优惠，逃脱所有的商业竞争对手，还能免费得到公信口碑，而这一切，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不用巨大的资本支撑、不用组织优秀团队，只需要“控制、操纵”，也就是所谓的“合理”使用资源。
一些医务工作者不仅是白衣天使，还孕育了置人生死于不顾的敛财高手，自称“医院经理人”；一些科研单位的苦心研究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品质，也帮助黑心药厂榨人钱财；一些行业协会是成员利益的代表，却不免被少数利益组织控制，成了互相倾轧的工具；一些国人景仰的大学招牌下面，养活了无数的以挖墙角为毕生目标的教育蛀虫。他们为利益而聚拢在公益机构周围，对公益主张没有丝毫认同。
2005年4月18日，印度的一位母亲最终同意为自己的联体婴儿做分离手术，手术前，一位医生解释说：“如果不彻底分开，两个都会死，放弃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或许，这句话也适用于 “国家公益”以及依附其上的“商业蛀虫”。
从公用到公敌
在《中国财富》的采访中，让专家和记者触目惊心的是，无论是医疗还是科研，那些为数众多的秉承医德、恪守科研精神、教育精神的人，面对商业入侵所表现出的无奈和彷徨。“或者选择同流合污、或者选择成为‘边缘人物’”，遭受排挤、失去发展的机会，于是，一些人最终选择了“加入”，进入小团队中的主流，却迈进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危险地带。
专家提出：或许我们可以考虑用商业规则来造就道德。一个国家对道德的规划水平不仅取决于制度和文化，也取决于调节公信与道德的商业水平。例如：依靠医疗保险制度，由保险公司来审查医院的收费是否合理；如果某个公益色彩的个人因为私利而伤害了公众，将被终身禁止从事此类的工作等等。疏导胜于围堵，积极商业技术在公益领域的应用，或许是走出“公、利”围城的唯一出路。
谁为国家品牌负责？
《中国财富》采访中发现，所有对于医疗、教育、科研、环保等机构的抱怨，最终都被归结到“国家、社会”的层面上，以上“非盈利机构”的商业化过程中，不同程度伤害了国家的内在品牌。一些专家表示：合理商业化是这些机构良性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目前所呈现出的混乱，如同一个没人管理的市场，我们既不能因为混乱而禁止交易，也不可能眼见顾客抱怨而置之不理。金钱上的损失可以计算，无形资产的损失可以评估，但是，谁来管理道德、公信的损失，谁为国家内在品牌的伤害负责？
医疗：“商业病毒”入侵
当公益的医疗遭遇商业病毒的侵袭，他就不再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而是一个有着清晰商业动机的生意人，你无非是他要摆平的“客户”。
背景事件：“胡杨公诉”进程表
2004年12月，湖南省娄底市医生胡卫民从娄底中心医院辞职，对外披露医院院长“杨志毅医疗腐败”，“潜规则”进入公众视线。
2005年1月21日到25日，省、市两级政府组织的调查组展开专项调查。
2005年2月1日，被指院长为调查组报销万元招待费传闻，被媒体称谓“猫鼠结盟”。
2005年2月4日，娄底市同意“杨志毅”转正。
2005年2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胡卫民医生”的节目，部分官员表示，将对“杨志毅”作出查处。
2005年3月，调查组结论浮出水面：胡卫民反映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小问题，算不上医疗腐败”。
2005年4月，各界呼吁重新对事件进行调查，胡卫民得到了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声援。
胡卫民不希望只有自己一个人失眠，他发起的 “胡杨公诉”至今虽然悬而未决，却早已震动全国。按照我国医疗体制的惯例，他的胜利是可以预期的，但是成果却要“等等”，直到有一天，即使还他公正，却早已无人喝彩。胡卫民成了献身的“白血球”，他一个人对付不了，向中国医疗领域汹涌袭来“商业病毒”。
2005年4月，记者采访了一位北京某医院的副院长卢永刚，他对“胡杨公诉”的理解让人听了不寒而栗：“其实医院是间公司，胡卫民只是个不合格的业务员”。而卢永刚本人从一个学营销的本科生，在5年后成长为控制两家医院的“医院经理人”，可谓“在医疗潜规则”里游刃有余。
商业病毒攻城夺地
卢永刚说：“我理解的医院经理人就是以赢利为目的，运用商业手法，使用医疗公益形象，运做和包装医疗机构的商人。他们可以让一个年营业额不到10万的医院，一年内盈余超过100万。”
贴牌：业务员成为副院长
1999年，卢永刚只是山西一家药厂的推销员，常年和医院打交道让他亲眼目睹了医疗领域的腐败和暴利，也促使他决心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医院经营者”。
2000年6月，卢永刚瞄准了北京一家社区医院作为自己进入医院领域的切入点。他找到医院的领导要求承包科室，为期一年，谈出的条件是：每年不仅不用医院投资，还上缴50万，并且每年以医院名义在各媒体上的广告投入不少于90万，承包科室财务独立核算，如果赢利超过预期，还可以给医院多回报10%，也就是多回报5万元，作为院长本人的“管理佣金”。卢永刚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样的条件对于一家连年亏损的社区医院，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促销：医者敛财
