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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城雄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姜伟新在5月24日开幕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峰会”的致辞报告中表示，我国将力争到2010年完成循环经济战略发展的一系列环境建设，为初步建立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奠定基础。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笔者认为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资源的节约并不是靠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
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正确的资源政策为引导，提高资源消耗成本，突出资源节约的经济效益。
中国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紧缺的国家，不少政策对资源的消耗和占用却无可奈何，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的使用也是按照计划的方式分配，其价格的形成当然也是计划定价，而非市场定价。改革开放到今天，大部分商品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定价，但是许多自然资源及其相关产品的获取和使用却至今仍未实现市场定价。这不仅成为一些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理由，也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公平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使得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浪费极其严重。
从能源方面来说，1998年，中国1亿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12.03万吨标准煤，大约是日本1亿美元GDP所消耗能源的7.20倍、德国的5.62倍、美国的3.52倍、印度的1.18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28倍。而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价格基本上是国家定价，许多企业在低价能源的支撑下，发展高耗能的产品，并获得了可观的回报。直到近几年，各地出现的电荒、煤荒、油荒，才让人们意识到能源再也不能在低价位上无限供给了，国家相关部门也调整了一些能源价格政策。
此外，水资源使用政策也让人担心。因为水资源的定价并不是中央政府的事，而是由各地方政府说了算。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往往不顾地方资源状况，长期维持降低的工业用水价格，以保护当地工业的竞争力。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八分之一，是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下限标准，属于重度缺水地区，在这里如果发展耗水工业，将有点不适合。但是，1985~2000年北京的工业总用水量却从35亿立方米增加到67亿立方米，几乎翻了一番，工业取用的地下水占到市区全部地下水供水的49%。在工业总产值节节攀升的同时，工业用水也挤占了生活用水，而且让百姓为工业利润埋单。虽然北京市的生活用水仅占总用水量的31.3%，但是为了节约用水，近几年来北京市的生活用水价格连续大幅度上调。可是这并不能缓解北京的水资源紧缺，因为10年来的资料显示，北京市民年人均生活用水量基本稳定在30吨左右，这样做显然是以削减居民福利为代价，维持工业较低的运营成本。所幸的是，北京已经意识到了长期让百姓埋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能持续的，北京市政府已经在有意识地限制高耗水工业的发展，首钢也即将迁出北京。
实际上，资源的过度消耗不仅仅体现在能源和水资源上，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等都或多或少地面临危机。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资源政策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了必须全面变革的时候。资源政策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如何变革资源政策，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已经不是某个部门、某个地区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道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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