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纺织品贸易争端 为何没有未雨绸缪

　　直到2005年春夏之交有发生贸易战的危险，政府才通过“急刹车”来解决问题

　　文/本刊记者 郭大鹏

　　6月8日那天，正是中欧、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处在间歇期，形势最不明朗的时候，商务部新闻办的官员告诉《中国企业家》，当时的情况只能说是保持进一步磋商。

　　苏州市丝绸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余志勇，此时也正焦虑地等待形势明朗。他对记者说：“政府谈判的过程中，企业最迷惘了。哪怕是不好的消息呢，干脆尽快明确了也好啊。”他所在的这家公司规模不算很大，但也是全国丝绸出口百强企业之一，年进出口超过4000万美元。他说，在他同行圈子里，这种迷惘的情绪四处弥漫。

　　几十个小时后，将近6月11日零时，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和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刚刚结束持续了大约10个小时的关于纺织品问题的磋商，对如何控制今后两年多中国十种纺织品在欧盟市场的增长达成协议，随后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里双方达成什么样的妥协还不清楚，但毕竟让悬而未决的事情落到了实处，余志勇这样的管理者，很快就可以有作出商业决策的可靠的依据了。

　　政治家们真能吊人胃口，15天前，欧盟要求就限制中国T恤和麻纱两类纺织品出口问题和中方进行正式磋商，一下子激怒了向来谦和的中国政府，中欧纺织品贸易的局势，顿时风起云涌，前景莫测。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原则规定的15天的磋商期限用得足足的，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几分钟，在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可能向贸易战演化的前夕，双方齐齐踩下了“急刹车”。这时，中国的纺织企业，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彷徨和郁闷：有订单不敢签，怕成为受限产品；开工不足也不敢轻易解雇工人，如今招工已经不像以往那么容易了。

　　其实，几年以来，中国政府和行业组织一直在尝试着“点刹”，避免中欧、中美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形成激烈冲突，但是许多次尝试，都让人有刹车“失灵”的感觉，直到2005年春夏之交有发生贸易战的危险，才通过“急刹车”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无视警告的投资热

　　“如果没有入世时签署的过渡性条款，当然就没有现在的‘设限’问题了。”对这样的条款，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已经不愿再过多提及。

　　他说的条款正是美国、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的法律依据，即世贸组织《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条款(纺织品特别限制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十六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

　　这两个条款加上关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规定，被业界许多人视作入世的陷阱。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全球范围内纺织品配额将分阶段到2005年全部取消，而这些条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国享受自由贸易的权利。

　　时过境迁，探讨当时签署这些条款的得失，确实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对中国政府和业界来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防止美欧利用这一条款，限制中国纺织品的出口。但是中国众多的纺织企业沉浸在配额取消的兴奋中，显然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也给希望避免贸易争端的中国政府出了难题。

　　这方面的警告在中国入世不久就被提出了。

　　美国人唐纳德·约翰逊是较早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明确警告的人士之一。唐纳德在1998年至2000年担任美国贸易部首席纺织品谈判代表和大使，同时，他是克林顿政府所有贸易协定中涉及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方面的首席顾问。

　　他在当年唇枪舌剑的谈判过程中，和中国外经贸部的许多人士建立了友谊。2002年8月底到9月初，卸任后已经是美国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公共政策与政府关系子公司副总裁的唐纳德·约翰逊，到北京拜访外经贸部的朋友，同时也就中国未来在纺织品出口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他们交换意见。

　　之后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出一些让业界震惊的话。他说：在配额取消之后，随着中国纺织品在美国市场份额的进一步增加，根据“贸易补救”条款，反倾销、特殊的贸易保护措施都可能出现，甚至可能在纺织品贸易领域重拾配额制度。中国政府、中介机构和企业亟待确立对全球的整体出口策略，以避免遭遇不必要的贸易纠纷。

　　正是在这段时间，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以产品进口增长速度过快、扰乱国内市场为由，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包括针织布、胸衣、袍服的五种纺织品(这几类产品已经不受配额限制)重新设置进口配额，这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特保限制的先声。

　　这时，中国的政府部门好像还没有什么明确的应对措施。不过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简称进出口商会)已经在思考应对之策了。

