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克“包身工”

　　为耐克、阿迪达斯等世界名牌代工，原本是件好事。然而在跨国公司、合约工厂乃至当地政府对各自利益的“合理追求”下，工厂主成了压榨专家，高效率的流水线成了捆在工人身上高速运转并不断缩紧的紧箍咒。虽然与旧上海的包身工不同，但现代的契约不断降低着合约工厂的议价能力，再由合约工厂传导到工人身上，同样挤压着他们的血汗和忍受空间。

　　这是产业链自身逐步成熟的必然，还是产业外部的制度性压榨？在政府、跨国公司、 加工企业各方都能给出各自看似合理的解释下，为何会产生众多的不合理和悖论？

　　□记者 王强 胥晓莺

　　耐克公司受到了赞扬。因为它主动揭露了自己的代工工厂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

　　4月13日，耐克公司向外界公布了一份名为《2004财年耐克合作责任报告》，公开了其700多家海外合同制造厂的名称和所在地。在报告中，耐克公司承认，与其合作的海外合约工厂确有强制工人延时工作等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其中，耐克在2003年和2004年审查了569家海外厂家，发现南亚地区的工厂问题比较严重。有一半的当地工厂要求工人每周工作超过60个小时，其中超过10%的工厂对拒绝超时上班的工人做出过处罚；另外，报告还指出，很多亚洲工厂还限制工人在工作时间上厕所和喝水。

　　耐克这次主动公布供应链详细信息，外界反映积极。国际纺织服装皮革工人联盟(ITGLWF)秘书长Neil Kearney称，耐克的行动具有改革意义，“这样大家就能知道，耐克是否贯彻了对外宣布的公司政策”。

　　然而一直以来，对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合约工厂的情况，中国本土少有披露。根据报告，在中国内地，有124家生产商与耐克公司签订合约，为其进行代工生产，它们主要分布在广东、山东、上海等地，其中东莞一地就有近20家工厂。

　　与中国纯粹本土企业问题不同，类似耐克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约工厂所暴露出来的利益和劳工等问题，表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乱像。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和转型国家，其现实特质和复杂性很难让我们简单梳理出一幅清晰的图景和做出简单的判断。近日，本刊记者专赴广东省，辗转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深入采访，我们发现的是跨国公司、合约工厂、地方政府和工人四方纠缠在一起的利益麻团。

　　工厂的暂时平静

　　5月16日，东莞市长安镇霄边村的兴昂鞋厂门口，前来招工的人群坐在树下，相互打听着工厂的情况。平静的午后，很难想像一年前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工人骚乱。

　　去年3月到4月，拥有3万多名工人的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旗下的5家鞋厂中，有4家工厂由于工人不满自己的处境发生骚动，数千名工人卷入其中。

　　1991年由台湾迁至东莞的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最初只有千余工人，到2004年，它雇佣的工人已经达到3.5万名，每年为耐克、锐步等国际品牌生产近3000万双鞋，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

　　为兴昂鞋厂工人提供过无偿法律援助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武绍智告诉《商务周刊》，去年的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超时劳动、伙食质量差、减少甚至拖欠工资、雇佣未成年员工，所以很难不把这些为跨国公司做订单生产的工厂与“血汗工厂”联系到一起。“此事件也暴露出我国刑事立法上的漏洞。资方让工人付出了超强、超时劳动却又不给合理的报酬，克扣、拖欠报酬，如此影响工人生存的严重行为，《刑法》中缺乏相应的刑事制裁。”武绍智说，“再加上一些具体行政行为不到位，就造成故意克扣和拖欠报酬大规模发生，受害的只能是弱者或者说弱势群体。”

　　兴昂厂的状况不是个别现象，据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调查，在珠三角地区，92.04%的企业存在加班，近七成的企业每周加班时间超过10小时，有的甚至达到28小时。而高强度加班的同时是低廉甚至拖欠工资。据调查，1992—2004年，珠三角12年来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还赶不上2004年上半年食品价格的增长幅度。在深圳市的一次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