名片上印上了“副院长”头衔的卢永刚开始面对自己的承诺，他首先亲自联系医药生产企业，根据他的要求对一些传统的常规药物进行重新包装、组合，形成看上去非常系统的一套治疗“颈椎疾病”的“最佳方案”，并在广播、报纸上开始大肆宣传，打出的口号是“三天不满意全额退款，三十年医院全程担保”。
广告收到的效果超过卢永刚的想象，连同活动销售，前三天几乎每天都可以销售5万元以上的药品，直到第四天，要求退货的电话响成一片。
卢永刚早有准备，他提前安排了十个人专门接听投诉电话，统一说辞是：以每个人病情不同，起效时间会有所差异，医生建议您继续观察两天，当然，如果您现在执意放弃，我们也可以办理退款手续。不出卢永刚所料，患者相信“医者父母心”，不希望放弃这个可能康复的机会，95%同意继续使用两天，不过他们没想到：再过两天就是第五天，已经超过了药品退货期限。
脱身：品牌套现
大半年下来，这家社区医院终于被患者起诉，患者要求医院对整个过程承担“担保责任”，卢永刚代表院方出庭，辩称：医院所担保的是“三天无效，无条件退款”，而不是“药物对所有人都有疗效。”最后，医院赢了官司，一年期满，“非常有能力的卢永刚”从这家医院全身而退。
医院的管理者拿到了约定的报酬，却不知道一个惨痛的后果正等待着他们，2001下半年，医院的营业额进入10年来的最低谷，不再有患者相信这家医院的“医德”，人们不愿把自己的“健康”再次交给“一群利欲熏心的医生”。
卢永刚用55万，把这家医院经营三十余年品牌洗劫一空。
红十字背后的商业换血
医院里的生产线
“按照折旧折算的成本，你们造成的损失是1540元，从本月工资里扣除。”这不是一个生产企业例会上的发言，是卢永刚在处罚几个没有完成“任务”的医生。
2003年，此时的卢永刚已经成功控制了北京一家专科医院，他常说：“我上了一套生产线”，实际上，他在2003年底引进了一套日本的治疗设备，之所以称为生产线，是因为在卢永刚眼中，病人的治疗过程，是一个服务过程，“使用我的设备的服务过程”，病人是否需要取决于“客户说服”，“投入带来回报”是理所当然的。在卢永刚的眼中，设备不再是满足治疗需要的医疗器械，而是必须满负荷使用的“生产设备”。
设备引进之前，卢永刚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可行性分析”：设备的价格为420万，每次使用可以收入150元，而每天的最大负荷为100次，也就是说，最多每天贡献1.5万元，需要一年的时间收回投入，目前每天有使用需求的患者为40位左右，也就是说，只有每天“说服”60个原本没有必要使用这套设备的患者，才能实现“当年回本”的目标；目前医院有15个医生可以向患者做使用设备治疗的建议，所以，要求每个医生必须保证每天平均有4个患者被“说服”。
销售培训
在卢永刚的医院里，每周都会有一次很特别的业务培训，这个会议上从来不谈医学知识，也不组织大家交流治疗、护理心得，而是探讨“患者心理”。多年的“医疗营销”让卢永刚拥有了一套独特的医患心得，这些心得不是用来减轻患者压力，配合治疗，而是如何利用患者心理，来完成使用医疗设备的“说服”推广工作。例如：卢永刚认为，给患者康复的信心和向女性推销化妆品是一样的，都是在“贩卖希望”，只有做到自身坚定，措辞恳切，才能坚定患者的信心，很多时候，患者询问的过程只是获得信心的过程，并不是真正判断治疗方案；再比如，即使一个患者拥有9次治疗失败的经历，依然会进行第10次尝试，尽管那个新的方案听上去多么不成熟……经过这样的持续培训，医生队伍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一些医术高超但是没能领会领导意图的医生变的处境艰难，而另一部分无限风光的，恰恰是平时医术平平，却能说会道的医生。卢永刚认为自己比杨志毅聪明：“我不排斥那些医术高超但是业绩不好的医生，毕竟还要靠他们来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人尽其才嘛，但是依旧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技术上领先，在业务上也能独挡一面的人才”，卢永刚所说的业务是指“业务创新”，就是开发新的敛财计划。
一位知情人对记者这样描述卢永刚领导的医院：如果把医生护士的服装换成西装，那就是一家冷酷的企业，但是在患者的眼里，他们一直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疯狂复制 医疗游乐场
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深谙品牌之道的卢永刚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自己医院知名度的快速爬升。
2003年5月上旬，卢永刚不惜血本，四处开展防护宣传，赠送防护用品，主动联系媒体接受访问，增加曝光的机会……非典结束了，在一次表彰会议上，有些医务工作者动情哭泣，而冷静的卢永刚却站在最前排。此时，他的那家专科医院知名度已经迅速窜升到同业的前十位。
“未来我会向其他医院进行管理输出，这是迟早的事情。” 卢永刚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大势所趋”，“医院的定位、包装、品牌塑造、患者管理、盈利能力设计，必然成为未来5年业内学习的大方向，我正尝试写这样一本书”。