　　2003年2月，进出口商会在浙江绍兴举行纺织品入世法律培训研讨会议，一些感到威胁的企业应者云集。唐纳德·约翰逊也被请来演讲，他仍然是强调上一年来中国时的观点。

　　商会秘书长王宇开始对企业敲警钟，他说：取消配额对纺织业来说更多是象征性意义。商会一直提醒企业不要盲目乐观，原来还有固定渠道固定数量出口，随着入世后外贸管理体制日渐宽松，参与企业鱼龙混杂，有很多潜在危机，一旦对方抓住把柄实施市场限制，可能还不如配额时代。

　　王宇在不久前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进出口商会近几年一直在向企业界提出警告，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业界主流的声音还是认为配额取消是一大利好，尤其是以前没有配额的企业，憋足了劲增加生产能力，期望在2005年后好好赚一把。

　　到2004年上半年，纺织服装行业投资达到了高潮：1月-7月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132.7%，是2003年同期增速的1.5倍。进出口商会的一份报告就此提出：投资热导致出口竞争更为激烈，出口价格持续下滑，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一再受到挤压，并为外部贸易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留下隐患。

　　商务部也已经开始在一些场合强调纺织企业要重视提升产品结构，创建自己的品牌(目前多数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还是依照客户设计好的样子做简单的加工)，避免恶性竞争，但是也难见成效。

　　对于难以遏制的投资热，桑百川的判断是，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调整结构是投资大，风险也大，而依靠成本优势搞简单加工则见效最快。

　　政府、商会缺少作为？

　　企业界听不进各种警告，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欧美设限的口实，不过，在近两年的纺织品贸易风云中，商务部和行业组织也显得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等行业组织，在2002年要求恢复针织布、胸衣和袍服配额的要求落空后，又在2003年7月提出对这三类纺织品实施保障措施的申请。11月18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不顾中方的反对，还是投票作出启动临时保障措施的决定，对中国上述三大类产品的临时出口限制随即启动。

　　中国外交部、商务部随后先后表示强烈的抗议，但是抗议没能阻止美方从12月24日起对中国三类纺织品实行为期一年的“特保”数量限制。

　　后来有报道说，2003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访华时，中美双方同意建立专门针对纺织品贸易的工作小组。2004年1月12、13日两天，工作小组在北京进行了有关三种纺织品的谈判。但谈判的结果外界不得而知。

　　再往后，1月23日起，商务部实行了一个类似自律的措施：对针织布、胸衣和袍服三类纺织品采用出口登记管理办法，对企业向全球出口的数量和出口单价实行“双挂钩”管理，无论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企业均需在出口报关前领取出口登记证，以规定的数量和不低于最低限价的价格出口。

　　这是中国纺织界第一次受到特保条款的打击，但结果似乎是平淡地接受。一年之后，当设限一年期满之际，美国又一次试图延长限制时间时，有媒体开始批评政府的无所作为，一篇报道说：自美方对我三类纺织品首次提起“特保”数量限制以来，我出口企业几乎没有任何自我约束，政府主管部门也始终未有相关的管理措施出台。严重的是，只要美方给定的增量提前用完，哪怕提前一个月，都会让美方业界抓到把柄，以“市场扰乱威胁”为名提起继续设限的请求。

　　其实商务部和行业组织在2004年也没少做事。前面提到的苏州市丝绸进出口公司的余志勇对记者说，2004年一年里，他参加的商务部、进出口商会等部门组织的会议就有好几次。这样的会上经常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要求对国内纺织品行业加强调控，另一种则表示反对，认为不该过多干涉行业发展。于是商量来商量去，一年下来，也没拿出什么实际的措施。

　　这一年6月，欧盟发起了有史以来对中国纺织品提出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4.8亿美元。针对的是从中国进口的“第35类纺织品”(即化纤布)40多个税号下的5个税号。

　　另外，王宇向《中国企业家》介绍：从去年4、5月份温家宝总理访欧、吴仪副总理访美，中国分别和美欧建立了纺织品贸易磋商机制。

　　根据这一机制，中国商务部和进出口商会分两线作战，分别和欧美的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展开若干次磋商。从可以接触的资料看，这样的磋商往往都透露出危险的信号，但中方却缺少相应的有效对策。