　　在采访中，一位工头指称，工厂里要么没有工会，要么设立的工会“只是在工厂向劳动部门申请加班的时候，代表工人敲上一个‘同意加班’的章而已”。

　　与兴昂厂工人的激愤行为不同，“沉默的大多数”选择了一走了之。2004年，珠三角喧嚣了20多年的“民工潮”第一次被“民工荒”所取代。据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报告显示，2004年珠三角缺口民工200万，缺工比例为10%，其中深圳缺工40万，东莞27万。

　　大量工人的“用脚投票”，改善了留守珠三角的工人的生存状况。为了留住工人，工厂普遍降低了招工条件，改善生产和生活待遇；政府则提高最低工资规定，并帮助工人追还拖欠工资；加工工厂的上游企业，那些跨国品牌公司，也加大了查厂力度，要求工厂改善劳工状况。

　　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FLA)东亚地区协调人葛友俐说：“无论是骚乱还是民工荒，都说明没有绝对的弱者，工人们用破坏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尽管这种破坏的力量是被动的。”

　　在东莞市长安镇，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告诉记者，这两年招工容易多了，工资福利也有所提高。几乎每个受访的工人都能准确地说出，今年3月份刚刚调整的东莞市最低工资提高了多少。还有一些工人会告诉你，兴昂厂好，纬球厂好，因为它们是做品牌的，不像做杂牌的厂，品牌厂有“人权”。

　　晚8点多，东莞市高镇路上的行人稀少，林立的工厂家家灯火通明，工厂对门的工人宿舍则黑漆漆一片。21岁的女工欧阳和她的伙伴们从街上漫步回来，她们都是裕元三厂的针车女工，今天是一位同事的18岁生日。工厂给她发了一张有总经理签名的生日卡，还有生日券，月底的时候可以和其他当月过生日的员工一起去领一份礼物。

　　台资的裕元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制鞋工厂，在高镇有几家分厂，给阿迪达斯、耐克等2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加工运动鞋，工人总数6万多人。

　　欧阳来裕元半年了，对现在的工作相当满意。她告诉记者，平时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双休，赶货的时候会加班，但加班时间不会超过2小时，加班的时候每周也能保证一天的休息。

　　工厂的伙食也不错，早餐有包子、馒头、面包、粉和豆浆。欧阳说，工厂里面“可好了”。有的地方“像花园一样”，她们的宿舍“像洋房一样”，8人一间，有电话，每个人有个带锁的柜子，一年四季有热水冲凉。“比家里还好。”她说。

　　周末的时候，欧阳会睡个懒觉，然后在厂里看看电视看看碟，爱运动的工人可以打打球，还有热心的工人参加义工团队，给大家免费理发、修手表。

　　扣掉200来块钱的食宿，欧阳每个月能领到八九百块钱的工资。比起以前在小厂做工，虽然每月能拿一千多，欧阳还是觉得裕元更好。“小厂每天加班到12点钟还算早的，哪里有周末，一个月就放一天假，发工资那天欢喜得不得了！”她手舞足蹈地说。

　　在工厂附近的大排档，欧阳吃着“像鸡蛋一样”的日本豆腐，知足而快乐。目前在东莞，许多为跨国品牌公司代工的工厂看上去是平静的。

　　耐克的责任感

　　工人与工厂主今天在东莞形成的平衡，不管是否是短暂的，至少说明耐克公司的努力起到了部分作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大量设厂，其中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工人的恶劣工作环境越来越引起国际的关注和批评，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以“耐克观察运动”为先导的反血汗工厂运动。

　　这些抵制运动给跨国企业戴上了道德责任的巨大压力。为改善外部形象，跨国企业大多选择以订立公司行为准则为第一步。耐克在1991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惯例和人权的基本原则，起草了公司行为准则，禁止18岁以下人员参与制鞋，禁止16岁以下儿童参与生产衣服，“除非有国家法规条例的授权”；超时工作要先通知员工，并须依照当地法规给予补偿；严格规定每工作6天必须有1天休假，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60小时。

　　1992年，耐克将这份公司行为准则分发到各合约工厂，此后对此准则定期进行评估和修改，它成为耐克公司对合约商在劳动与环境、安全与健康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耐克专门成立“环境、安全及卫生管理部门”，订立安全标准，在每家工厂成立安全委员会，并为在危险环境中工作的员工配备劳动保护用具。

