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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少文
药品招标采购一直是让人头痛的事情，犹记去年3月间全国13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终止药品招标采购制度的声音，但似乎成效甚微。
此次深圳按照剂型招标结合国家发改委下发的《药品差比价规则(试行)》，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异型药”混乱市场的弊端。然而从其中出现的问题来看，能否起到降低药价的真实功效仍是一个悬念。
“一场招标中，到底谁代表谁的利益？有必要理清这样的问题。”此次深圳招标督导会人士反问。这里的“谁”可以细分为：招标人为医疗机构、投标人为生产企业和代理商、招标代理公司、管委会为医院专家队伍组成、督导会为卫生、药监、物价等部门人员组成。
抛开纷繁复杂的招标程序，如何来评判这次深圳招标新规则的意义？试看一下新规则能否改变药品招标历程中如下的硬伤：一是招标主体错位。医疗单位是招标主体，既是招标规则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医疗单位在采购上具有垄断地位。低价药“中标则死”的现象能否改变？二是监督主体政府部门的构成能否破除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格局？二是以低价位作为评标价值取向，加剧医药企业的恶性竞争，改规格改剂型后又要改什么？“低价中标”是否企业“越低价越赚钱”的混乱逻辑？三是“谁委托谁付费”，招标代理中介要利润，谁给中介这笔钱，这笔钱最终是否转移到消费者头上？
可以轻易地发现，谁来代表消费者的利益？
如扬子江药业招标负责人徐国祥经理向记者表示：“在议价的过程当中，议价的规则没有公布。本次议价是采用底价竞标法，但是关于底价制定的标准我们投标人并不明确，所以非常被动。从议价的方式来看，医院的地位更强势了。”
“引发争议，难以推广的最大阻力并非药企，而是医院，医疗体制问题。”这是药企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普遍的声音。
如此看来，规则之变与制度之变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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