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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要不要加快“重型化”工业发展步伐，以及怎样成为一个在重工业领域举足轻重的大国，成为中国的经济专家、政府官员及各方面人士激烈争论的焦点。到了今年年初，伴随着中国经济局势的日趋复杂，这一争论也不断升温。现在看来，中国似乎已经陷入“重型化”要不要加快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困惑境地。
一种观点认为：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缺乏质量和效率，是一种劳动密集条件下
的、体力型的粗放经营；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且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突破现在所扮演的“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加大投资并向重工业领域发展，可能会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生态环境遭到更大破坏、人与自然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在中国现有体制条件下，重型化工业根本无法与国际先进国家正面竞争。所以，大举向“重型化”投资，后果不堪设想。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经济竞争日益强大，如果不借机加快“重型化”工业的发展，将来必然会受制于人；更重要的是，中国一旦渡过初级增长阶段而转入集约增长阶段，需要强大的“重型化”工业做支撑。再说，中国不能永远扮演给他人打工的角色。
由此看来，中国在“重型化”发展问题上，的确陷入一种困惑状态。想必中国高层决策者也难以在短时间作出决择。在此，我们不妨就这一问题，先听听来自各方面的言论。
面对重型化，中国民企有太多的忧郁
与2003年意气风发转型重化工业形成强烈的对比，整个2004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以忧郁的神情关注着中国关于重工业化的政策变化。
2004年4月，国务院铁腕调控，严控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汽车五大行业，而这些行业正恰恰是民企们寻求"第二主业"、摩拳擦掌希望进入或刚刚进入之地。一批民企来不及刹车，以短融长投建立起来的资金链脆然断裂；一批民企还没来得及迈步，就悻悻地缩回了步伐。而令他们郁闷和不解的是，当他们被批文、被资本金束缚住手脚时，却眼睁睁地看着建龙退、杭钢进；武钢增发、济钢上市；铁本在常州被查处闲置之时，来自澳大利亚的博思格在苏州开张。
越来越频繁的反倾销调查、越来越少的投资边际收益、越来越激烈的价格战，以轻工业起家的民营企业在切断了考察良久的重型化工业之路后，唯有叹息与迷茫。以温州炒房团为代表的民间剩余资本，在2004年有多热闹，就有多无奈--炒房竟成为资本增值的最佳方式。
除了被动等待，就没有其它的途径了幺？情势急切，在夹缝里成长起来的民企纷纷投靠、收购国企。此类收购如此之盛，以致国资委专门发文强调中央企业这种收购必须报吿。
又一条充满希望的金光大道被切断了。
民营企业家坐不住了。与外界的想象完全不同，相当多的民营企业由"轻"至"重"的决策，酝酿了相当长时间。东方希望的刘永行、鄂尔多斯的王林祥对"第二主业"的选择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其间包括对若干产业的考察，对资金、人才、技术的筹集和积累。与10年、20年前他们草创基业的时候不同，他们进军重工业时，有非常明确的全球视野。他们对产业走向的判断、对成本利润产量的估算，均是将企业放在全球生产体系下作出来的：春兰的陶建幸在参考国际大公司的产业升级史后，做出应该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升级的战略判断；刘永行规划的铝电项目成本只有跨国公司的1／3；郭广昌大炼钢铁是基于他对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的认定；王祥林比较了全球近十年来硅铁的价格波动和市场需求，最后决定上硅铁项目。他们攥着辛苦创业一、二十年攒下的资本，雄心勃勃地准备再展鸿图，而最后，只能干等？
生于缝隙的中国民企，难道要永远地锁定于低端产业？难道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只能是个遥远的梦？
能稍给人一点心理安慰的是，2004年9月，温家宝总理亲赴温州召开了一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于是，并非偶然地，《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即非公36条)出台了。更并非巧合地，发改委于2005年3月出台了一个新的钢铁行业市场准入条件。
一只脚已经迈入重型化工业的民营企业家们忧郁的眼神或许可以稍稍轻松一下了，但是他们重型化之路的前景和命运如何，也许连上帝也不知道。(G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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