　　1997年耐克开始采用的“SHAPE”，是其最早的监察手段，它为评价合约厂商在执行有关环境、安全和卫生等准则方面的表现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它通常由耐克各产品基地的员工在一天之内完成，可以描画出生产基地的总体状况。

　　2002年，公司以行为准则为基础，出台了领导标准条例(Code Leadership Standards)，其中包括13条人事管理标准、9条环境影响管理标准、23条安全管理标准、9条健康管理标准，这总共51条标准对行为准则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和说明。

　　2003年，耐克开始采用名为“M-Audit”(管理审察)的监管活动，与“SHAPE”不同，它主要是对工作管理实务做更为深入的评估以发现问题，具体包括现场视察、文件核查以及对单个工人、管理人员和经理的密访。耐克公司为此专门聘用了21位新员工，并对他们进行了监察工作方面的培训。耐克认为，现在这一手段不但是公司监管活动的基础，而且还成为公司认识与工作条件有关的问题及其影响的主要工具。

　　从2002年起，耐克公司还允许公平劳工协会(FLA)对自己的工厂进行不定期的独立抽查。FLA的独立调查是以外部视角来考察耐克供应链中各厂家的工作条件。每年，“公平劳工协会”平均要对耐克5%左右的供应商进行突然的独立调查。

　　耐克对劳工工作条件的关注与系统的规范措施，自然也影响到了中国，但它并未充分体现在工人身上。作为耐克的合约工厂，兴昂集团能感受到来自上游合作者的压力，但随着工时的缩短和工人休息时间的增加，厂方并不打算为工时减少支付代价。它承诺工资不减，前提是工人必须生产出同样多的东西。

　　事实上，工人拿到的工资平均少了100元。厂方将此归咎于工人效率并未提高，而工人们认为，工厂的出货量并未减少。一位东莞的业内人士也告诉《商务周刊》，工人工时虽然被要求缩短，但耐克等公司交给合约工厂的订单并未减少，而交货时间的期限却一再缩短。事实上，100元，正好相当于减少的两个周末加班日的报酬。

　　2001年，阿迪达斯在裕元启动一个提高效率的方案。工人们认为，工作时间确实缩短了，但更加辛苦，因为任务都精确地分配下来，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现在这些客户要求工厂30天交货，三年前同样的货交货期为60天，而10年前是90天。

　　合约工厂面临来自跨国公司的催货压力越来越大，而又不得不执行这些公司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保证利润的惟一动机下，最后受伤害的只能是最弱势的工人。

　　去年的东莞事件发生后，像耐克、锐步这样的品牌不希望自己的鞋与劳资纠纷联系在一起，他们集体向兴昂施加了压力，要求注重工人“人权”，但却并没有撤销或减少订单，也没有放宽订单的生产期限。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刚刚从兴昂鞋厂离开的四川女工董芳，在台威鞋厂门口等候招工。她在兴昂鞋厂做鞋面，属于流水线操作，不能压货，一压就会挨班长的骂甚或罚款。“但有时候织机坏了难免会压货。”流水线的工作让她觉得身心疲惫，“上厕所都必须找人替，一分钟都不能停的。一天如果工厂定了一千件工作量，就必须完成。”

　　董的丈夫在台威厂，她知道台威厂经常要加班，有时候能到晚上一两点钟，但比起每时每刻高强度的工作，她更接受台威工厂的管理方式，虽然上班时间长一点，但并不见得更累，关键是收入却会更高。她自动放弃了那些大洋彼岸的跨国公司们津津乐道的“工人权益保护”。

　　工厂主的两张报表

　　没有更多选择的工人们是容易满足的。在采访中，抱怨最多的是那些为跨国公司做代工的工厂主们。“来自耐克们的压力，来自政府的压力，来自工人们的压力，来自同行的激烈竞争，我们才是在夹缝中生存啊。”在东莞打拼了十几年的孙显明向记者诉苦。

