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会诊联想总部搬迁纽约

　　早报北京专稿 韩江

　　总部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战略在5月25日的第八届科技博览会正式作为讨论主题出现，而刚把总部迁到纽约的联想，则成为“科技中国论坛：IT、电信新技术引发新市场”话题的主角。

　　总部和企业的发展战略成为一个企业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新兴话题。企业在选择总部的地址时，品牌的成长环境、信息、资金，包括地区的整体成本和经济环境都是企业考虑的因素。那么联想迁址纽约的意义何在？

　　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余钟夫，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英国道丰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中国北京总部基地董事长许为平以及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和上海奔腾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建国围绕这一话题，对联想的战略进行了一场外围的对话。

　　总部经济的涵义

　　杨重光：首先我想说一下什么是总部经济？现在学术界和理论界都有一些定义。其实用简单的词来讲，总部经济又是首脑经济、舵手经济、龙头经济。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企业的总部、企业的首脑、企业的决策机构和企业的精英最终经营企业的地方，而且这种经营可以得到相关企业、城市、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提供必要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总部经济生成的基础是城市的变化和企业的变化。企业的变化最明显的是企业的生产趋向于分散化，一个企业有很多的生产、制造工厂，有很多的车间，但是很分散。财务的高度集中，总部可以控制世界上包括地方的一些企业和分支机构进行加工，同时总部经济的生成也是有城市的变化。有国际化的大城市，也有中小城市和城镇。城市的变化适应企业的变化才有总部经济，总部经济根本上讲就是城市对企业的选择，企业对城市的选择，城市和企业的融合。一些国际化大城市不随着总部经济的发展，可能就要落空。上海和北京成为国际化大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也首先是这两个城市发展起来。现在已经初见成效了。我们现在做城市战略和企业战略上考虑，城市要发生总部经济，从战略上考虑，就要选择总部基地的那些城市，它的需要达到了这种水平，就应该使它的总部和城市的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

　　余钟夫：经济的变化、手段的变化，包括现在的通讯工具，可能以后会对总部的概念包括管理、运作方式产生新的内容，具体到底是什么样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在发展，经济也在发展，新的东西出现都是很自然的，以后我想对这些的研究会慢慢多起来。

　　许为平：大家一定要关注后发的潜在优势。我和瑞士银行的总裁访谈的时候提到了这样的问题，你想象有500到1000个这样的重量级的企业领袖，重量级的投资领袖都聚在一起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未来有一种不能让你想象的能量的巨变和爆发。实际上这么多的企业总部聚集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碰撞和他们之间所带来的巨大的能量是想象不到的，这种能量事实上尽管总部经济没有完全规模化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不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互动，不是一个业务员的互动，而是一个企业领导的互动，会产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资本运作和战略发展的互动，这种能量非常巨大。这个过程中无形的虚拟企业总部，自然要起到非常好的润滑剂。

　　汤敏：我觉得一个总部经济应该是一个能够非常具有包容性，如果一个城市想吸引更多的总部来，一定要有包容性，中国城市最好以国际的标准，用国际的惯例来做，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企业。

　　刘建国：我觉得作为企业选择就是一句话，怎么样使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更有利于企业的有序发展。

　　杨重光：如果企业是一条船的话，总部就是一个港湾，在你周游世界各大洋的同时必须要设定一个港湾停靠。

　　搬迁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为

　　余钟夫：第一点，我觉得联想这个企业总部的搬迁反映了当前国际范围内的总部资源的整合。大家可能都记得2002年曾经有关于联想总部搬往上海的传闻，我想这个事情迟早要来的。不是联想可能就是其他企业。它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反映了中国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一部分具备在更高的国际平台上竞争的能力。

　　第二点，联想企业总部搬迁，我认为总体上是一个好事。中国人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良禽择木而栖，这非常符合企业发展的规律。我想以后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总部越来越多的往纽约、东京甚至巴黎等国际城市搬迁，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真正腾飞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看到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些感触，联想这样中国的龙头企业走了，现在是临时总部，以后会不会是永久总部也不好说。这个感触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以总体的发展，民族经济的阵型和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第三，我们要有企业公民的理念。1999年财富论坛上，诺基亚CEO说了一句话，诺基亚去哪里，哪里就是最好的。这个就反映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公民的理念。

　　但是企业也有成本收益原则，联想作出这样的决定肯定计算了净收益是增加的，所以搬迁了。

　　许为平：我对联想搬迁的过程不了解，但是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如果是柳传志，也会迁到纽约去。重要的是联想总部不能仅仅在中国做事，必须要进行国际化，要在国际的高端而且是国际的最高端，无论是金融、信息、市场、技术、人才都要站到最高端，才能成为国际化最高端的企业，联想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联想，而是世界的联想。

　　余钟夫：企业总部的搬迁在经济活动当中是非常重大的，也是令人关注的事件。不仅是刚才讲的联想的总部迁址的问题，波音公司从西雅图迁到芝加哥，这反映出一个问题，从战略角度来讲，企业总部的搬迁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决策。很多企业在它成长发展过程中可能都经历过很多次的搬迁，我想不止一次。我们现在在上海、原来在温州的企业家，是不是仅仅搬了一次，也许不止，有些人从乡搬到县，从县搬到市，往大城市去，也可能最后走出国门。企业的搬迁是正常现象，只要是发展能力达到了，它总是要找到适合发展的平台。因为总部是企业的核心，一个大脑和指挥中心，这样的一个搬迁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为，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

