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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动机
当下能源消耗就像一匹脱缰的奔马，让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倍，我国的年能源消耗量是日本的10倍，是美国的5倍。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发达国家过去需要将近200年才能实现的成就，导致资源与环境问题在很短时间里集中凸显出来，对维持正常的中国人居
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严峻的环境与资源形势不容中国再沿袭粗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我国正逐渐清醒认识到不平衡发展带来的隐忧。在去年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展循环经济被一再提及。
发展循环经济的迫切性在哪里？如何破解能源危机与广东重工业化冲突？该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在此推进过程中，政府、企业应该怎么做？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及广东的权威专家。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怎么走
长期以来依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使资源环境付出巨大代价，资源紧缺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我国正逐渐清醒认识到不平衡发展带来的隐忧。在去年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展循环经济被一再提及。发展循环经济的迫切性在哪里？该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在此推进过程中，政府、企业应该怎么做？近日，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高级研究员陈耀。
新一轮重化工业加速与资源不能承受之重
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您就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提出过不少建设性意见。我们注意到，去年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倡导要走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您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取向意味着什么？
陈耀:中央目前提出的“发展循环经济”比我当时主张的“建立和发展现代生态工业体系”在政策外延上更宽广、更深刻。实际上，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怎么走是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目前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信息化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而我觉得，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趋势看，还应当看到另一条并行的途径，这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建立和发展现代生态工业体系。中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我们传统的、线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合新一轮重化工阶段的趋势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们已经进入“新一轮重化工阶段”，您认为它有哪些基本特点？
陈耀:我国的工业化之路经历了几个阶段。“一五”搞过重工业，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调整为轻工业化；之后重新调整为重化工，但到了90年代由于能源失衡又有所放松。
我认为，相比于之前的几次重化工业阶段而言，本轮的特点明显不同。首先是，本轮重化工业趋势完全由市场需求拉动起来，而不是从前的那种计划因素造成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次是民营资本的介入，不仅使得我们的工业链条加长，而且增强了它的竞争性、灵敏性和抗风险性。
记者:那么，您认为上述基本特征与发展循环经济有怎样的联系？
陈耀:我认为，当前居民对于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的需求及其升级，无疑都会把“重化工”推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按照目前这个趋势，我判断，新一轮“重化工”阶段至少要持续10年时间。
消费的升级不仅带动了下游市场的繁荣，更拉动了企业对上游原材料的强劲需求。我们不难看到，自去年以来，工业化加速与资源、能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和谐的声音。在寻求化解这种矛盾的途径的同时，更需要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的能源状况，还有从前的工业发展之路是否有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
资源紧缺与环境约束拷问未来发展之道
记者:2004年，全面紧缺的煤、电、油、运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它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烦恼。在有过了这些经历之后，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资源紧缺这个看似遥远的忧虑原来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
陈耀:近两年来，我对煤炭、石油等工业资源作了一些深入地研究，对于你上面所描述的情形自然是感触更深。
主要的发达国家在重化工业时代都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然而，我国现阶段已经丧失了用这种模式发展的条件:钢铁、铝、铜、石油等主要生产资料已经不能自给，又遭遇能源瓶颈制约，环境也呈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态势。这就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旦没有了这些资源、能源，我们该怎么办？
无论是从我国自己的实际耗能情况，还是结合一些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来看，我国确实已经成为一个超级能源消耗大国。自去年以来，这种态势在我国更加凸显。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工业发展迅猛、人们消费强劲，但它同时也反映出我们与资源、能源之间的关系正在与日俱增。
记者: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是怎样的？
陈耀:就我了解，是要力争到2010年建立起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力争届时使我国消耗单位资源的GDP产出率比2003年提高30%；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17%；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70%；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提高60%；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废物利用率达到70%；城市生活垃圾增长率控制在5%左右。
记者:从这个渐进的规划看，要实现从企业小循环到区域大循环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您觉得在此过程中，企业、政府需要怎么做？