　　孙显明是东莞常平镇一家港资毛织厂的经理。他最头疼的事就是客户(品牌公司)的查厂。这家企业通过香港的几家洋行给海外服装品牌做来料加工。要得到那些品牌公司的订单，就得先通过他们的审查，他们往往会委托香港的一些“公正行”来查厂。孙显明给记者拿出厚厚一叠资料，工商登记，社会保险购买的保单，12个月的考勤记录，安全生产、环保和消防证书……这些都是查厂时要看的内容。

　　在孙显明看来，硬件的要求不难达到，最让他犯难的还是工时、工资这些“软要求”。客户要求工厂生产必须符合《劳动法》，而《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超过部分必须向当地劳动部门申请。有了申请记录，加班时间一目了然，就必须按照《劳动法》给工人支付加班工资，平时加班需要支付1.5倍工资，周末2倍，国家法定假日则需要支付平时3倍的工钱。

　　在孙的工厂，工人加班和平时拿的工资是一样的，大概每小时3元人民币。工厂有两份工资表，给查厂人员看的必须经过换算，做成符合《劳动法》的加班工资。

　　这样的现象耐克在合约工厂里已有发现。《2004财年耐克合作责任报告》披露，一家中国供应商曾一再违反有关禁止超时工作和伪造记录的规定，调查组制定了整改计划，并且有耐克公司的三个业务部门协助工厂来执行这个计划。但经过6个月的努力，工厂的状况并无改观，因此该厂就被耐克除名。

　　客户查厂时还要求必须给工人购买保险。如果按照东莞的标准，给工人购齐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四个险种，工厂每月要为一个工人支付180元。孙有700多员工的工厂不算大，但每月交齐“四险”就是十几万，一年要100多万。而工人的高流动率，更让孙显明觉得这笔支出太不值。

　　但没有工人福利保障的资料，就拿不到品牌公司的订单。孙显明承认，现在只给五成的工人买了保险，大多是工作一年以上的，还让工人自己交1/3，工厂支付120元。

　　相比客户的“照章办事”，政府对工厂还是比较“宽容”的。孙显明介绍，如果不是客户查厂，工厂不会主动去政府部门申请加班、购买保险。“政府也知道企业的难处，不会严格审查。”他说，“即使现在购买了保险，政府也知道企业流动率大，并不要求全部参保。”

　　招工难和查厂的要求，提高了工厂的工资成本，而这两年毛织行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你不做别人可以做啊，常平镇、大朗镇的大大小小毛织厂不下几千家。现在报价都很低，低得你都不想做，但工厂开门总要维持。”孙显明介绍说，1990年代，一件20块钱的衣服能有六七块钱利润，后来只有三元，“现在也就才一块钱的微利了”。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工厂一年即使开足工，大概能做成衣150万到180万件，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一件成衣毛利大概两元钱，就是大概毛利300万一年。另外，现在工厂有两层厂房出租，一年大概有六七十万收入。后勤、行政人员的工资每月10万元，一年大概120万元。水电气、机器折旧、配件等皮费，一年起码几十万。这样，工厂一年的净利也就是100多万，差不多一件成衣一元钱利润。但是为了维持工厂正常开工，孙显明说有时候他们硬着头皮接明知亏本的单子，“而且去年有一单，因为交货来不及，走了空运，一次就花了80万。”他说，自己的厂子去年实际是亏了300多万。低薄的生产利润让孙显明终日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就跌入亏损。去年他就亲眼看到原来大朗镇最大的毛织厂，四五千人的卓荣，“说倒闭就倒闭了”。

　　实际上，即使这么微薄的利润，本身来路也有些不合法。在孙显明的工厂，现在工人平均每小时3块钱，每月平均工作300小时，收入900元。如果要补足加班工资，每个工人收入有3块：

　　1)平时工资：每小时3块，每天9小时，每月20天，即有540元；

　　2)平时加班工资：每小时4.5元，每天3小时，每月20天，这是270元；

　　3)周末加班工资：每小时6元，每天12小时，每月4天，为288元。

　　3块相加，每个工人每月应得工资1098元，即每月应多得200元左右。

　　如果按《劳动法》规定补足工人的加班工资，孙显明需要每月给每个工人多支付200元工钱，一年下来就是168万元。如果再足额缴纳700名工人的保险，每人180元，一年又是151万元。孙显明说：“这两块成本相加，就足以让东莞许多代工厂亏本。”

