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我们要习惯跟人吵架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本报驻京记者 邓瑾

　　美国人需要和中国吵架，这样做的目的很多，更多的则是一种安抚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姿态。我们要把吵架看做一种常态，不是纺织品，也会有其它别的。当年日本和美国的贸 易战打了几十年，中国将来也会是这样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

　　巧合的是，这次集体学习正发生在中国和美欧纺织品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此前一天，国务院宣布取消81项纺织品的出口关税。这些产品是美国已经设限或欧盟将要设限的纺织品。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也在这天召开记者招待会，批评美欧设限依据不充分。

　　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集体学习中指出，为了全面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当前要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参加了这次集体学习，并作了讲解。

　　本报记者6月3日对裴长洪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要把吵架看做常态

　　记者：中国纺织品和美欧的争端发展到这一步，您怎么看？

　　裴长洪：美国现在设限，只是个题目，并不是想解决其国内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可怜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担心他们失业，都不是。

　　总体来说，是美国需要和中国做点吵架的文章。但是吵架不能骂大街呀，得找题目，那正好就是纺织品了。因为现在有几样纺织品增长很快，又有个所谓242条款，所以纺织品这个题目现在恰好适合做文章。

　　吵架也是有原因的，中美贸易顺差比较大，中国外贸总额在入世后这几年从5000亿美元增长到1万亿美元。就这一点，就让有些人很不痛快，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各种舆论对这个问题都会有反应，政治上也会有反应，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讲“中国威胁论”。

　　美国人需要和中国吵架，这样做的目的很多。美国政府处理跟国会的关系，更多的则是一种姿态。因为美中贸易逆差比较大，有一部分利益集团不满意。中美贸易既养活和形成了一个对华贸易的利益集团，同时也有一些利益享受不到的集团。后者就有意见，美国政府也要安抚他们。怎么安抚？那就是和中国吵架，以说明自己很公正。但真要说掰开面子大干一场，买卖也不做了，那一伙在中美贸易中得利的利益集团他干不干？他未必会干。所以这要平衡。总的来说，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是美国政府平衡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需要和方法。

　　关键是美国政府需要吵架，没有这个题也会有其他的题。至于说吵到什么地步，那就要看吵到什么地步其国内安抚的工作做好了，这就吵完了。

　　人家抓住一两个例子跟我们吵架，也别看得太重，以后还得吵。要把吵架看做是常态，不是纺织品，还会有别的。

　　当年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战从纺织品打到汽车打了几十年，过两年就换一个主题。中国将来也会是这样。所以将来商务部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吵架，打官司。这极正常。

　　中国人不习惯吵架，我们只习惯大家意见都一致。我们要习惯跟人吵架，这没什么，吵完架还一起吃饭，一边吵架一边喝酒，这日子就这么过。

　　替企业办事的中介机构不生长起来不行　　

　　记者：在整个纺织品争端的博弈机制中，我注意到，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品协会发挥了重要的政策游说作用。而且在任何时候，他们的屁股都坐在了他们所代言的企业这边。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的纺织品协会更好地代表企业这方，并善于利用包括国外媒体在内的多种渠道表达观点，可能会发挥更大作用。您怎么看？

　　裴长洪：咱们的行业协会主要是官办，缺少真正的企业家之间的行业协会，这是我们的一个弊病。官办的协会还要，但同时替企业办事的中介机构不生长起来也不行。

　　然而，这类中介机构生长不起来并不单单是政府方面的问题，而是没人去做。因为民办的话首先要赢利，要养活自己，而民办的中介机构通常信誉不高。相比较而言，官方的信誉在中国社会里还是更高。而且中国社会目前的组织资源、诚信资源都是垄断的。所以，不是政府想不开，而是这个社会还不具备这种条件。没有这样的土壤，就生不出这样的机构来。还得一步一步来。首先得民营企业发展，然后分工进一步扩大，看有没有可能从这里面分离出来。

　　过去习惯这些事都是官方包揽，当然这也是阻碍行业协会发展的原因之一，但等官方不包揽了，你却长不出来。你长不出来，我(政府)又得去补台。我一去补，又产生依赖性，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