按照卢永刚的理论，其实医院和一个游乐场的经营是一样的，比如：一个游乐场要上项目，必然要上器材，没有游戏项目，“生意”一定不好，医院上检测治疗设备，就相当于游乐场上游戏机，多一台机器，就多一个利润点；游乐场很多不收门票，或者收取非常少的门票，然后鼓励游人参与游戏博彩，真正获利点在博彩收益上，医院则可以把手术的费用做得很低廉，获得病人横向比较时的竞争力，但是这类手术中一定有一个环节把所有的利润加进去，比如心脏搭桥手术，其中一个植入人体的小器械，如果采用进口件，费用就在3万元以上，国产也要数千元，病人在此时已经别无选择，利润由此产生；一个游乐场如果规模有限，不能提供游人需要的项目，他可以考虑进行租赁，在医院经营中，如果本院的技术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给病人推荐解决方案，由医院出面邀请大医院的教授出来“走穴”，不仅病人享受了高品质的服务，还享受了相对低廉的价格。
最后，卢永刚还有最后一张王牌：如果游乐场在一个地方时间久了，消费者就厌倦了，于是，可以把游乐场作成巡回的，运做超过利润最佳时机后，转移阵地，“常来常新”，卢永刚看来，部分医疗项目同样是这样。卢永刚常年有组人马在全国承包医院科室，推广他的颈椎病治疗方案，目标是二类城市，通过广播广告辐射三类城镇和农村的患者，大约运做半年，等到收益下降，或者患者投诉增加的时候，卷钱走人。违反了合同，直接给医院交违约金，毕竟相对于赚取的利润，这不过是九牛一毛。
在卢永刚的游乐场哲学里，记者很难找到“治病救人”四个字的位置，卢永刚所给出的解释更是耐人寻味：“高治愈率是我们的品牌基础，就像商品房必须符合国家的安全要求一样，但是在竞争中，有几个地产商是因为房子坚固而持续旺销的呢？这只是个基础，医院竞争的成败在于外在包装和内在服务印象管理……”
医院改革与借鉴
采访中很多学者认为公立、私立医院的大面积剥离是我国医院改革的唯一出路。
在香港，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和收益之间没有关系，保证医生从整个盈利链条中解脱出来，得以按照最有利于治疗的方向制定治疗计划，采取治疗、护理措施。这样做不仅保证了医疗治疗，同时也保护了医疗行业的道德和信誉。
另一方面，私立医院直面社会监督和考核。通过医疗保险制度，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将以机构的形式对医院的治疗收费进行审视，无论从监督力度还是执行能力，都远远超过了患者对私立医院的监督能力。在患者眼中，私立医院回归到“机构、公司”等更确切的定位上，只有获得良好品牌，才有发展和盈利的可能，从而刺激了私立医院的良性发展。
医疗腐败对社会和公众所带来的损害远远超过了经济腐败，直接关乎人命。在医疗商业化过渡的过程中，单纯强调“公益”或许已经显得太过理想化，正确引导或许比“逃避、漠视”都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
2005年4月，卢永刚成功控制了另外一家妇科医院，这时，在他直接控制下的机构增加到两家。面对记者，他坦然地解释自己的做法是否有悖医德，甚至触犯法律：“我觉得所做的一切至少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拥有自己的‘企业文化’，而不是所谓的道德，我们没有草菅人命，并且也参与了大量的社会公益行动，定价有物价局，税务有税务局，监督有工商局，目前我合法，相信有一天也会合理。”
截止发稿，有消息称卢永刚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看来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审视，他哪样也无法逃避。
信息块：
从监管角度，国外的很多经验也为我国提供了借鉴，例如，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负责处理医疗投诉的主管委员会有复杂的构成规定，以保证所有的医疗监督投诉得到公证、高效的处理。
20 名由州总督委任的获提名人：
1 名在卫生署任职的注册医生；
1 名由卫生部部长提名的大律师或律师；
2 名由澳洲医学会提名的注册医生；
1 名由社区关系委员会提名的公众人士；
1 名由各间大学提名的注册医生；
8 名由医生组织提名的注册医生
6 名由卫生部部长提名的公众人士，其中至少4人对病人作为医疗服务使用者的权益有所认识。
科研：以公信之名
当科技成为商业的道具，公众眼中充满科技感的商品，可能只是策划人员的杜撰，而那些台前倍受尊敬的科学家、科研机构，此时，也无非是商场上的“客串演员”。
调查显示：1998年到2005年的7年里，科研机构在公众中的“综合满意指数”从8.35下降到现在的6.71；有37%的被访问者认为：这些机构没有把足够的精力用于科研，而是用于创收和敛财；另有76%的被访问者表示，对科研机构的信任，导致了自己不同程度上遭受商业欺诈。
科研机构助力“黑箱制造”
记者见到的周远达已经离开了医药销售行业，提起一年来他所在企业所从事的药品营销，周远达依然心有余悸。2004年6月，他出任这家大型药品销售企业的产品总监，负责产品的选择和包装策划，他把这个策划过程称为“黑箱制造”，即使是再平常的药物，通过“理论包装”、“可售评价”和“病历撰写”一路包装下来，也能成为明星药物。
2005年1月下旬，周远达接手了一个心脑血管药物的“理论包装”。他介绍说：“在药品行业，理论包装就是从销售的角度，包装药物的成分和疗效，来配合宣传推广。这在业内是心照不宣的惯例”。首先，学广告出身的周远达翻阅了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图书资料，随后，打电话给公司设在北京的医学研究院。两年前，公司为了进行“理论包装”专门赞助了一家国有研究机构，它日常工作就是接受全国销售网络的医学咨询，研究院的专家是公司用重金聘请的退休教授，有很多还是业内的权威。