　　拿与欧盟的磋商来说，去年9月8日，第一次中欧纺织品业界对话会议在布鲁塞尔欧洲纺织协会(Euratex)总部召开。受商务部指派，进出口商会为中国纺织业界组团单位。《中国企业家》查到的一份进出口商会与欧盟磋商之后的报告，显示了双方在贸易领域的强烈分歧：欧方认为中方对欧出口增长过快，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价格急剧下降。欧方认为中方企业利用不公平手段，包括政府补贴、银行低息贷款、出口企业亏本低价出口以抢占市场。如果2005年配额取消后仍是这种现象，欧盟企业将不得不申请政府使用特保手段，希望中方能自主控制出口增长速度在5%-8%(实施特保限制要求的增幅是7.5%)幅度内。中方则解释了中国出口增长的原因：产业链完整，技术升级，管理水平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等。

　　可以看出，欧美有了入世条款对中国的限制，显得胸有成竹。本应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分阶段取消的配额，但他们一定要等到2005年1于1日再集中取消，这样自然就引起进口中国纺织品数量的激增，这恰好又成了限制中国纺织品的好借口。王宇就认为：他们推迟取消配额，百分之百是有意为之。

　　谈判发展到今年5月份，虽然中国政府到5月20日还做出在6月1日开始增税以减缓出口的决定(国内许多企业由此抱怨政府过于仓促)，但业界几年前就担心的尖锐冲突还是集中爆发了：

　　5月13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对来自中国的棉制针织衬衫、棉制裤子、棉及化纤制内衣采取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的决定。

　　5月18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以“市场扰乱威胁”为由，作出了对来自中国的化纤制针织衬衫、化纤制裤子、棉及化纤制梭织男衬衫和精梳棉纱采取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的决定。

　　5月23日：欧盟纺织品委员会通过了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17日的提议，同意对由中国进口的T恤和麻纱启动“紧急特保”程序，要求与中国方面就这两类纺织品的进口问题进行正式磋商。

　　5月23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宣布，再次对4类中国纺织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

　　5月30日，中国决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纺织品出口关税作进一步调整，共对81项纺织品取消征收出口关税。当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薄熙来部长在会上批评欧美的政策，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这以后，又是新一轮的谈判。

　　专家解读

　　纺织品罩不住冲突的范围

　　美国的贸易政策无疑是失败的。它所努力维系的霸权地位，反而成为日后继续前进的绊脚石

　　文/宿景祥

　　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弓弦，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近年来，美国越发关注国际贸易问题，并且感觉到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确实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种关注，原本是合乎情理的。但在美国，贸易问题常被用作一种爱国的借口，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美国已经将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炮瞄准了中国，当美国国内经济形势越严峻、国内政治斗争越激烈之时，同中国打贸易战的危险也就越大。

　　6月2日，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来华紧急磋商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但重点却谈知识产权问题。美国方面既然无意拿出具体意见，当然也不可能取得实际结果。不过，这也清晰地表明，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远不只是纺织品问题。6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国家国防部长会议时发言，把中国定性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发展态势都与其政治体制不同步的国家，声称：“如果中国打算完全满足中国人民所渴望得到的福利和好处的话，中国最终必须接受某种形式的开放和具有代表性的政府。”

　　下个目标是人民币

　　从美国国内的情况看，事实上，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国会反对中国的情绪一直保持着高涨的状态，提出了多项专门针对中国的议案。2月9日，来自弗蒙特州的众议员桑德斯提出了一项议案，提案名是《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整个提案内容只有一款，准确地说就一句话：取消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贸易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石，如果取消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其后果之严重将不可想像。但就是这样的一项提案，却也得到61名众议员联名提交，包括45位民主党人和16位共和党人。

　　5月10日，参议员斯诺维提出了一项名为《2005年公平货币措施法》的议案。这项议案是作为《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调整法案》的修正案提出来的。议案的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修正汇率操纵的定义。按照原来的定义，如果一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上按照一个方向大规模干预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可被认为是货币操纵。按照新的定义，美国“财政部长可以根据任何其他因素或综合因素，来确定一个国家是否操纵汇率。”其二，如果该议案成为法律，在实施90日之内，财政部长应进行一项调查，并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贸易盈余的报告。“财政部长应审查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盈余，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盈余是否有所不同。”

　　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尽管这项议案如此直白，毫不掩饰，但却并不是全然没有机会获得通过。一旦成为法律，它就相当于责令美国财政部，根据“任何其他因素和综合因素”，判定中国进行汇率操纵。更直接的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新近提出一项议案，内容是如果中国不调整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就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课以27.5%的关税。对这一提案初步的投票表决结果同样令人吃惊，有67名参议员投了赞成票。