陈耀:发展循环经济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有了循环经济理念和循环经济体系，城市将以最节约和最高效的方式运行。但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如何将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我认为，一定少不了中央和地方的联动、还包括各个部委之间、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在当前发展循环经济的进程中，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大力促使生态工业体系、生态农业体系和绿色服务业体系共存、和谐发展。譬如，在建设生态工业体系时，要合理选择或者摒弃冶金、煤炭、石油、化工、建材、造纸、食品等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适合搞就地深加工的就不要分散产业群组，集中布局、集约空间，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降低交易成本。
这种发展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走起来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积极推动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本报驻京记者 郑子轩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需三剑齐发
面对经济发展中如影随形的高消耗、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中国正在寻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变，走节约型发展道路。
但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何处着手，发展中国的循环经济？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循环经济的学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左铁镛。
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发展
记者:据了解，您是在中国最早提出循环经济的学者之一，您能不能谈谈当时提出“循环经济”初衷？
左铁镛:我以前是研究材料学的，但是在研究中我越来越发现，中国必须发展循环经济，这是解决能源瓶颈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唯一途径。
中国不仅是材料生产大国，又是消费大国。2003年我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和第二石油、电力消费大国，同时消耗占世界当年消耗总量近50%的水泥、35%的铁矿石、20%的氧化铝和铜，但是我国只创造了占世界4%的GDP。
由于我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等原因造成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使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
事实摆在眼前，如果不重构节约型和高效率的循环经济体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的资源就只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风险很大，国家经济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
记者:您在刚才的谈话中提到，经济体系需要重构，在您看来，这个重构需要从那几个方面着手？
左铁镛:目前情况下，解决的途径主要有三个:首先是加强公民的道德观念；其次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制度；最后，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核心作用。
目前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其实质不是单纯的经济和技术问题，也是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问题。要解决面临的危机，人类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创建以保护地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环境伦理和生态文明。
只有积极开展循环经济宣传、教育和培训，把与发展循环经济密切相关的生态环保和资源节约活动逐步变成全体公民的责任意识和自觉行为，循环经济才能开展好。
实施循环经济不能光靠政府的倡导和企业的自律，更需要提高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改变公众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提高对再生产品的认可度，提倡绿色消费。
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法规制度
记者: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人们意识尚未完全普及的情况下，什么方式是最能有效地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左铁镛:在我看来，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它能有效地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是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立法，让政府各项政令和措施有法可依，生产者和消费者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核心作用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第三个建议是从技术层面上考虑。如果从技术层面上看，我国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左铁镛:从技术层面上看，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问题主要产生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消耗增长过快；二是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三是资源再生化率不高。
无论是单位GNP资源、能源消耗率，还是矿产资源的回收利用率，都与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发展循环经济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即资源消耗的源头减量化)，而工业物质的循环效率是整个循环经济的核心。因此，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建立符合国情的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
记者: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情况下，怎么解决您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左铁镛:要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在源头和生产过程中大幅度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和有关大学以及研究机构都长期坚持这方面的研究，形成系统的基础数据资料和先进理论方法。比如，各类废弃物的产生、排放、综合利用统计，资源保证和生态环境变化的统计与评估，全社会物质流的统计与核算，各种材料运输方式及服务的物质集约度和环境综合影响系数的测算与评价等，不仅是微观方面开展生态设计，开发资源和环境友好型产品，也是国家从宏观方面制定循环经济政策法规和计划的重要基础。
本报驻京记者 吕天玲
名词解释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以提高资源效率为核心、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为目的、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科学理念和经济增长模式。有人把它称为我国经济发展要遵循的一项重要长期政策。甚至有人认为，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线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
如何破解广东重工业化能源困局