很快，这种已经惨淡销售了3年的常规药物有了一个新的出身：“中俄专家合作研究，历经10年时间，终于研制成功，独有R因子，彻底攻克心脑血管疾病。” 周远达解释说，所谓的“中俄专家合作研究”，也只是因为这家研究院给俄罗斯一个小研究所发了一封学术探讨的传真；“R因子”在医学上也根本不存在，研究院认为可以把药物中的几个主要成分统称为“R因子”，从而在销售过程中，增加科技感和独占性。
2月初，这套说辞被传真到各地分公司进行“可售评价”，各地的销售总监根据销售经验，对药物“理论包装”提出修改意见。一个突出的反馈的是觉得疗程制定得太短了：每个疗程是一盒药，患者很可能只买一个疗程，每单的成交价格太低。于是，周远达和医学专家商量，是否可以改成每两盒是一个疗程？专家反馈的意见是：可以考虑一盒半是一个疗程，如果买三盒，就是两个疗程，并且把价格定为15元，如果患者买三盒可以享受四十元的优惠价，而只购买一个疗程，不但没有优惠，找起零钱还很麻烦。至于药量与疗程的配合，则完全可以按照方便销售的方式进行包装。
完成了“理论包装”、“可售评价”，周远达开始准备“病历撰写”。不同于其他造假企业，周远达的康复病历虽然是伪造的，却要等到“病理表现”到手以后，才能开始撰写。“病理表现”则是从临床科研机构购买的。周远达首先联系临床科研机构，使用目前市面上普遍的几种药物给目标患者，根据患者症状进行分类，把不同的恢复过程记录下来，并反馈给负责“病历撰写”的广告文案。于是，一个个声情并茂的康复故事出炉了，患者可以找到与自己症状非常相似的“病友康复感言”，即使在药物服用过程中，出现了发热、心慌等不良反应，也可以在这些病历中找到类似情况的解释。
一次，公司刚刚找到了一个老战士作为“康复明星”，印刷资料都准备好了，那位老人却去世了，为了挽回损失，公司通知所有人封锁消息，于是，这边是公关部在南京出席老人的葬礼，那边销售部在广州向患者展示老人爬泰山的照片。
采访中记者发现，经过“黑箱制造”的药品大多拥有正规的批号和手续，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假冒伪劣药品，科研机构协同策划人员，通过“黑箱制造”，让一批批作用平平的药物，成了市场上被疯狂追捧的明星产品，高价销售，然后商人和科研机构瓜分利润。
患病农民遭遇俄罗斯专家
2005年3月初，周远达在一次药品促销会上，终于见到了经过包装的这种药品。周远达表示：“(在这家医药企业)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在产品上市以后，才真正见到产品实物，或者说，大部分的宣传资料是由一群对药品一无所知的人，根据理想状态编写出来的。”
活动之前，按照周远达的指示，所有的宣传都把口径统一成：“中俄心脑血管专家科普讲座”，并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我国科普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承诺，所有到现场的患者都有免费的检查和赠药。
说起赠药，周远达还着实费了一番工夫统一内部认识，当时很多的部门担心大规模的赠药是否会造成得不偿失，大家领走了药物，却无法促成购买。周远达咨询了参加讲座的专家，专家支持做这种尝试，专家认为：目前这种药物的主要作用机理是通过稀释血液来缓解血栓带来的病痛，在刚开始使用的两到三天内，效果是最显著的。同时，凭借周远达多年的销售经验，他断定：当人们使用赠药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思想意识上刻意寻找药物给身体带来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服用药物毫无作用，也能得到患者的肯定。
3月17日，促销现场的大会议室里坐了足有600个患者，周远达回忆说：“现场还来了一个拄双拐的农民患者，也在倾听‘俄罗斯专家的讲解’，当时我特别希望他不要购买，没想到他买的最早，因为还要赶最早的火车回乡下。”现场的患者不明白，“专家”都是制药企业花钱请来的，为了防止专家说错话，按照行业里的规矩，由医药企业先形成讲演稿，他本身对产品一无所知。
专家介绍完心脑血管常识，患者可以享受免费的检查，但是，负责检查的却换成了药品销售企业的业务员。
周远达说：“这种办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作用显著。并且，参加的专家还能得到心理的安慰‘对方又不是假药，国家批准生产，总会有点效果’。”
到底谁还可以信任？
周远达感慨地说：“现在患者面对的‘医务工作者’中，有八成是被收买的。他们都以医务工作者的名义出现，却都是药品企业雇佣的说客。例如：收取提成的药店服务员、社区义务咨询、与医药企业勾结的医生护士……”
陈先生想到北京的一家药店买些感冒药，刚接近柜台，就有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员过来接待，了解了陈先生病情后，执意推荐一种广告上常出现的新药，遭到拒绝后，悻悻地走了，把陈先生冷在当场。
陈先生不知道，在中国盛行了千年的“坐堂医生诊断”，已经被医药企业的促销攻势所化解。“在销售终端，能对患者购买决策产生多大影响，直接决定销量。尤其对于一些非处方药品，如果能让药店的服务人员进行推荐，销售业绩可以至少提升一半。”周远达介绍说：“以往，药店里面的销售人员担负一般的诊断职责，他们根据患者的介绍，推荐药品，现在，大家(医药企业)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服务人员知道，卖甲药品可以提成4元，而乙药品则没有提成。”
