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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建伟 实习记者 王 娜 特约作者 李黎莉 北京报道
5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经济高峰会上，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主题圆桌论坛，成为高峰会上的亮点。
本次论坛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先生主持，参与讨论的七位企业家和专家
嘉宾——IFC国际金融投资主管谭祖愈、清华紫光控制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裴嵩、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韬葵、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志泽、科特勒集团营销总裁米尔顿·科特勒、毕博大中华区董事长总经理朱农飞、哈佛大学亚太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劳维信，共同围绕“中国创造”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再次将旷日持久的“中国制造”争论推向新的焦点。
这场辩论最终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但却挑明了有关“中国创造死结”的核心矛盾。那么，究竟是什么制约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呢？
缺失的工业文明
“中国的工厂在制造一切，但是产品利润从制造向创造的转移，让中国企业在代工环节的获益微乎其微，而且世界市场能否顶住每个国家的政治压力持续地向中国开放？”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困境。
这一质疑把专家们的争论焦点转移到了对英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的工业革命”的反思上——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在开放经济的20多年来，直接地被中国制造的工业革命所牵动，问题是中国制造走过了20多年，形成了所谓的“工业革命”，但是并没有产生统一的工业文明和工业文化。
“西方工业社会的重要推动力是它的工业文明，但是中国目前还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工业文明。”IFC国际金融投资主管谭祖愈认为，这是他坚持中国制造的重要出路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原因。
在专家们看来，现代工业文明自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就一直推动世界工业的进程，这种文明主要是指工业文化和工业思潮在现代工业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创造力，并且与每个国家的本土特色和民族文化互相兼容。因此，在李稻葵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制造应该发挥“大国优势”而不该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模式的时候，几位嘉宾同样对欧洲、日本、韩国等地的工业文明进行了争论。
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对欧洲后来的工业思潮，尤其是设计、文化、创意等方面的推动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种创造源泉也不断演进，比如由意大利逐渐向法国演进。这些国家都坚持了自己的工业文明的特点，中国的企业实际上也应该坚持把中国文化和民族特质的色彩，融合到工业产品和企业品牌的创建中，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其它国家。“登喜路一看就是英国绅士和贵族的文明和文化气质，这种东西是我们无法拷贝的，也无法模仿的，中国企业也没有必要模仿！”吴志泽说。
哈佛大学亚太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劳维信，直接解剖了日本工业模式，并且以此对比了中国工业革命的文明化进程。他认为日本工业有独到的特点和文明，比如精细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人性化设计、个性化智能等都融入了日本工业产品之中，甚至渗透到企业品牌的骨髓里面。“当索尼公司的设计师以及许多日本消费者，突然看到了市场上出现了美国苹果公司的ipod数码产品时，他们非常惊讶，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工业产品应该出自日本，而不是美国！”
面对关于“中国工业文明”的争论，营销大师米尔顿·科特勒的观点并没赢得普遍认可。“中国的制造业应该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路径是去购买，去收购那些国际品牌，包括它们的技术。”科特勒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极大地缩短“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时间。但是，包括劳维信、吴志泽在内的嘉宾一致反对，李稻葵则认为中国企业应该走自己独特的大国模式，尽快形成中国的工业文明。
在专家们看来，工业文明是带有先天基因的，欧洲百年的工业文明成功并非一向出口商品。当日本发现了法国的计划性、北欧的福利制度、德国的社会市场要比美国模式和既定的传统更令人满意，从而对于日本的再造和成长起到强有力的作用时，日本的经济改革建制明显地开始不同于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因此，专家们认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更不能够拔苗助长，而“打开中国创造的死结，缩短制造时期的学习过程”是与会专家的共识。
