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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调查的不期而遇触动了丝绸行业最为敏感的外围神经，类似的情况在很多涉案企业中陆续上演。而大多数丝绸企业却表现得相当平静，在29日的采访中，周永忠告诉记者：“反倾销调查的胜负，并不会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根本变化。”
丝绸企业反映平静
经历过重庆反倾销第一案的重庆嘉泰丝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虎认为，中国的丝绸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原料优势，这将是决定最后结果的重要原因。
据其回忆，2003年中国生丝出口遭遇印度反倾销诉讼结果失败。当时银行电话不断，大多是关注其贷款安全的，银行认为生丝出口被认定为反倾销后其企业的运营会深陷困境，刘虎认为持这样的观点是对丝绸行业国际贸易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缺乏认识造成的。
据刘虎介绍，当时印度方面作出中国生丝倾销的裁决，在外界看来似乎整个产业都要遭遇重创，但情况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糟糕。
在印度实施反倾销措施之际，其大量依靠进口生丝进行生产的企业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原料，大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危机，于是出现了停产、罢工等危机。当地政府逼于绸厂的压力，对生丝的进口条件作了一定的调整。与此同时，阻碍生丝出口的复查程度也与中方达成了一致。嘉泰的生丝销量在此条件下反而增加了。于是，关于公司陷入危机的谣言不攻自破。
“印度当地的气候决定了其生产的蚕茧属于多化性，呈黄色；而中国的气候条件下所生产的蚕茧为贰化性，呈纯白色。这从产业的源头决定要生产高品质的丝绸，就必须使用中国的原料，阻止生丝的进口对印度丝绸产业来说是弊大于利。”刘虎对记者说。
原料决定核心竞争力
西南地区丝绸出口量最大的丝绸企业祥飞集团总经理周永忠在近几年曾经对印度的丝绸产业进行过三次深入的调查，他发现在坯绸方面，中国的原料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印度提出的坯绸反倾销调查实际上对本国的丝绸产业链同样不利。
周分析，印度的丝绸产业同中国一样分为蚕茧、生丝、坯绸、成品绸缎四环。“在所有环节中，成品绸销售商最具有话语权。如果实行制裁，这部分利益群体很快会向印度政府争取话语权。”
祥飞集团市场人员向记者介绍了这样的产业背景。印度的丝绸零售产品分为加工复出口和民间消费两方面，“两者的比例为三七开。”丝绸的复出口程序一般是印度商人将中国进口的坯绸经过加工，赋予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然后转卖到欧洲市场，赚取差价。
在真丝成品类出口领域，印度在去年首次超过中国。但与之不符的是相对滞后的坯绸产业。印度丝绸厂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规模化程度不高。“当地的工人的工资比工厂管理人员要高出近40%，有很多作坊式仅有数台织机的工厂。”周永忠说。
而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恰好相反，大量的丝绸企业拥有100台以上的现代化织机，同时有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周以自己的工厂举例为证：“我们工厂的工人的工资比印度低。在祥飞的工厂中，都是上百台织机规模化的生产。国内像祥飞一样实行规模化生产的大企业决定了中国坯绸的价格优势。”
同时，由于印度的气候条件决定了蚕茧的种类，这从源头上也确认了当地的丝绸在质量无优势。于是，大多数的绸缎商为欧美市场获得价格优势，大量使用中国的坯绸原料。
不会造成较大影响
在这样的贸易环境下，周永忠认为外界对于反倾销调查的担忧过重。“从印度目前的丝绸产业结构分析，它的整个复出口产业离不开中国绸缎的进口。”
业内人士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使中国在此次反倾销案中败诉，印度也不会对中国坯绸的进口设立影响产业的门槛。因为“假如印度的工厂利用本国的原料生产复出口的成品绸，成本会大幅提高，且当地不能提供同等数量、质量的坯绸原料。”
5月30日，记者以印度绸缎商将会对此次反倾销案的持怎样的态度为题，对数名印度国内的商人进行调查后，印度商人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大部分印度客户认为：“无论反倾销最后执行与否，我们都别无选择的要从中国进口坯绸。我们对中国的坯绸有很强的依赖性，我们本国的坯绸生产主要还采用手摇纺织机，其产量、质量等都无法和中国的坯绸媲美。如果我们一旦停止从中国进口坯绸，那我们的丝绸成品出口数量也就会急剧下跌，将对我们的丝绸成品类产业造成伤害。”
选票是直接动因
一旦停止从中国进口坯绸，印度丝绸产业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原材料。由此，长期依靠中国原料进行生产的“大量欧美定单得不到履约，作为印度丝绸产业链中最具话语权的绸缎商会难堪重负，他们会将压力传达到政府，同时一批产业工人会面临失业的危机也会让印度政府陷于危机。”
然而印度贸工部的反倾销调查却并未停止。据印度媒体报道，“由于中国价格便宜的丝绸商品在印度市场销量大，印度去年自中国进口了9,258吨的丝绸商品，价值超过60亿卢比。”
根据印度中央丝绸局的统计，由于茧价下跌，卡纳达卡邦近年总共有49000公顷的桑园改种其它庄稼，此举造成印度丝产量减少3000吨以上。很多农民们要求政府对中国丝绸征收反倾销税。
一印度商人提供的资料称，2004年12月20日上任的中央丝绸局主席H. Hanumanthappa在上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桑园面积的减少问题时说，“中国丝绸的倾销直接影响了印国丝绸生产，只要中国丝绸涌入国内，工厂就失去了购买本国蚕茧的兴趣，蚕农就得不到好的收成，这直接导致卡邦桑园的损失，农民只能改种其他农作物。”