目前，我国商业企业收买科研机构的情况相对普遍，从洗发水、化妆品等生活用品，到药品、医疗器械的医疗领域，饮料、服装，甚至儿童奶粉。记者走访了几十家与企业有着暧昧关系的科研机构，总结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完全依附于某个企业，除了继续使用政府直属的名头外，其他所有的经费由关联企业承担，如某预防医学会；其二，出卖认证报告，应企业的要求，为产品或者服务提供权威认证，并默许企业对认证报告进行选择性宣传；其三，与企业进行科研合作，经费由国家支持，但具体的研究成果则服务于关联企业。
周远达对记者说：“无论是纳米、磁疗、蓝牙还是彩棉，每一次应用层面的科技创新，都必然掀起一场科技欺诈浪潮，而这种以科技之名所带来的损失，以及对公众的伤害，与这项科技对社会的贡献不相伯仲。那些为欺诈提供支持的科研单位，和我一样，也是凶手。”科研的道德，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道德，他正通过商业领域，影响的不只是公众的消费行为，甚至关乎公众的生命安全。
障眼法：科技助力行销
在讲求个性化诉求的竞争中，科技正从背后走向前台，向科技要诉求，向科技要对比，甚至可以向科技要销售演示。
1.向科技要诉求
2005年初，一个面部美白器具开始在广州登陆。这个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应用了最新的纳米技术”。在销售柜台前，销售人员更像是一个科学家，大谈高科技纳米的意义。这种产品是一个布质的面罩，在药水浸泡后，热敷在面部，每天保持佩带半个小时，一个月以后将产生美白嫩肤的效果，而全部的疗效都仰赖这种昂贵的“高科技纳米药水”。
采访中一位美容专家向记者道出了真相：即使不使用任何的药水，正常人保持每天半个小时的面部热敷也会收到明显的美白效果，产品设计人员在原本简单的原理基础上，附加了复杂高深的“科技含量”，从而让原本十几块钱的东西卖到了上千元。
2.向科技要对比
“经过某某防治组验证，我们的产品可以抑制86%的细菌再生”，利用“科学对比实验”进行广告表现是最近几年常见的日化广告形式，使用对比的方法，把处在同一状况下的两组实验展示给消费者，不仅科技感十足，同时还能打压对手，自然被许多企业广为利用。而实验类广告宣传的核心却是假借了科学实验的严肃性和严谨性。
专家介绍说：很多情况下，一个研究机构、一次完全杜撰的实验，被赋予了科技的光环，对消费者实际上构成了误导。例如：一则广告中宣称对药品进行两组人群的试用，最后的结论是其中一组以绝对优势胜出。医学专家表示，这类的实验称为“双盲实验”，在执行过程中，选择患者、选择执行医护人员、选择接受测试样本，都应该在非常严密的规则下，本着双盲的原则来完成，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结果的可信程度都要大打折扣。
3.向科技要销售演示
一个纯净水销售人员在向顾客演示纯净水和自来水的区别，在盛有纯净水和自来水的两个杯子里，分别插入两个电极碳棒，并通电，这个专门用来进行演示的工具开始工作，10分钟以后，纯净水杯子里的水没有任何变化，而自来水的杯子里却出现了大量红色、绿色、黑色的悬浮物，看上去让人很有“触目惊心”的感觉，最后产生“自来水不能喝”的印象。
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销售人员依靠这个初中生都能识破的实验，来说服那些缺乏化学知识的老年人，实现销售目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解实验，纯净水多经过了电解，金属离子经过电解以后被过滤，自来水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才会出现很多上面提到的“让人恶心”的现象。
教育阴谋
教育是否应该赢利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是无论如何，教育都应该是在“授业育人”，而不应该仅仅是一场商业阴谋。
“利用教育赚钱并不可怕，可怕的利用教育害人，也毁了教育的前程！”
教育专家张珂萌评论教育领域商业化的问题：“讨论教育是否应该盈利没有实际意义。如果盈利可以让教育产业良性发展，让国民教育突飞猛进，没有人会反对教育的盈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怕利益伤害了百年树人这个教育的社会根本。”
其实我们是个俱乐部
“派对MBA”不仅仅是造成了巨大的国企资金流失，更重要的是让商业研究、商业教育，在表面的繁荣下日益荒芜。
许振华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他领导的经济系从2003年开始在北京开展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提起当初的创办目的，他对记者表示：“出于财务方面的考虑才做成教育培训班，其实我们是一个俱乐部。” 许振华介绍说，最初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俱乐部，但是发现很难走账，俱乐部成员的收费找不到报销的科目，为了好入账，才想到了教育机构。“最后发现，目前的这类教育机构有七成都是‘俱乐部’，不过他们是把教育办成了俱乐部，我是把俱乐部办成了教育。”
教育专家张珂萌表示了他的忧虑：“很难指望这样的机构完成真正的商业教育和学术研究，即使我们想要推进我国工商管理的水平，学员也不会同意，因为大家是来‘开派对’的，俱乐部多了，学术研究少了，表面的商业教育繁荣背后，掩盖的是高端商业教育的黑洞。”