　　贸易摩擦一部分是民族利益，一部分是全球利益　　

　　记者：中国的出口额虽然增长迅速，但外资企业创造的比重超过一半。就拿纺织品来说，今年取消纺织品配额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量的70%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在享受了“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乃至市场准入后创造的出口，也同时增加了中国产生贸易摩擦的机会。今后，特别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在对待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吗？比如，我注意到今年的两税合一(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税负规则统一)就搁浅了。

　　裴长洪：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所占比重很高，这是事实，这也更说明现在的经济利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美国现在设限，既妨碍了中国企业的利益，也妨碍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利益。现在的贸易摩擦一部分是民族利益，一部分是全球利益。你做得过头了，大家都没好处。

　　两税合并暂缓也是有必要的。到底对外商的优惠政策怎么处理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吸引外商多来投资——因为毕竟现在吸引外商投资还是竞争性的——又要引导他们投我们需要的方向。所以优惠政策最好不要简单化地取消，而要差别化。你想要的，你给他优惠；你不想要的，他来也行，但我们不给优惠。

　　但到底怎么体现差别化这个问题现在还没讨论清楚，比如说具体到差别化税率，很复杂，得有个工作过程。另外这个想法是不是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接受，也还需要个过程。

　　中国制造业如何往价值链高端上走　　

　　记者：中国虽是第三大贸易国，但并不是强国。中国企业有比较优势的还是多集中在低附加值行业。但是我发现，现在中国整体要往价值链上走，路越来越难，因为面临的国际贸易约束很大———我们少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总是不断遭遇反倾销、特保等限制措施。你怎么看？

　　裴长洪：我们多数产品是低端产品，甚至相当一部分所谓高新技术产品，我们都是在价值链的低端，因为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

　　中国整体要往价值链上走到底是难还是易，关键是看你用什么眼光看。如果你用历史的眼光看，就不难。如果你想明天后天就进入高端，那是难。如果我们把2005年跟1995、1985年比是什么情况？这么一比的话，我们不是变化太快太大了吗？要不人家怎么害怕呢？你到国外看，哪有什么基建项目啊？人家几十年都那样。我们是几年就变了样。太快了，已经让人家很害怕了，你还要多快呀？

　　你觉得很难，是太急了一点。是难，过些年就变了，但是我们在低端占的时间要比日本、韩国的更长。

　　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这么不平衡，现在能进高端的有几个地方？即便珠三角、长三角，很多也是低端产品。很简单的组装加工。所以眼下是能高就高，低的也要。

　　高端要，没有高端怎么跟人家抗衡啊？光要高端，不要低端，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啊？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都不能舍，这就是挑战。

　　记者：如果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要做低端的话，确实也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有些产业工人的工资10年未涨。您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

　　裴长洪：我想劳动部门已经有法律，包括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企业有没有去落实。这里面一方面政府有责任，要推动，另外，也有一个企业主和工人的利益关系要谈判的问题。

　　当然，现在我们的工人可能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维权意识不强，但从另一方面讲，你不干还有别人干呢。

　　从政府来讲，确实是需要通过立法、行政等的手段，来促进对工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

　　记者：正如您所说，我们有劳动法，但问题是，实施得不够充分，也就法不责众。您怎么看？

　　裴长洪：管不过来，事太多，而且这种企业也太多了。珠三角、长三角一个县或一个市，劳动部门就那么几十号人，而这种企业成千上万，你说他就是一年365天马不停蹄、天天巡回检查，也检查不过来。何况他们还有其他的事要办。

　　所以这有待于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水平的提高，而不是靠政府管。法律的执行不是靠政府管能管过来的，政府只能抓典型。

　　法律得不到落实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原因，政府没有全部管到；一是客观原因，社会经济发展不具备落实这个法律条文的客观条件。我们有些法律是超前的，按照理想化的要求来制定的。但现实的情况是，黑心肝的企业主不少，有维权意识的工人不多，工人组织化程度还很低。这些都有待于社会整体水平的发展。

　　记者：这次美国贸易部长古铁雷斯访华，最主要的议题是“知识产权”。而我近期在欧盟采访得到的一个强烈信息就是，欧盟在今年年底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谈中，将在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方面给予中国巨大的压力。您对此怎么预测？

　　裴长洪：都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反正我们的市场已经在开放，无非是让我们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有些你也进不来。

　　无论什么开放中国都不怕。原来也挺担心的，怕开这个怕开那个，现在看什么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