　　利润率连年下降和对低投资回报率的高度容忍，在制鞋业同样存在。同业竞争的加剧等原因，使耐克的合约供应链是不断变化的。2004财年，耐克新增了122家合约供应商，同时终止了与34家工厂的合同。耐克在报告中称，合约工厂的变化，部分是根据消费需求与倾向的变化而做出的，还有一些则跟工厂在产品质量、交货、价格以及合作责任方面的表现有关。东莞市当地的工厂主们普遍认为，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要么是耐克的代工价格比那些企业的成本还高，企业没法做，要么是企业压人员工资成本压得太厉害，工人都跑了，或者被耐克和政府查了。企业总是在这河边走。”

　　政府的支柱产业变化论

　　和代工厂的未来

　　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加工企业审查劳工状况，当地政府的劳动部门往往采取袖手的态度。对此，公平劳工协会(FLA)东亚地区协调员葛友俐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是缺位的，政府应该发挥更强的劳动监管作用。

　　但从采访看，也很难说地方政府无所作为，当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的时候，政府也感到委屈。

　　广州市劳动保障局张杰明局长告诉《商务周刊》，广州去年调整了最低工资，从510元人民币调高到684元，目前为止是全国最低工资最高的地区。张杰明表示，最低工资提高当然会导致企业成本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生产模式的产品和生命周期是否适合政府对当地的发展需求，这直接影响了政府对它的态度。

　　“广州的经济已经不是依靠那些对最低工资政策敏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张杰明说，“现在这里的经济不是靠洗发水和牙膏来支撑的，石化、钢铁、汽车、港口码头这些年发展迅猛。”

　　深圳龙安区龙华街道劳动管理办公室的谢秉波主任也表示，劳动密集型行业已不再是当地经济的支柱。1990年代初期，“三来一补”企业占到龙华经济比重的90%，1996年以后，龙华引进了富士康等几家高新技术企业，现在一个富士康就占到龙华地方经济的大半。产业升级给当地带来了明显的收益，据谢秉波介绍，1990年代初期，龙华每年税收才几个亿，到去年底已经达到20多个亿。

　　相对于广州、深圳，东莞的压力要大很多。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协会甘文传主任介绍，东莞市登记注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就有13000多家，占当地企业总数的1/4。东莞市的外来工数量也是珠三角地区最多的，据劳动部门统计有200多万，但甘文传称，据他们私下估计，实际人数应该在500万以上，而东莞当地居住人口为150万。

　　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一样，东莞市政府也开始考虑产业升级的出路。甘文传认为，东莞市目前的土地、生产生活成本、工资标准社保政策，已经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为继的阶段。

　　地区的产业升级就意味着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抛弃。张杰明的说法代表着地方政府态度的转变：“熬不住的是那些附加值低的，转移能促进地方的产业升级，很正常，而且也是好事。”孙显明很清楚的认识这一点——政府不会再扶持他们，也不再会有早期那些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了。

　　客户能否考虑到工厂成本提升的压力，给工厂一些生存的空间？孙显明对此也不抱幻想，“毛织行业不是什么技术难度高的行业，你不做，东莞那么多家厂会做，东莞的企业做不了了，内地的甚至越南、菲律宾的厂会做。”

　　耐克的代加工厂丰泰企业证实，由于越南的工资水平更低，今年耐克运动鞋在越南的下单量将会加大。耐克计划到明年年底，在越南每月生产鞋的数量达到302万双，而目前中国的生产规模大概为每月182万双，越南将成为耐克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

　　在国内，产业向低劳动成本地区的转移也正在发生，有些耐克的合约工厂开始把自己的工厂从东莞和江苏搬到江西，或者更加偏远的大别山区。

　　和几千家东莞的毛织厂一样，孙显明的工厂只做来料来样加工，自己不做研发，除了生产线工人，只有行政、财务等管理人员，没有技术和销售部门，香港老板也没有想过要建立这样的部门。

　　孙显明不想谈企业未来的发展，虽然他不是没有想过。“能怎么办呢？只有想办法多抢一些单子，把成本摊薄一点。”但是他也知道，其他厂也在这么苦苦维持，大家抢单的结果只能使利润更低。