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对商业教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单纯的培训和学习远远不是中国商业教育的主流，社交才是这个市场的灵魂。2004年6月初，许振华筹备了一个专门针对国营企业带头人的培训课程，并且在宣传资料上写明：全部讲师都是各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结果直到9月底，招生任务完成了不到两成，课程无人问津，最后在一位“资深人士”的点拨下，许振华把招生简章修改成：全部授课讲师为国家参与国企改革的立法人士。此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65人的培训班不仅名额爆满，还有十几个人在拖关系争取，招生工作顺利完成。“他们不是来学习的，是来拜神的。” 许振华乘胜追击，推出了另一个课程，重点定位在“零售学研讨”，向大学申请了研究经费和专项课题，课程介绍上写到：面向各大消费品企业的总裁，参与课题组的还有国内规模较大的15个零售连锁企业CEO。果然，收效同样显著，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课题组名额爆满，每天咨询电话不断，咨询的重点集中在：参加课题研讨的零售企业CEO都有谁？
许振华告诉记者：太多的商业教育是这种公关俱乐部。有了“立法人士”，国营企业的老总必然聚拢来探听消息，“进京、立法”，有了这四个字，三十几万的学费就成了“毛毛雨”；有了“零售企业的老总”，试图打开渠道之门的生产企业自然趋之若骛，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把所有的下游企业一网打尽，实在要对教育组织者“心怀感激”。至于研讨的课题，做做官样文章，应付了事。
许振华的话有些偏激，却很是耐人寻味：“其实，即使让我们做些研究，教授讲师都忙着赚钱，‘师’者无心施教，‘学’者无心钻研。表面的繁荣，只不过是掩盖黑洞的稻草罢了。”
其实我们是间装潢公司
“想拿学历的年轻人，我们当成装修毛坯房；想混职称的在职教育，我们当成老房子翻新。”
从2002年开始，程依群在上海的民办中专开始面向全国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学生可以获得13张证书。用程依群的话说：“这是增加学生的就业机率，现在证书少了根本招不上学生。这是市场和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程依群的中专里，学习计算机的学生不仅能拿到本校的毕业证书，还可以完成自学考试大专文凭，能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多交1000元，还可以拿到珠算等级、普通话等级、甚至电算化会计等级证书。进入2003年，学校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你能拿10个证，对方就能拿12个，就业压力，迫使学生对学校的要求不断提高。为了应对竞争，程依群在2003年底，一口气引进了社会上的3个认证考试，全部是公司推荐的软件认证和人才素质认证。
“这些认证多数都是企业行为，即使是上面指定的，也是企业高层公关的结果。” 程依群提起这件事充满了无奈。此前，程依群曾经拒绝了一家外资企业的软件认证培训，但是没过几天，学校就收到了上级某位领导的“条子”，“要培养跨世纪的商业人才，一定要与国际接轨啊”，没办法，这所中专就拥有了现在的13张证书。
当记者问及目前学生的就业情况时，程依群变的很警觉，表示目前就业率能达到70%。而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往往就业困难，求学期间忙于应付认证和考试，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的技能学习，等到真正接触实质的工作，大部分证书形同废纸。”
外来教育的营销杰作
2005年4月初，600多位学生家长把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个礼堂变的异常拥挤，一位台湾的教育专家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介绍着自己的教学理念：“来自美国，广泛应用于亚洲，在台湾拥有上千个成功教育案例，如今这种叫做‘少年成功训练营’的教育课程终于来到大陆。”
这位讲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在亚洲各地的培训图片，以及各种语言和肤色的家长对课程的评价，“利用7天的时间，将彻底还你一个具有国际素质的孩子！我们从美国引进这个课程花费了近400万美元，又用了150万元完成对课程的中国化改进，现在终于可以让中国的孩子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
记者从课程的介绍上了解到，组织者通过夏令营的方式，让孩子在特定的环境下游戏和生活，并学习“趣味数学”、“思维拓展”、“协作训练”等七项内容，费用是12,000元。组织者为了增加在场家长的信心，特意邀请了曾经参加过培训的5位小朋友来进行现场采访，引导孩子回答诸如：“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等问题。3个小时的推介结束以后，现场有近100名家长领取了申请表格，如果有三分之一家长最后真的接受这项计划，那么，这个课程至少一次收入近40万。
最后，一些教育专家向记者介绍：在国外，这样的内容只是一个普通学校都可以组织的夏令营活动，费用只是孩子的食宿成本，甚至不需要花一毛钱。一些类似的培训课程目的就是利用中国家长对国外教育的迷信，赚取钱财。可以说，课程的设置不是为了孩子可以获得素质和生存技能上的成长，而是为了如何更好地获得“家长满意度”。