　　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了1970亿美元的产品。以目前30%的增长速度估算，今年从中国的进口额将达到2540亿美元。如果对这些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关税总额将高达700亿美元。美国几年来一直抱怨中国人民币汇率偏低，要求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试图通过制定这样的专门法律来迫使中国改变汇率制度，真的是匪夷所思。

　　美国经济的“精要”之一是借债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60多年前就相信，一个国家一旦取得了霸权地位，它在经济能力上就几乎无可避免地会走下坡路。威尼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都曾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过优势地位，都曾经历过从生产、流通到金融逐步衰落的顺序。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或许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霸权国家。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已经经历了从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的转变过程。今天美国的这种霸权，主要表现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美国有能力实行单边主义。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生产领域，美国已经不再具有过去的优势。贸易赤字持续而急速地扩大，是美国经济衰败最直接的反映。

　　去年的美国贸易赤字再创历史最新纪录，达到了6659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5%。今年3月份，美国的进口比出口多出54%。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最终压迫日本达成“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时，美国的贸易赤字占GDP比重约为3.4%。按照目前的趋势，今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可能会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5%。换句话说，目前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其严重程度比80年代时要严重得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理应向世界源源不断地供应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但事实上，美国去年出口的商品中，只有两类增长：其一是垃圾。美国出口了更多的废报纸、瓶子、易拉罐和废钢铁。这些垃圾被亚洲和拉美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吸收，经过加工增值，再重新出口给美国。

　　美国的第二类大宗出口商品，或者说世界上最大一类出口品，就是美元。这是美国的特权，它依靠自己在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特别是美元的特殊地位，从世界经济中牟取剩余。这正是美国经济眼下的“精要”之一。它不分畛域地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无限期、无约束地负债运转。在美国，负债经营日益成为一种全面性的现象：政府增发国库券，公司增发股票债券，居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住房，学生借款上大学。整个国家将负债经营视为当然，在法律上竟然也行得通。

　　美国的贸易政策无疑是失败的。它所努力维系的霸权地位，反而成为日后继续前进的绊脚石。为了维系自己的存在，美国不得继续出口美元，经常账户赤字每分钟增加130万美元，每天从海外借20亿美元。美国不乏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这是一种发疯的行为，是不可持久的。但许多政治家、政府高层官员和经济幕僚，却总是倾向于把这一局面的形成，归咎于贸易赤字本身，归咎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措施。这样的说法对一般公众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因为它们看起来似乎颇有道理。政治家们发现，作为政治工具，把极度复杂的经济问题归结为国际贸易的说法也极为有用。而政府高层官员们逐渐都统一了思想，也很容易按照这一信条处理问题。

　　中美贸易战的性质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话：“美洲及东印度通道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辽远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今后，此等地方的人民，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只有这样，才可以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初发表于1776年。距离美洲和东印度通道的发现，已经过了270多年。但斯密认为，这二三百年不过是“短时期”，其影响势必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国富论》的发表迄今又过了近230年。今天，我们可以感觉到，斯密所说的“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彼此“相互恐惧”、“相互尊重”，正在“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中国目前所承受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世界各国中最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在1995-2004年间，全世界15.5%的反倾销案是针对中国的。仅去年下半年，美国针对中国产品提出的反倾销诉讼案就有25起。但这些重重阻碍，并没有能够真正遏止住中国的出口。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倍，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2.5%上升到6.7%。

　　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的力量来自于内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逐渐建立起了较完整的经济体系，积累了雄厚的工业基础。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有了巨大的改善，国内拥有庞大的市场。因而，几乎任何一种产品都可以相当大的规模进行生产。

　　美国试图对中国开展贸易战，所反映出是另一个更根本性问题。亚当·斯密的朋友、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早在1758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的是：当工业革命先驱者的成功在欠发达国家引起“骚动”，后者起而模仿，同时具有低工资的优势时，那些率先开创大规模贸易技能、利用专业化改进了“机械工艺”的先驱者会怎样面对？用今天的话说，发达国家究竟会如何面对经济上新崛起的国家？

　　休谟说，传统上的先驱国家，本能的反应是将后来者扼杀在摇篮之中，以避免竞争的加剧。但休谟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先驱者势必会无法保持它们的“勤奋和文明”。如果它们能够奋发前进，鼓励和扩大双边贸易，维持一个公平开明的贸易制度的话，它们本能从中获益，并继续保持站在前列地位的机会。但是，从美国所发出的大多数信号都在表明，美国没有面对现实。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