据其分析，印度政府显然明白对中国坯绸实施反倾销的利弊。“这些农民手中所拥有的大量选票是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直接动因。但为保护印度丝绸产业的发展，政府很可能选取一些折中方案。”
在业内，一些企业也对此次反倾销做出了各种预测。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由于印度本国的丝绸产量不足以支撑它的丝绸产业，所以针对中国的坯绸反倾销调查即使启动，也仅仅会采取与对生丝进行反倾销类似的“温和”措施。
而最为期待的结果，以祥飞集团为代表的企业认为是在国内丝绸企业积极应诉后，中方代表和印度中央丝绸局进行平等协商，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问题。
虽然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在反倾销案中能胜诉仍是丝绸大佬们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应诉态度各不相同
中国绸缎产业走到了风口浪尖，而丝绸大佬们却没有如人们之前所推测的“空前团结”，由利益决定的态度分化开始显现。
“虽然我们对此次反倾销有多种应对方案，但在一个已经成熟的市场上，如果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不应该放弃。”周永忠认为涉诉企业集体应诉是最好的应对方案。
“我们一定会应诉，即使是单独应诉，我们也在所不惜。”祥飞集团总经理周永忠2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祥飞去年出口的坯绸数量在800万米以上，其中有80%以上的市场是印度。我们在印度客商中受到相当的尊重，如果此次应对反倾销事件中失语，会在整个印度市场丧失应有的尊重。”
据其介绍，印度进行反倾销调查的范围是2003年4月-2004年9月期间，祥飞集团在此期间对印度的出口额为1000万美元，这是该集团成为应诉最积极角色的原因之一。
27日和29日，记者在对祥飞公司进行的两次采访中，其业务部经理屈梅正在搜集公司出口坯绸的应诉材料，同时正与北京的几家有名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接触。作为重庆应诉的“中坚力量”，他们认为有说服重庆涉案同行加入应诉行列的责任。
而作为重庆最大绸缎出口企业之一的重庆嘉泰丝绸有限公司，则表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不愿参加集体应诉。
重庆嘉泰丝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虽然绸缎出口是目前公司主要利润的重要部分。但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参加应诉，公司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难以得到印度方面的承认，公司加入应诉行业，不仅会增大整个案件的败诉可能，而且会浪费国家和企业的金钱。
刘虎认为，市场经济的确在反倾销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此次案件又是行业集体应诉，一些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得不到确认的企业不应该站到应诉者行列中。
两种不同的观点在 “涉案”企业中开始分化，一些小型私企也显得游离不定。一家对印度年出口坯绸金额不足100万美元的商贸公司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诉讼是全行业的事，会随大流而动，付出数十万的应诉费用对公司的发展到底会起多大作用还不得而知。“如坯绸出口因此遭受影响，我们还可以转而经营其它货物的出口。”
不懂游戏规则受挫
据刘虎介绍，在重庆丝绸行业遭遇印度提出的第一次反倾销案时，嘉泰丝绸收到了集体应诉的邀请。当时由于大部分丝绸企业对反倾销调查都不了解，嘉泰丝绸义无反顾的作为重庆惟一家企业加入到反倾销的集体应诉中。
刘虎告诉记者，当时像嘉泰一样认为不参加应诉就会损失业务的企业很多，于是有了两个让人尴尬的场面：一些在印度调查反倾销的时间段里根本没有出口的企业参加了集体应诉；80%以上参加应诉的企业是带有国有性质的。
在2003年的应诉中，由于律师团体也不成熟，整个案件的调查就是到成都填了两张表，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待裁决。最后是整个丝绸行业都败诉。
“这样荒唐的应诉结果自然只有败诉。”一家曾经参与当时集体应诉的企业业务负责人表示，败诉的原因主要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不了解。一些根本没有出口量的企业在看完了报告后才如梦初醒：自己参加集体应诉不仅白白浪费了高达数万美元的律师费，而且对案件没有任何帮助。
在再次面对反倾销诉讼的时候，应诉企业开始变得成熟。
“我们之所以不应诉是把机会留给一些能够提供生产成本、原料成本等原始资料的私营企业参加应诉，他们的市场经济主体更容易得到确认。这样胜诉的可能性会增大许多。”刘虎认为，加上杭州会议确定企业参加应诉的律师费用高达8万美元，“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没必要拉了后腿又花钱。”
5月30日，重庆市外经贸委公平贸易处长长顾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庆涉案企业冷静的应诉态度是其在应对反倾销调查中的一个转折。
“重庆丝绸行业中的大型企业在此次反倾销调查所持的态度表明，这些企业在面对国际贸易摩擦时，已经少了过去的盲目和稚嫩，大部分企业开始了成熟的应对。”
信报记者 林华强 报道 张秀良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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