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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庆
国有银行积累了巨额亏损，这早已不再是秘密。但是，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银行亏损和苹果腐烂遵循同样的原理。苹果一旦开始腐烂，腐烂的部分就会持续地、加速地扩散，直到全部腐烂掉为止。银行也是一样。一方面，中国的国有银行如此长期而大面积的亏损，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如果不改革体制、转换机制，亏损注定会持续增加。更糟糕的是，
即使成功转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亏损还是会继续。现代经济理论和美国银行业的前车之鉴都说明：正常的银行倾向于控制风险，资不抵债的银行则倾向于冒险。他们的心态就像蚀了本的赌客，为了迅速翻本而不被清除出场，总是掷下更大的赌注。不幸的是，按照数学规律，这种冒险多数会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多数冒险的赌徒背上巨额赌债，多数资不抵债的银行也越陷越深。于是不难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竟然没有降低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
比喻有助于理解，但并不能代替论证。如果你想知道美国银行业的前车之鉴和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可以看看米什金(Mishkin)或者考夫曼(Kaufman)编写的新版货币银行学教材。他们两位既是大学教授，又曾经是美联储的官员。如果你不相信美国案例会在中国重现，你可以看看《经济观察报》2004年12月20日报道的广东发展银行案。2002年8月，央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张光华博士调任广发行行长。鉴于海南发展银行1998年被关闭的教训，他决心把规模搞大。他相信，政府不会让大银行倒闭。2003年，广发行的贷款余额增加了52.40%，调整后的资产总额增加了37.79%。可是广发行的损失同样增长很快。张光华刚刚上任的时候，广发行的不良资产净损失还不到200亿元，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就增加到300亿元以上。
理解了“银行亏损就像苹果腐烂”的道理之后，不难理解对国有银行注资的必要性。但及时达成注资的决定并不容易。大规模使用财政资金为银行注资需要全社会达成广泛一致，需要人大表决通过。然而达成这样的一致有很大困难。首先，每一届政府都愿意在自己在任期间开工新工程、上马新项目，不情愿收拾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况且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由来已久，远非一届政府的财力所能化解得了。所以国有银行早该注资，但迟迟没有提上日程。其次，国有银行长期掩饰实际经营状况，忽然告诉公众发生巨额亏损，人民当然要问责。但是，回答问责和追究责任需要很长时间。等到这些问题回答完了、责任追究清了，新的亏损、问题和责任又积累起来了。决策过程越民主，注资行动越有可能一再拖延，以至于窟窿越来越大。这是民主的代价。1998年，人大勉强通过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对工、农、中、建行注资2700亿元之后，短期内再通过类似提案的可能性不大。
难能可贵的是最近两届政府都没有放弃努力，注资行动或间接、或曲折地进行着。例如，1999年，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国有银行间接获得注资；2003年，通过动用外汇储备，中行和建行曲折地得到注资。正在酝酿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另一条注资渠道。当然，这些注资方式大多存在一定问题，是在财政注资行不通的情况下的次优选择。如果从方案的制订者和决策者自身利益考虑，有些行动实在是得不偿失。例如外汇注资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将来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很可能受到更多批评甚至指责。即使达到预期的效果，成功地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他们的贡献也很难得到承认，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以为原本存在发生这样一场危机的可能。所以，他们不顾个人得失、敢于承担责任作风是可歌可泣的。他们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坚持推动这场不容拖延的金融改革的精英。
我期盼注资，更企盼注资以合法、高效、低风险的方式进行。在民主决策程序中，只有足够多的人了解其中的利害之后，这个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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