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格局的调整 每个国家都要付出代价

　　不要指望出口产品到了高端就没有贸易摩擦了，那时对象会变成发达国家，较量会更激烈

　　访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海闻 实习记者 曾娜

　　《商务周刊》：此次纺织品贸易争端，是否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越来越对现有世界贸易格局产生威胁，中国和世界都将为之改变？

　　海闻：不是威胁，我认为，应该说中国对其他国家产生“挑战”。中国的出现和崛起肯定会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影响，世界各国面临如何适应这一新局面的问题。当然在适应的过程中，会产生矛盾，这是正常的。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制造品生产大国，这不仅是对发达国家同行，也是对发展中国家同行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带来的问题，需要从两方面解决：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在对外经贸活动中要更好地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行事，也要学会照顾别国利益；二是其他国家需要做的，他们应该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学会适应中国发展带来的变化。

　　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国家同类行业必然形成一种挑战。面对挑战，他们要么提高其竞争力，要么选择放弃，转向其他的行业发展。欧美的纺织业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都会面临这种选择和调整。世界贸易格局的调整，每个国家都要付出代价。

　　《商务周刊》：中国要想真正发展自身的贸易实力，以后和欧美还会有其他不可避免的贸易冲突，那么中国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守住哪些底线？

　　海闻：这里没有绝对的概念，主要视具体的利益状况而定。比如，中国在加入WTO谈判时，就确定了几个行业必须守住，如金融、通讯等。这主要出于对国家利益及行业利益的综合考虑，觉得这几个行业暂时不能完全开放，但有个时间表，慢慢开放。从这次人民币汇率争端来讲，人民币目前绝对不能升值，这是原则，也是底线。但并不是说永远都绝对不能动。很多的原则和底线都是相对的，都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则是国家利益。要考虑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平衡，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如果会引起国家经济衰退、社会动乱的绝对不能做。美国也是这样的，政策的实行与否也主要会考虑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美国现在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有政治的压力。但假如美国真的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引起了他们老百姓普遍反感的话，美国肯定也会撤回去的。因此，所谓绝对和不绝对，最主要的是国家综合利益平衡的问题。

　　《商务周刊》：国家综合利益如何平衡，中国能从原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借鉴什么呢？

　　海闻：在听取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之后，由政府进行分析判断。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有人认为不该升，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该升，中国也确实有部分利益集团需要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判断升的利弊。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美国的行为，如果美国真的急了，说如果不升值就断绝贸易，这就需要衡量升值和与美国不进行贸易哪个损失更大。

　　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似，都是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只不过中国的规模更大。四小龙都是小经济体，再怎么出口也不会对美国造成很大威胁。而日本崛起过程中，确实对美国、欧洲带来压力和挑战，所以它们之间的贸易摩擦大一些。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的态度是顶得过就顶，顶不过就放。有些经验值得学，比如适当的妥协和开放；有些做法却不能学，比如日元的升值就不能仿效。

　　我们可以从日本、韩国借鉴的经验教训是：在贸易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协调地开放，不要等到矛盾积累多了，形成冲突，才在别人在强迫下开放。中国有一些理念需要变。重商主义的影响还很大，认为出口是好事，进口不是好事，这是不可取的。

　　《商务周刊》：WTO的主要原则是自由贸易，矛盾双方一向对此理解不同，自由贸易的原则在当年美日以及现在的美中摩擦中表现一样吗？我们应该怎么办？

　　海闻：自由贸易的原则大家都是赞成的，所以在摩擦中都指责对方没有实行自由贸易，这其中还有个均衡贸易的问题。日本早年对美国贸易顺差巨大，美国就说日本人不开放，政府干预。为此设定了一个VER(自愿出口限制)来限制从日本进口汽车。同时，美国通过联合其他发达国家的办法来压日元升值。现在中美之间的摩擦也是因为贸易的不平衡，美国同样指责中国政府操纵货币，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中国也认为美国实行保护主义，既对中国的产品实行不公平的反倾销，也对本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实行限制。

　　当年面对美国的压力，日元升了值，结果是日本经济出现了将近10年的滞胀，尽管日元升值并不是所有的原因，但绝对是重要原因之一。同样，如果中国目前人民币要升值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出口能力，并影响到宏观经济以及就业，对中国经济很不利，其负面影响很难估计到底有多大。同时也会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又反过来也会对中国不利。因此，我们必须顶住压力，保持汇率的稳定。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确实应该看到，我们离自由贸易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比美国的保护程度还是要高一些，我们现在还有开放的余地。假如到了真的完全开放的地步，美国再找借口逼也没用。

