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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定伟
旅行者进入重庆时，都会与喧哗相遇，不管是从陆路、水路还是空中。尤其于夜幕降临中坐在江边的大排挡时，除了热闹还有恍惚——这个城市中心圈正以每年20平方公里的速度快速膨胀。
这与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没有两样：起重机、高楼和或多或少的尘土飞扬。城市化是这些城市共同的旗帜——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是：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
这些给了城市管理者莫大的支持。城市化正通过城市规模扩大的方式在全国各地涌现，这是一条看起来符合各方尤其是符合民众需要的道路。
重庆市副市长赵公卿说，在通往城市化的道路上，政府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是，投资基础设施、完善市政功能，然后通过市场的方式让地产商们进来，将城市丰满起来。
但是，批评者认为，地方政府选择城市化的根本原因是，以城市规模的扩大来拉动经济、政绩及形象工程，不管是发达或不发达城市，方式基本一样。
学者刘守英说，这与税制有关。1998年中国的分税制实行后，增值税75%归中央，25%归地方，企业所得税收中央和地方各占50%。
政府正是通过城市化来获得税收。税收中通常增长最明显的是房地产税和增值税，其中增值税在地方税收中的比重在下降，而房地产税和建筑业税在上升，扩张带来了明显的效应。
很显著的数据是，就全国来说，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占60%，而其税收在下降，房地产税占到地方税收的三分之一。这是扩张来自土地的间接税收。
还有直接税收，就是地方政府扩张的耕地占有税，占地越多，卖地就越多，土地税收就会越多。而土地出让的收入更是各地政府的利器。
这正是众多批评者对地产过热的声音。
只要政府不过热，地产就不会过热。这是重庆的经验。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的供给，通过地产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通过市场秩序的规范等来使地产不过热。重庆的现实支持了他的种种作法——在中金公司就全国城市地产的调查中，重庆的数据都显示了这个市场正处于稳健发展的态势。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的专制皇权具有双轨性格。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涂炭时，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
所以地产商潘石屹发问说：地产大起政府要负责，大落也是不是要负责？
当然，皇权时代已是历史，现在服务型政府是方向。城市的管理者以政策号令民众，并宣称带领他们奔向美好的未来。对于管理的善意，我们不应有所怀疑。可是，谁来保证他们是全能的呢？
《圣经》一开始就说：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其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但这并不能阻止这样的看法：上帝创造这一切时，当时并没有人在现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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