受约束的经济导向
当围绕经济环境的争论掀起以后，专家的观点则明显地统一起来。
“我们希望在媒体上投放更多的广告，但是这种单纯的企业行为并不是由企业单独决定，而要层层报批，并且我们的广告投放还有比例限制。问题是我们需要尽快地塑造品牌，广告是一个重要手段！”吴志泽说。
吴的观点迅速得到清华紫光副总裁裴嵩的认同，裴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创造的能动力不足，这取决于原始积累的压力，“有钱就赚”一度是中国创业者的重要共识；另外中国企业的创造环境不充分，许多企业行为并不能取决于企业本身。
在专家们看来，“中国创造”的原动力不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导向”问题。早期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角的是国有公司，大批国有公司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机制改革之中，既没有创造的能动力也没有创造的机制。随后，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跨国公司，这是中国开放经济的结果，跨国公司竞争一方面迫使中国公司放弃创造而忙于“接单”，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巨大投入使中国公司的创造力受到打击。“创造的主角应该是民营公司，它们需要竞争而去参与创造，但是它们长期以来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角，这抑制了中国创造！”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戴维说。
融资环境的不完善也是专家们争论的热点，“基础创造是需要资本支持的，没有雄厚的资本支撑，每个企业都不敢轻易冒险去尝试创新！”裴嵩说，中国的融资环境，尤其是民营公司的融资环境(主要指股市和银行)长期以来并不健全，这使得“创造资本”非常匮乏。
毕博大中华区董事长总经理朱农飞则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创造”的资本支撑不完善，更使得中国企业需要另辟蹊径去创造，而不是进行高风险、高投入的创造。“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企业经营本身，乃至竞争的压力都不允许中国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高成本创造，因此它们最好选择低成本的创造，然后逐渐过渡。”
另外，李韬葵认为，中国以国家意志去推动，并且以相配套的国家支撑机制去扶植的“中国创造”不完善，这种配套既包括金融性的机构(股市、基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也包括行业协会的重建，以及企业联盟参与的国家项目协调机制。
乏力的技术商业
“要想实现中国创造，首先要尊重创造，尊重知识，尊重技术，而对知识产权和技术产权的保护是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朱农飞一针见血地表明了毕博咨询公司的立场。
朱认为，“中国创造”需要中国企业不要始终依靠“汗水工业”的微薄利润成长，必须逐渐在核心技术的商业化方面有所突破，这将决定中国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的优胜劣汰。
朱农飞和安维信坚持中国应该推崇“创意工业”的力量，专家们提到了在全球消费电子领域领先的韩国三星公司。三星正在用中国的世界工厂去“设计一切”并“创造一切”。例如，三星会根据记录的不同国家、种族、性别、年龄的“消费者”，将冰激凌、鸡头、啤酒、牛奶以及其他食品存放的位置，来设计冰箱的抽屉和储藏室。三星也会每年斥资数亿美元用于改善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和MP3播放器等所有产品的外观、触感和功能。其成功的战略模式，很大部分来源于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的“创意工业”，即那些根植于个人的创意、技巧和才能的产业。
“有的公司似乎并没有生产什么实在的产品，但不要忽略它们——咨询顾问公司提供的仅是演示和报告，媒体提供的仅是转瞬即逝的信息，环球嘉年华提供的是快乐……但正如我们隐约意识到的，一些事正在发生，这些产业生产着对整个经济、社会和人群越来越重要的东西，即无形资产在创造越来越多的价值。”科特勒从现代营销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创造”的新的设想和建议。
朱农飞还认为，“中国创造”不仅意味着核心技术的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型的转变。在残酷商业环境下诞生的戴尔公司，其成功并不在于核心技术的领先，而是因为它创造了“电子商务直销”这个全新的商业模型，即一种原创性的经济模式。此外，IBM公司从工业性商业模型到服务性商业模型的转变，也让其获得了足够的声誉和利润。
“索尼为什么能从日本电子公司的大衰退中挣脱出来？因为它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模型，把娱乐业和消费电子制造业融合到网络平台上去经营，这种创新重塑了索尼公司的竞争优势！”朱农飞认为“中国创造”必须鼓励这种形式的创造，而不仅仅是技术商业化。
“事实上，基础研发和纯技术创造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来说是一个奢侈品。这注定了‘中国创造’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李稻葵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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