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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的3类棉纺制品启动特殊保障措施；5月18日美国又宣布对中国的4种纺织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不久，美国又宣布对中国的纺织品加收惩罚性的反倾销税。5月31日，欧盟宣布将对中国的T恤衫和亚麻纱2类纺织品实行特殊保障措施，随后，南非、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国也纷纷宣布将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采取限制措施。一时之间，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几乎面临前所未有之“寒潮”。
现在，中国政府积极寻求应对之策，希望通过政府努力，解决有关的贸易争端。从根本上来说，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都属于政府之间的行为。如果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且已经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防范，那么，现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启动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中国政府应当提供有力的事实材料，充分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通过各种外交途径，维护中国纺织品行业的整体利益。
我们认为，面对纺织品行业当前的处境，中国政府与中国相关企业应当进行合理的分工，在多条战线上相互配合，争取对中国企业最为有利的结果。
首先，政府应当通过更加有力的外交策略，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改变目前居高临下的竞争战略，真正将中国置于平等贸易伙伴的地位。应当承认，目前的贸易格局是建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贸易规则基础之上的。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重视产品的价格与质量竞争的时候，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在专利和技术方面制定了严格的保障条款，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重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时候，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着力点已经放在了标准和制度方面。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总是有一种落后半拍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必须巩固自己在价格和质量方面比较优势地位，同时，中国政府必须采用各个击破的方式，联合其他受损害国家，迫使发达国家改变目前不合理的贸易规则，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所作出的不公平承诺所带来的损害。
从市场经济地位到特殊保障措施，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短短几年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磨难。这充分说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成果来之不易。面对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内的种种贸易壁垒，中国政府除了积极通过各种途径改变不合理的规则之外，还必须通过培训、宣传，提高相关产业从业者的规则意识，与此同时，还必须组织相关队伍，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咄咄逼人的贸易战。
其次，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应当彻底清醒，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走出来，共同应对国际市场上所出现的各种挑战。虽然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协会在引导和规范国内纺织品行业发展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现在来看，脱胎于行政机关的纺织品工业协会等纺织品行业协会并没有真正地起到关键作用。在出口渠道多元化，出口配额完全放开的情况下，不少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导致中国的纺织品在短期内对某些国家造成了事实上的冲击。
当前，中国的纺织品行业企业应当在政府的组织下，积极准备材料，在“特殊保障措施公众评论期”，发表有影响的意见，千方百计地影响发达国家政府的决策。除此之外，还应当建立分散投资机制，将目前形成的扎堆经营格局，改为分散投资机制。通俗地讲，就是通过在其他国家设立相关的企业，转移风险，规避发达国家的有关规定。
为了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纺织品大量出口所带来的忧虑和不安，我们曾经在5月20日调高了74种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多数产品的税率比原来提高了4倍。但这一做法，并没有避免欧盟和美国等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采取特殊保障措施。5月30日，商务部长宣布取消所有纺织品出口关税，这是中欧、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激化的表现。
当然，如果我们事先能够对中国的纺织品行业进行整体评估，并且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承诺的范围之内，引导纺织品出口企业逐步扩大出口，很可能会避免多数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特殊保障措施。今后，有关部门应该总结经验，在被动应对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反倾销指控和设置特别贸易壁垒的同时，通过研究和宣传相关的贸易规则，规范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
为期一年的特殊保障措施和12年之内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可能会对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带来灭顶之灾。即使中国的纺织品行业经过短暂地徘徊整合，渡过了这一难关，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措施，仍然会成为长期悬在中国纺织品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应当培养忧患意识，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行业协会，共赴时艰，确保中国的纺织品行业这个具有传统优势的行业，不会因为不合理的贸易保护制度而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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