　　《商务周刊》：1990年代时日本扩大内需，房地产高速增长，导致了经济泡沫。中国是否应该扩大内需，减少目前的对外依存度？

　　海闻：日本是在日元升值后，出口不景气了才着手扩大内需。而中国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并不需要刻意扩大内需。再说，内需不是想扩大就扩大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购买力。当社会消费到了一定程度后，需求自然就可以上去。但一国在比较穷的时候，国内购买力比较低，需要努力生产和出口去赚外国人的钱。中国现在不是简单地减少进出口，减少对外依存度的问题，我们不应去限制进出口，而是应去掉一些原来刺激出口和限制进口的措施，应该将这些措施取消后让其回归到自然的状态。此外，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也并不可怕，尤其现在中国的贸易主要为加工贸易，承担外国企业的外包项目，在进口原料再加工出口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赚取的是劳务费，表面看似乎进口依存度大，实际上创造的附加值并不大。

　　《商务周刊》：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指责中国产品价格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提高到一个美国人能接受、又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水平？如果中国的产品高端一些，贸易摩擦会小吗？

　　海闻：如果是正常的企业行为，那当然要提价，为什么不提？我们现在是有一些不正常的行为，如相互间不计成本的竞争、各级政府鼓励出口、以出口多少作为考核政绩的指标，政府还制定了出口的增长指标，要求整个外贸系统努力扩大出口，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残余。随着改革的深入，民营企业越来越多，企业自然会根据市场行情和成本来定价，也会根据市场状况来决定投资和生产。

　　目前，中国仍处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应该急于求成，有些行业到了一定阶段自然就发展了。而贸易摩擦并不是只有出口低端才存在，到了高端，有可能摩擦更大。等出口飞机了，就不会有摩擦了吗？目前只有美国和欧盟出口飞机，他们之间的摩擦一点也不小。因此，不要指望出口产品到了高端就没有摩擦了。低端产品的贸易摩擦对象以发展中国家居多，而高端产品的贸易摩擦对象会变成发达国家，较量会更激烈。

　　《商务周刊》：1990年代日元的升值，导致了日本长时期的经济衰退，许多经济学家都说现在中国很像日本当年的困境，那么中国现在应如何选择呢？

　　海闻： 虽然中国和日本当年一样面对美国要求货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但中国现在与日本仍有不同。第一，中国还有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空间，因为我们的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我们的资本项目还基本没有开放。目前，人民币确有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大量的贸易顺差、外商投资中的净流入资本、大量的投机货币(2004年达1000亿左右)。在中国的美元市场上，供给在不断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不断增加。如果在自由兑换的体系下，升值压力可反映真实的市场状况，但目前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意味着外汇市场上另一半(需求)是被控制着的，卖美元是自由的而买美元受严格限制。这种情况下，美元当然跌，而人民币就自然有升值的压力，但这种扭曲的市场上的美元价格并不反映美元的真实汇率。如果说当年日本面临的升值压力确实反映了其市场状况的话，我们现在的升值压力则是在市场没有开放的情况下的压力，并不真正代表市场汇率，人民币是否高估还不一定。其二，日本当年是顶不住美国的压力，而我们现在是顶得住的。1980年代冷战阶段，日本仍然极端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一旦美国真的不答应，日本将损失很大，但中国现在政治经济各种关系要比日本当时更加独立自主，更加强大。第三，日本当时并不知道升值后出现的严重后果，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日本人当年的教训。

　　人民币一旦升值所带来的金融不稳定性以及对经济的损害，都是目前无法控制和估量的，因此我还坚持人民币不能升值的观点。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事也必须做。我认为至少有两件事可做：一、采取措施增加从美国进口，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以减少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借口。这种人为的进口增加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损失，但这种损失和花费是可控制和估量的。花个几百亿去买东西，哪怕买得确实亏本，也比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小得多。再退一步，实在不行就征税吧，只会影响我们部分产品的竞争力，只意味着贸易中的一部分价格上涨，不会影响其他产品；但一旦人民币升值，则所有的出口产品价格都将上涨，损失就更大。两害相比取其轻。二、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改革。人民币自由兑换成外币，即人们可以自由买卖美元，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早晚要做。一般来说，一国货币实行自由兑换时都会贬值，我们可以用实行自由兑换时的贬值压力来冲抵现在的升值压力，从而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现在是人民币实行自由兑换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