　　杨重光：总部基地在哪里？我想应该是市场在哪里，总部基地就应该在哪里。现在的管理经营和思想在哪里，总部基地就应该到哪里。技术在哪里，总部基地就应该在哪里。世界大企业集中的地方也是总部基地所在的地方。只有各方面具备这样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讲，联想在纽约设立总部，表明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国际迈出了新的一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选择。但是我不赞成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到国外设置总部基地，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来设定。

　　国际化必须解决的问题

　　汤敏：我谈三点，第一点联想搬到纽约会得到什么？第二我想谈在座的各位和全国人民都关心的联想会不会成功？怎么样才能成功？第三我想谈联想到美国设立总部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联想得到了三大平台，一个是国内比较缺乏的金融平台，纽约有世界先进的金融市场、股市和银行，这个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是信息平台，在那里全世界先进的技术信息和商业信息都汇聚一起。第三是非常国际化的政策平台，联想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在纽约会有不同的政治平台，在国内是营业税，在那里就是所得税，它不赚钱就不交税。这和国内不一样。还有提到的很多优势，但是这三大平台对联想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它们搬过去和以后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有平台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用到这些平台。最近我们看到媒体上报道TCL和国外的合资也碰到了一些挫折，联想能不能成功我们现在还要拭目以待，毕竟这个是在新的巨大的舞台上、我们完全不熟悉的舞台上重新来演的一幕历史剧，能不能成功，我想三点非常重要。第一是联想能不能用好国际人才。因为最终实际上是人才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按照国内的这套人才的方式，这套人事制度，这套人才的评价和任用，没有更广阔的心胸和能力，就很难成功。第二我们能不能融合两种文化，因为毕竟联想国内的企业是在国内的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在纽约和国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能否融合。第三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战略和执行力，这也包括了联想自己的问题。这三个的核心还是人才问题。余钟夫：我想是这样，联想到美国去也好，北方的企业到上海、香港去，文化有一个什么问题，主要考虑当地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问题，只要你这个地方是包容的、开放的，不是说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只要是有开放的文明都可以。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怎么融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也不仅是完全用自己的员工，就像国外的公司到中国一样，大量地聘用当地员工，也是非常实用有效的解决文化融合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政治法律条件，政治文明的水准和法制的水平和社会水平。几个方面对于具体企业来讲权重是不一样的。不同阶段核心的问题还是发展机会的问题，否则也很难解释国外的很多公司把地区总部搬到中国。因为中国有些方面不是很理想，我们毕竟还在一个转轨过程中，很多东西都需要完善，至于说是到底哪个因素最重要，这个视具体的企业而言，可能考虑的权重不一样。

　　刘建国：联想到纽约也是现阶段比较好的选择。可能他在中国的分额已经做这么大了，在东南亚已经做这么大了，真正的国际化必须要走出去。联想在国际的发展最大的瓶颈还是文化的融合。很多的人到国外去，西方人吃面包，中国人吃米饭。价值观和对各种事情的判断和理解完全不同，有的时候甚至截然相反，这个时候可能导致一个企业中间有很多的论点，结果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和融合。

　　许为平：实际上企业文化的选择是一部分，文化要融入它，而不是选择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恰恰是总部选择以后，对企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发展有利，这个是企业现在总部的命根子和核心领域。在这两点的前提下，文化差异是必然的，因为不在一个地方，不同的文化没有办法一定要融入。对于已经被切入的区域实际上带来一种新的移民文化，对于总部聚集的区比如说北京，江浙很多的企业到北京来也带来了异地文化到北京，对北京的文化也是一个推进。我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选择总部上不存在文化的差异性。就好像柳传志选择到纽约，完全是两个民族的文化，但这不是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纽约更适合它的经济和企业的发展。

　　找城市代言企业

　　杨重光：总部的因素有很多，政治经济生活教育各个方面，根据现有的调查和情况来看，最重要的是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水平，这是最主要的，现在有的地方把优惠条件作为最主要的条件，如果城市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发展水平，没有足够的市场经济制度水平，再优惠的条件也难以吸引企业到你这里来，首先还是一个政策问题和制度问题或者说体制问题。

　　汤敏：对我们有什么启示，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启示。对于北京来说，对于想提高吸引力的城市来说，应该是建立好的政策平台，这个是政府可以做而且是企业希望的。我们企业要经常寻找适合自己的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在某一个地方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们应该不断地寻找新的平台，看这个是否适合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企业也应该用脚投票，当你认为这里不合适的时候，你可以用脚投票，这也可以促进政府改进。一些企业走了，它才会对比自己的城市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才会改进。

　　我想我们去告诉企业该搬到哪儿去，我们的信息量不够，企业家比我们更了解他们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去。经济学有一个假设是理性人，某一个企业只要给它一定的选择，它一定会选择适合它的地方。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企业选择的权利和地方还不够，因此从国家来说，从北京市来说，要想吸引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总部要搬到北京市而不是上海市的话，北京市就要给企业更多的原则，包括一些很简单的员工上户口的问题，都是一些问题，北京给了这种平台没有？纽约不需要说服联想去搬，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作为北京来说，作为总部基地来说，你要给企业选择，这个比告诉企业搬到哪儿更有意义。

　　刘建国：一个企业对总部的选择，简单一句话，站在未来看现在，我们要在三年五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现在该做什么。我觉得选择总部应该选择自己企业最合适发展的城市，所以作为一个战略的决策首先要提前，站在未来看现在。一般的企业找明星来做代言人，而我们找代言城市。对于奔腾电器，上海这个城市无偿地提供了城市平台为企业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