　　去别的热土寻求更低廉的成本，也成为孙显明所在企业的选择。前年公司在江西赣州开了两个分厂，相对于东莞来说，江西的工资水平更低一些，目前一个工人在东莞900元一个月，而在江西700元就够了，税收和地价也更优惠一些。但是孙显明也表示担心，内地的局限性比较大，从劳动力来说，不像广东有那么多流动人口。招工可能会困难一些，只能从生手慢慢培养。他还担心内地也会有企业越来越多那一天，今天在东莞发生的一切，明天还会在那里重演。他摊开手，反问道：“到时候，我们又能迁移到哪里呢？”

　　作家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曾阐述了一个“崇祯死弯”的概念：“我们可以想像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而有了李自成之类的强大反对势力，人们利害计算的结果顿时改变，崇祯死弯的谷底被进一步抬高。”

　　耐克等跨国公司手执合同向它的代工厂一路压将下来，不断以生产订单转移模式从“无差别充分供给”的代工厂身上榨出利润，由于面临大量的可替代者，工厂主只要还能通过压低成本获得利润，他们都会选择忍受。然后，代工厂以同样模式，再不断从“无差别充分供给”的工人身上榨出利润，由于来自广大农村的工人缺少谈判能力，只要收入又高于在乡务农，他们都会选择忍受。这个时候，来自外界的批评和致力于保护工人福利的所谓社会责任准则，只是改变了坐在金字塔尖的品牌公司压榨的方式方法，并进一步将责任和成本转嫁给代工厂。虽然品牌公司的责任转嫁和劳动法规或有或无的压力，使工厂主的利润谷底因此而抬高，但更为弱势的工人身上表现出的惊人的压缩弹性，仍使工厂主尚未接近最后的临界点。自2004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致力于减轻农民负担，递减和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业产品价格，在乡务农收入的提高大幅度抬高了工人“谷底”——工人谷底临界点的提高，对于夹在中间的工厂主可能是灾难性的。

　　谁来终结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

　　耐克错了吗？

　　“随着东莞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来自上游的订单是否会减少？当耐克们没有了更多低廉劳动力地区选择的时候，这些跨国集团还能生存下去吗？”在东莞采访时，许多合约工厂厂主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耐克来说，这些或许并不是一个值得疑惑的问题。因为40年来，耐克的全球经营模式，主线就是合约工厂的不断迁徙。正是依靠这一点，耐克创造了令人炫目的业绩神话，而且这种神话还将继续在全球上演。毕竟在这个星球上，比东莞穷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很多。

　　耐克公司的巨大成功源于其创始人费尔·耐特(Phil Knight)在斯坦福商学院上学时逐渐形成的一种预见性策略，即在工资标准低的国家生产，把公司的钱都用到产品的营销上。耐克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也曾说过：“我们对生产一窍不通，我们只是营销人员和设计人员。”

　　这种模式也注定了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对低工资标准的刻意要求和地区选择。1964年耐克公司成立，也就是从这一年起，耐克开始了它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的全球生产订单的转移路线。

　　1964年成立初期，耐克是跟日本的承包商签约生产运动鞋。但随着日本当地的工资上涨，耐克把生产工序搬迁到韩国和中国台湾，1982年，超过八成的耐克运动鞋在以上两个地区生产。等到当地的工资也逐渐上涨，耐克开始瞄准东南亚国家。至1990年，大多数耐克的生产工序均搬到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内地。在东莞，像裕元和兴昂这样的大型代工企业，都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从台湾转移过来的。

　　一直低廉的劳动力和优惠政策保证了耐克的迅速膨胀，今天，这家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运动鞋的执牛耳者。

　　在早期，甚至就在几年前，耐克很少考虑其全球合约工厂里工人的工资待遇和条件的改善。随着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开始，耐克成为攻击和批评的目标。最初，当耐克公司碰到剥削劳工的指责时，它通常的反应只是愤怒与惶恐。公司的高级经理对一切指责均予以否认，并猛烈抨击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

　　但随着外界对耐克经营模式的批评越来越多，耐克的创办人兼CEO费尔·奈特在1998年5月一次讲话中不得不承认：“耐克产品已经成为微薄工资、被迫超时工作、甚至任意亏待工人的同义词。”