其实家长都是疯子
最近，一个新的教育盈利模式进入了各大媒体的视线，一个叫攸武的人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教育方法：让学龄前的孩子学习大学的课程。有人说：这个人疯子，也有专家说：是因为中国的很多家长疯掉了，扭曲的教育观，催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教育尝试。
“宇宙级”一年收费14万元，其次的“银河级”、“太阳级”、“地球级”，一年费用从18,900元到500元不等。这是今年创才智力潜能开发有限公司在京推出的“日出计划”收费公告，他们甚至承诺，只要家长交钱，不用经过筛选，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按照要求变成一个“神童”，“生物神童”、“物理神童”、“音乐神童”、“文学天才”，家长想要什么样的神童就有什么样的神童。当然，除了入学交费以外，家长还要缴纳6000元的配套材料费。只不过孩子需要从9个月或者1岁就开始学习生物、物理等，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抓住了家长望子成龙的迫切心理。
这家公司一面在本地各大高校招募一些需要打工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这很容易，只要承诺给钱，穷困的学生们会心甘情愿的帮他，毕竟他们认为教孩子没有什么不对的。另一方面，他将这些学生打包放到家长面前，宣称自己可以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给孩子们教授课程。家长自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顾忌，因为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用自己的一套“理论”说服那些家长：“需要从小就给他们教授他们不懂的东西，这样可以激发孩子的大脑潜力”。这样一来，前面收着家长的高额报名费和教材费，后面只要付给那些学生较低的工薪就可以了，之间的利润空间难以想象。
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机构来证明这种教育方法是否拥有科学依据，但是它所折射出对教育观的思考确是如此让人不寒而栗，人们试图了解：还有多少机构、多少公司，以教育为名推出的“培训、认证、课程”，是唯利是图的教育阴谋？
协会之争
当“协会”被利益集团操纵，被收买的公信，被利用的道德，破坏力波及的不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行业。
一次亚洲杯分组赛在南海火热开场，球迷在看台上的呐喊声淹没了两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其中一个来自中国足协，敦促足球赞助商与下属福特宝公司的合作进程，另一个电话来自乳制品工业协会，要求马上撤消对“乳制品抗生素”的广告宣传，接到第二个电话的企业是光明牛奶。
比赛还在继续，球迷依然疯狂呐喊。足球赞助商对记者诉说着自己遭受的“压榨”，而在场地的另一侧，牛奶企业全面撤换“抗生素”广告，做出同样反应的还有北京的三元。
同样是行业协会，何以得到两种不同的境遇，一种是消极对抗，而另一种则是主动服从。强大的足协，弱小的乳制品协会，在上面的事件中似乎分出了成败，但是在盈利上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面对诱惑，是应该“勇于尝试，放手一搏”还是依然“做好服务，甘于寂寞”？一片懵懂中，一场协会之争已悄悄开始。
谁在操纵协会？
“协会反映的不再是大家的意志，是少部分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协会是‘大商家’的协会，不是‘大家’的协会。”湖南商人郑炯在一次中小企业论坛上表示：“一些行业协会在龙头企业面前卑躬屈膝，在我们面前拿腔拿调。”
记者采访过程中，类似郑先生这样的言论并不少见，虽然有些偏激，却道出了很多小会员对行业协会被利益集团操纵的不满。
郑先生在2004年的遭遇让他损失惨重，而下手的竟然是他每年按时交会费的行业协会。在郑先生所从事的行业，有三家大型企业，生产功能类似的产品，规模比郑炯的大，但是依靠多年的诚信口碑，郑炯的产品依然可以占据两成以上的市场。
2004年7月，三家企业派代表找到郑炯要求兼并他的小厂，并表示，无论兼并成功与否，这三家已经决定把产品价格提高15%。郑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自己目前的价格是和客户商定的，突然提价存在恶意竞争的嫌疑，并且，真的丢了客户，那三家企业不会有危机，自己的小厂就危险了，最后，深思熟虑之后的郑炯决定坚持自己原来的价格。
2004年9月，所有当地的关联企业收到了行业协会发来的一纸通告，大意是说郑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使用了非环保原料，协会谴责这种行为，并将对具体的事实进行深入挖掘，建议大家谨慎对待与郑炯的合作。此后的两个月里，郑炯生意被彻底打垮了，并于2004年12月，被迫接受兼并。
“我被‘选择性投诉’了，在我们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这种产品都存在少量原料不环保的问题，协会被利益集团控制了，已经成了一个工具。” 郑炯提起这件事情依然非常愤慨。