当下广东正在雄心勃勃、快马加鞭地进入重工业化阶段。但令人不安的是，今年广东工业增速出现了明显放缓的情况，今年一季度，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外贸进口、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等7项经济指标增速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前所未有的。据各地反映，煤、电、油、运能源制约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很大。能源危机和环境承载危机正在压迫着广东。
能源危机和环境承载危机与广东重工业化冲突究竟会有多严重，有没有破解矛盾，寻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资源能耗达成平衡、和谐的途径？就此，本报记者与中山大学环境与生态研究院院长杨中艺教授进行了一番颇为沉重的对话。
对有效节能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记者:您如何看待今年广东工业增速和经济运行指标出现的波动变化？这对广东有何特别的警示？
杨中艺:能源紧缺是一季度广东工业运行增幅下跌的原因之一，但不一定是最深层次的原因。能源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广东省是一个能源贫乏的省份，能源消费90%以上依靠外省调入或进口。广东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惊人，2002年和2003年广东GDP比上年分别增长10.8%和14.3%，电力消费量却分别增长了15.73%和20.3%，均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显然与广东经济规模增长主要依靠能耗较大的工业增长这一特点有关系。据测算，广东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6%，上海为39%，浙江为40%，发达国家一般为50%，日本更高达57%。因此，在工业领域推行循环经济，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节能。一是调整工业产业结构，二是推行清洁生产。据测算，如果广东省10%的工业企业实现平均节能10%，将可节省标准煤884.7万吨，按每个标准车皮60吨计，相当于约15万个标准车皮的运输量。因此，应该采取措施支援企业大力开展以节能为核心的技术改造。在政府层面上，可以考虑以优化资源环境管理作为公共投资的理由，对有效实施节能的企业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同时通过加强自主研究开发和技术引进消化等措施强化节能技术的公共支撑能力。
不应发展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产业
记者:过去20年，中国曾经创造了能源消耗翻一番，GDP翻两番的成绩。但是现在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进入了重工业加快发展的阶段以后，还能保持这样一个水平和成绩吗？重工业化能耗需求与全球能源紧缺的矛盾将会导致怎样的影响？
杨中艺:据统计，1997年以后，在工业内部，我国重工业增长明显加快，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60.2%提高到2003年的64.3%。重工业具有资源消耗量大的特征，我国又恰恰是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广东省在这一方面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作为珠三角乃至广东全省，必须心中明晰能源以及其他战略资源是区域劣势因素，在决策发展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产业时，就应该特别慎重考虑能否确保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供应，尤其不应该发展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产业。
广东经济高增长靠谁来给养
记者: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种“三高型”经济发展阶段？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渡过这样的危机？广东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靠谁来给养？
杨中艺:技术进步是发达国家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当然，将其存在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解决问题的成本很高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全球工业发展过程中已经经历过的事件。中国作为承接这种产业转移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域，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不得不付出代价。我们应该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充分认识科技进步的重要性，投入更多的科技资源，在帮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节能降耗方面，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装备。根据国外的经验，应该大力扶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落实自1998年以来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使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有足够的资金，并与公共科研机构合作建立起技术创新平台。
尤其应该调整对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注重科学内涵和在解决经济社会问题中的贡献，强制性地杜绝单纯以论文作为评价指标的行为。
记者:面对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和能源危机这一矛盾，我们的未来是悲观的吗？现阶段广东应该实行怎样的能源观和能源战略？
杨中艺: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将“后发”转变为优势，这对于未来可能成为后发区域的政府是要引以为鉴的。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明确指出了我国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据悉，广东省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同时维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保持在较好的水平，即比现在要有明显改善，人均电力消费量必须降低到现有水平的近一半，单位GDP电力生产率必须提高到目前的8倍—10倍，能源的利用效率必须提高到现在的3倍，这显然是异常艰巨的任务，客观地讲甚至可能是难以实现的。
建议在以下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在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时将区域可承受的能源消耗总量作为决策的依据之一，同时考虑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及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现有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利用生态工业思想实现能源的充分、合理的利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工业发展的规划和布局；三是投入科技资源，大力发展面向未来的节能降耗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四是准确预测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度发展各种类型的能源生产和供应体系，尤其应该注重发展和扶持非化石来源(煤和石油)的新型能源生产和供应体系。
本报记者 郭逸晴 实习生 明洁
策划:张翼飞 郭逸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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