　　“没有一个CEO愿意把自己的公司与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一位接近耐克的人士告诉记者，耐克的高姿态更多的是出于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公关策略考虑。“重要的不是自己有道德，而是让别人认为自己有道德。”

　　对此判断，有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托马斯·巴梅斯(Thomas Balmès)曾执导过一部名为《中国制造》的纪录片，这部由英国广播公司和芬兰、法国的电视台赞助拍摄的片子开头，引用了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一句话：“企业的惟一社会责任就是赚取利润。” 他认为，对于全球市场引领他们去何方，它们不该有负疚感。

　　这一断言引来的是主张企业社会责任组织的批评，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耐克的全球经营模式带来的必然是生产地的劳资矛盾紧张和冲突加剧，在合约工厂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与耐克讨价还价的不对等形势下，大部分利润被跨国公司拿走，而成本压力最终只能转嫁到处于更没有谈判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工人身上。

　　流传业内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国家领导人曾见到一位耐克鞋的台湾代理商，问他在中国的企业办得怎么样，该代理商说，耐克鞋的7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领导人问，一双鞋在美国能卖到多少价钱，代理商说大约是160美元一双。领导人又问，那么我们中国能从每双鞋中赚多少钱呢？代理商说，大约只有3—4美元吧。台湾代理商的话让这位向以铁腕著称的领导人气得连饭都没有吃。可能他并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工人为耐克每生产一双鞋，拿到的却只有0.5美元的劳动报酬——这一数字在2004年之前更低。

　　“在不平等贸易关系和合约压力下，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个悖论，工厂在巨大的压力下，对于来自跨国公司们的工时和责任的要求，只能采取欺骗和弱者最后承担成本的办法。”葛友俐曾多次参加耐克的社会责任调查活动，在采访中她向记者强调，“跨国公司在把订单发包给合约工厂的时候，同时也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下推卸了，这是不公平的。”

　　“现实有非常让人绝望的方方面面，但要改变目前商业逻辑和市场逻辑，还需要时间。” 葛友俐说。

　　劳动力还能低多久？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还注意到，在耐克的生产模式下，制造工厂和地方政府都面临一个困境：工厂要随时面对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后的“用脚投票”，而地方政府也要面对工厂由于日益提升的各种成本压力后的“用脚投票”，在这一点上，工人和工厂主的选择权利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雇主在用脚投票的同时，还可以用手投票，他们与政府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在加班时间、劳动保险等方面的违法违规得到政府一定的默许”。

　　这对于像东莞这样靠订单产业发展起来的新兴制造城市来说，资本转移这种风险正在成为现实。而更现实的危险在于，“招商引资”至今仍是一些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产业升级虽然也时常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文件里和会议发言，但对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更愿意延续旧有的思路。“这只能会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最低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说。

　　在今年年初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有高层人士仍在特别强调中国具有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优势：“在美国每小时工资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在中国约是0.5美元。”

　　表面上看，劳动力价格超低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实际上这样的吸引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度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的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滑坡，劳动力价格的差异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差异接近，并成为绝对落后的劳动力价格的真实反映。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中国的低工资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使“垃圾产业”在中国逐步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

　　中国的贸易已经因此受到负面的影响。与发达国家贸易方式偏重一般贸易不同，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至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计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47%。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处于利润率最低的低端位置。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方式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利润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竞争力。

　　去年发生在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去年以来，国内的路风等学者一直在强调反思FDI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片面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偏重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些许利益，但在长期中却会面临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落后于人的“比较优势陷阱”。

　　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曾指出：“竞争力与廉价劳动力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产业竞争中，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作为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现。”

　　今天以廉价劳动力被看好的地区，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地区取代。在东莞和其他沿海发达地区，波特所说的现象正在发生。而更令人忧虑的还不在此，而是这些地区的产业升级并不理想，甚至还远未开始。

　　“比较优势”的神话必须打破。在中国这个巨大而复杂的新兴市场，假如劳动力低成本的经济忧患继续被扭曲性的解释为经济优势的话，那么，不合理和悖论仍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