目前一些协会过分透支了“公益”、“道德管理”这些先天的“资源”，敛财、破坏性经营甚至不惜伤害整个行业的根本利益。
2005年初，一位中字头协会的秘书长，面对媒体的镜头，坐在一排企业老总中间，说：“我同意以上两位老总的观点，我没见到什么‘泡沫’。”此后，不到两个月，政府公开承认市场过热，并明确开始调控。如今那些扬言要证明没有泡沫的老总不再说什么，而协会的这种做法却没有办法如商人般轻易收回。
名利双收 暗渡陈仓
行业协会的收益大体来自7个方面，按照市场化程度排列，可以把协会分成6个层面，不同的层面，经济收益相差巨大。采访中，一位曾经在某省CI研究会工作过的孙先生，道出了一些行业协会的另类盈利玄机。
2004年6月，孙相东进入这家CI研究会，负责对会员单位进行CI系统的咨询和辅助。按照协会的内部规定，首先要和会员单位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并尽量推荐会员使用专业公司来进行CI系统的组建和维护。作为协会服务项目，这家CI研究会可以给会员推荐5家省内“口碑”较好的CI设计公司，供会员参考。所有研究会的员工都知道：这五家推荐企业中有四家的营业执照，就锁在这位秘书长的抽屉里，除一家是真正的外部公司，其他所有的都是研究会的控股企业。
去年年底，这家研究会组织了大型的VI设计评选比赛，国内众多的公司参与，仅参评的费用就收回了近200万元，赞助的收益也接近100万。2005年1月17日，颁奖典礼隆重举行，让人涕笑皆非的是，在获奖的前5名里，有三家是这家研究会秘密控制的设计公司，因为实际上只有一套人马，现场只好请会场的工作人员换了服装来客串领奖。
评选结束了，结果遭到了部分参会者的质疑，为了化解出现的信用危机，这家研究会一口气吸收了75位理事，副秘书长人数也扩展到原来的两倍，所有存在质疑的企业都进入了“协会的管理层”，“所有人都成了我们的关系户”，并且公开协会的帐目请大家检查。孙相东介绍说：“协会的帐目自然没有问题，所有的盈利都从其他的公司走帐，对协会的帐面审计注定一无所获。真正的审计应该在关联交易”。
我们是否能“无欲则刚”?
《中国财富》记者利用2个月的时间，拜访了国内40个行业协会，其中感触最深是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不均衡：两成协会异常活跃，收益斐然，一成协会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剩下的七成则在摸索、试探、徘徊。正如一位协会会长所说：“大家就像一个刚下海的文人，行贿的时候还脸红，发奖金的时候还谦让，半夜为了想钱睡不着”。
在十年里，只有一两间办公室的乳制品工业协会，有两件事是值得在骄傲的，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全国阻止“抗生素牛奶”炒做。当时，有些企业宣传奶牛注射了抗生素，将影响牛奶的品质。这种宣传在消费者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消费者的疑惑和顾虑影响了所有牛奶产品的销售。乳制品工业协会曾出面通知所有企业停止一切关于抗生素的宣传，并对抗生素对奶品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确定并公布这只是“炒作”。
阻止了一次业内的自相残杀，协会也树立了自己在业内的地位。毕竟，各大企业明白：这是场两败俱伤的舆论战，规模越大、战线越长，受到的伤害越大。“我们得到会员的信任，是因为我们真心为会员做好事。”理事长宋先生认为，只有真正为会员着想，才能获得尊重和信赖。
采访乳制品工业协会的时候，正赶上足协被迫公布自己的财务报表，而宋理事长那句话显得更是意味深长：“服务做好了，钱自然就来了”。
如果说，行业协会把自己服务当成获得利益的方法，或许正是行业协会成熟的一种象征，只是，当非盈利机构开始考虑利益，也就必然面临导向性的争夺。毕竟进入了市场，就必须要有可以出售的商品。
我国的行业协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准主管部门”角色正在完成“行业协会”的回归，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或许我国的市场有自己的特点和要求，但是“以公信之名”，协会穿行于公信、公正的道德光环与企业、盈利的物欲之间，所面对的考验超过任何一个非赢利组织。
协会收益的来源分析
1.收取会费。虽然是协会对外公布的主要财务来源，但目前会费收入多无法平衡协会的收支。会费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2.会刊广告收益。会刊多采用赠送的方式，费用从会费中体现，广告收入为近年出现的新获利点，目前的盈利能力多相当于印刷费用。
3.行业资料销售。协会通过一些行业规则的制定，更新并销售行业资料；通过翻译、国际交流等方式，获得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新技术资料，在会员单位中进行销售。
4.业务培训。组织专家、业内精英，为一些会员单位组织业务培训，收取组织管理费用。
5.展示、会务。会务和展示是目前协会收益的重要构成部份，协会作为行业企业的组织者，出面协调，为企业搭建沟通、展示平台。
6.评选、评比。用推荐、评选的方式，使用一些指标对业内企业进行排序，收取参评费，甚至操作排名买卖。
7.道德维护。按照一些利益集团的要求，以协会公益名义，出面进行行业道德维护，收取不正当竞争的出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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